【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不难发现，在这里作家已用悲凉的画笔代替了《生死场》中那似戟的笔，她深深地体验着而不单单是呈现着那浓厚的人生悲凉和空虚，并以她特有的沉郁和永恒的忧患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和责问：“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在她的眼中，那平日的琐屑反馈于接受对象的却是令人怵目惊心的大发现：“生、死、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也就算了”。“埋了之后，活着的仍然过日子”。“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在这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而这“自然的结果”是比“生死场”更可怕的“百年孤独”和荒原世界。因为前者尚有动物性的生存，而后者却是死一般的沉寂；这死的沉寂无疑是一个悲剧，然而呼兰河人却不以悲剧为悲剧，这种麻木不仁超然冷漠才是真正的更大的悲剧，从而在萧红的心中涌动着巨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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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与《生死场》中受难后的凄呼厉号不同，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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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生死场》、《呼兰河传》对于乡土社会历久不变的生活现象、人性表现中，萧红发掘着人类灵魂中的“小”以及中国历史、民族命运的悲剧性。她以自己叛逆而悲哀的心投射出一种整体的“生命哲学”之思，亦即鲁迅曾讲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思考，显示出对一切成规、历史传统乃至人类生存价值的置疑与否定。正因为此，萧红笔下的乡土社会及其人的生存状态笼罩上极其凝重的悲剧色彩。
　　萧红的另一部重要长篇《马伯乐》看来很像是逸出她整个小说系统的斜枝。那悠远古寂的“以背景为主角”的艺术画面已完全隐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活动于各大城市间颇有现代绅士气的喜剧人物——马伯乐。作者一改凝重悲郁的笔调而为轻松、尖刻，以理性的冷静嘲弄了貌似文明的一类人——对现代文明消化不良，又难以摆脱传统文化渗入骨髓的影响。马伯乐是一个阔少式的青年小知识分子，他西装革履，还懂点洋文，也曾因“厌恶”他那“平庸沉寂、无生气”的封建洋奴式的家庭三次出走，而自诩为“现代有为的青年”。不过这些“现代化”并没有消除其病态心理，他狡猾自私又卑琐胆怯，富于幻想又懦弱无能，妄自尊大又自轻自贱……马伯乐这一形象的出现，折射出“国民性”的历史惰力之顽固，预示了澄澈中国国民层层积淀的文化心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貌似轻松的嘲讽语调中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悲凉：“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展的各个阶段……以悲凉为其核心为其深层结构的美感意识，经常包裹着两种绝不相似的美感色彩；一种是理想化的激昂，一种却是‘看透造化的把戏’的嘲讽”。“着眼于民族灵魂再造的艰难任务，着眼于历史起点严峻的‘先天不足’的作家，倾向于用冰一般的冷嘲来包裹火一般的忧愤”。感性的战胜使萧红的人类思考带出悲剧色彩，而理性的加强又使她显出了对人类悲剧意味的淡化，对崇高感的削弱，甚至也是对一切寻求的苦痛的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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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抗战的炮火掩盖了启蒙的声音。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萧红在心灵的一隅，用生命贴近着现实，以先觉者的悲凉笔触抒写人生苦难命运，揭露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使“五四”文学开创的个性主义、人道精神以及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得以进一步的延续和拓展。
　  在萧红的悲剧意识中，妇女命运是她思考的核心问题。作为一个饱受男权社会之苦的女性，萧红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体会最切的，当是她作为女性的那份经验，这一性别角色几乎规约、困扰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规约和影响着她的全部创作。
　　萧红从小由于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行为而受到心灵伤害，少女时期又目睹了周围一些女子由于婚姻不幸带来的悲惨遭遇，以及后来个人生活上所受的情感挫折等，使她对女性的不幸命运抱着深切的同情态度，而敏感自尊的个性更使她对来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十分痛恨。这些都直接地影响着她的创作，使她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对女性作为“弱者”的命运和地位格外关注。萧红不仅关注着女性由经济压迫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更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写出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被无情践踏的历史命运。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村发生普遍的骚动与革命。于是，作家们大抵从政治的、阶级的角度来反映包括妇女在内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如叶紫的《星》、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等。然而，萧红则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她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因此具有人性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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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的多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揭示女性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如果说，萧红在她的早期小说《王阿嫂的死》中，叙写一位农村妇女的惨死，还只是下意识地描写女性的苦难．，那么，她写作《生死场》、《呼兰河传》，表现群体女性命运，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一方面，萧红着意表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的苦难；另一方面，则从对**描写的空缺中，揭示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
