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 【转帖】

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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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长，双重打击落到我家头上。先是大哥在学校体检时发现有肺病，父亲知道后送他去牯岭养病一年，哪知一年后回到上海发展成骨痨，从此，大哥自胸部以下被打上了石膏，石膏壳架在一个特制的钢架床上，只在下面开个洞方便排泄。当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可怕，为避免传染，母亲禁止我们进大哥的房间，一切由她料理。 可怜的母亲她从来没干过什么家务活，现在要照顾这么一个特殊的病人，就显得很狼狈。偏偏这时随着战事推进，战火连天，爸爸寄给我们的家用钱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没钱交学费，二哥只好辍学在家，当时才18岁的二哥突然变成了大人，为母亲分忧。每天一早他戴上大口罩、手套要去给大哥搞卫生。母亲不允，他笑嘻嘻地着举起双手说：“嘿！这不注意着吗？”以后他常去大哥的房间陪伴他，还找来木板，给大哥做了个可以架在石膏壳上的小活动折叠桌，成了大哥的写字架、看书架。不知何时，二哥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吉他，常去给大哥弹唱表演。要不就给他放唱片，或两人一起欣赏珍藏的邮票、火花。 大哥有二哥常相伴精神好多了，二哥对大哥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母亲也顾不了许多，就不再多家阻挡。

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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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钱汇不过来，没钱给大哥买药。当时的上海物价飞涨，药品奇缺且贵。大哥的病要维持，我们也要生活，没办法，便将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典当。二哥经常陪着母亲出入当铺或旧货店。那时还让我念书，二哥就成了我的家长，交学费，买书，检查功课一切都是二哥。大哥的病使母亲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没钱治病她便求助于神灵，开始迷信菩萨，老去城隍庙烧香许愿，祈求保佑大哥，还变得很唠叨，成天不停地说这要消毒，那没消毒。二哥听着总是耐心地按她的吩咐做，母亲说他什么从来不回嘴。
    当时的话剧演员韩非是二哥的溜冰玩伴，见二哥失学在家，人长得很帅，又能讲标准的国语，就建议二哥去报考他所在的上海剧艺社当演员。二哥报考后立刻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二哥有了工作，我就去陪大哥，这时大哥教我英文拼音法，给我的英语打下了好基础。记得大哥一边教我，手上不停地给我织毛衣，后来由母亲消毒处理后让我穿上，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花毛衣。二哥有了点收入，对家里不无小补，从此他负起了家庭的经济重担。

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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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奔波与忙碌  
    上海剧艺社是由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剧社，坚持演出爱国的进步剧目。但是由于白色恐怖，一些知名的左派戏剧家，如夏衍、于伶等人不得不转移去香港或内地，上海剧艺社宣布解散。随后又由当时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戴耘、张可、英郁、柯刚等一些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如李伯龙、朱瑞钧、吴纫之、吴琛、吴天、章杰、李健吾、宋琪等重组了名为同茂的剧社，二哥也跟着去了，我因读不起书，便也进了同茂剧社，这时二哥已经在剧中担任主角，当时我们兄妹经常同台演戏。二哥的工资高一点，就由他养家，我的工资就为我俩的零用钱。当时演员的工资很低，生活清苦，深夜下戏都步行走很远的路回家，半路在路边吃点夜宵。记得经常在发工资前几天，二哥会提醒我：“明天给大哥交牛奶费，今天晚上咱们买一块粢饭两人分，一人再喝碗豆浆。”到吃的时候，那块大点的粢饭糕二哥是一定分给我的。 二哥什么时候都先人后己，从小到大一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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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茂剧社是一个严肃正派的剧社，演出的剧目有曹禺规矩巴金的小说改编的《家》，杨绛的《皆大欢喜》，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魂归离恨天》，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及记不起编剧的《八仙外传》《甜姐儿》《镀金》《富贵浮云》《结婚进行曲》等等。剧社领导很注重对演员的培养，不定期举行戏剧讲座，讲者记得有：李健吾、宋琪等。还为演员安排基本功训练。请当时上海苏联芭蕾舞老师上芭蕾课，请国立音乐老师教演员练声。这里还有一段插曲：为练声我一定要二哥给我租一架钢琴，二哥看了我一会儿就问我：“你能坚持吗？”我说：“怎么不能？”就这样，租来了琴。因上海房子小，只二哥的亭子间能放，钢琴没法搬上楼，只好从窗口吊进去，费了这么大劲满足了我的要求，可是我练了没多久，就再听不到声音了。二哥只说了一句：“我就知道你……”退了琴，他没有骂我，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做到父亲要求我们的“凡事一定要做好”。二哥的不语比骂我更有力。当时我们后台的学习空气很浓，不急于后场的演员都是手上一本书，好几个人参加了俄语老师柯希乌洛夫组织的俄语学习班。柯准备培养一批能用俄语演出的班子去苏联演《雷雨》。有人读乐谱，如卫禹平和我二哥都在学大提琴，卫禹平是随俄国老师学，二哥则考进上海国立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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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演员自我修养》被大家传阅得快散了，刚出版不久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更是传阅的热门书。大家比、看、背诵罗曼罗兰名句，总之文学气氛极浓。除此，我们还有地下活动，有时戴耘、英郁等地下党员会组织一些演员去陈钟家的亭子间，学习从解放区带来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记不太清，也可能是《论持久战》）。同茂剧社俨然是一个灌输革命思想的根据地，二哥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由戴耘介绍加入了地下党。
    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家人团聚指日可待。可就在此时，与疾病相持了七年的大哥却不幸去世了，没有等到见父亲一面。在他临终前我们被禁止接近他，只有母亲一人为他送终。那些天，二哥心情