　　生育，这一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的笔下，却成为女性人生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妇女自身的性别因素所造成的“自然压迫”。这份既不是她们所能选择又不是她们所能拒绝的痛苦是无偿无谓无意义无目的的，在这里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而丝毫没有做母亲带来的精神心理的满足。《王阿嫂的死》沉重地触及了女性的深重苦难，描写一位农村贫困妇女王阿嫂为履行生育天职惨死的状况：“她的身子早被自已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再由一个新的“小动物”接续自己非人的虽生犹死的生存。在《生死场》中萧红以更滞重的笔墨描写了“女性的刑罚”，直接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放在一起，写出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那“刑罚的日子”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血光昭示女人们所受那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所得到的却是男性的蔑视与欺压。五姑姑的丈夫总是敌视她生孩子，金枝因怀孕行动不便而遭到成业打骂，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小金枝就被父亲活活摔死。萧红在此融入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她两次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苦痛。因此，萧红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一再把“生育”这一女人伟大的创造性业绩，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这是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也是萧红作为女人的刻骨伤痛。正是这心底的隐痛使她很少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描写**，不谈爱情成为萧红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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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女性视为第一生命的东西，它一贯是作家讴歌描写的重点，也是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表现的重要主题。可是在萧红的小说中，爱情却是一个沉默的缺席者；作家正是透过这一**的空缺，揭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悲剧，即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的符号，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她们纯真的恋情也遭到幻灭。当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却被他鲁莽和野蛮的动作压在身上，像一只羔羊在颤抖；当成业的婶婶慨叹着青春易逝，男人都靠不住时，其间正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仿佛如同生命的轮回，同样的歌声，同样的情境，孕育、演化着一个个相同的悲剧故事。一切都出自“本能”，不带有一点理性思考，爱情在这里仍然是无法进入本文的空缺，它被男性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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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最容易表现出“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马克思语）中国妇女千百年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仿佛从出生就被打上了等级烙印。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意识用“三从四德”规范了女性的文化视野，摧残着她们的生命力，使她们无法展示主体的生存意志，获得人格的尊严和独立。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社会地位十分卑微，她们隶属于男人。《生死场》中的妇女“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成业的嫂嫂在自己丈夫面前好像一只小鼠，她说：“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如果说未婚前的她们还有过对男女恋情的渴望，那么在婚后，这种渴望便荡然无存，只能在想象中寻找一点安慰。因为“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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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正是从婚姻生活中窥视到人性的失落和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在乡村，妇女“永久不晓得，永远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人生视野的狭小使她们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只收获到悲哀。成业对金枝没有高层次的情感交流，只有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患了瘫病，丈夫不但不心疼、照顾她，反而百般痛骂、虐待她。直到她身体生蛆，牙齿发绿，被折磨而死。
　　在金枝、成业嫂嫂和月英等女性身上，压迫并不主要地被表现为异族侵略势力和剥削者的凶残，而是来自另一性别的残忍与粗暴。所以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地表白：“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历尽苦难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最后决定出家当尼姑，从而表达了对男权世界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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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流露出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以入木三分的反讽笔墨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给予了强烈抨击，嘲弄和“颠覆”了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种种期望标准，诸如“温顺”、“温文尔雅”、“孝顺公婆”等。萧红深晓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对女性身份、行为的界定，揭露这一特定的女性性别定义实质是男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软的锁链，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扼杀着她们鲜活的生命。健康、美丽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因为“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招致代表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力的攻击、虐杀。“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更是在“劫”难逃，“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作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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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地服从”。来自男权世界的伤害使女性正常的人性受到压抑和扭曲，有生命力的个体价值尊严被无情践踏，也映射出愚昧、偏狭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女性人格的本质摧残。虽然男权文化不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最直接力量，作为一种间接的因素，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衰微。
　　萧红唯一涉足**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是她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作家着力刻画了主人公翠姨这一美丽娴静的女性形象。翠姨朦胧的**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更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终于在无望的沉默中把爱深埋心底，直到抑郁而死。这里，萧红写出了女性作为人的精神的苏醒和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她以平静的语调写出了女人无力按自己的心愿决定命运的辛酸。从早期的王阿嫂的死到绝笔小说翠姨的死，萧红小说恰恰连接了女人无爱的痛苦和虽有爱却又不能爱的困境，连接了女人作为人的艰难觉醒和无声的死亡。萧红正是通过描写女性在沉重的精神锁链的轭制和现实的压迫下戚戚而生、郁郁而死的悲剧命运，揭露了男权社会的无情和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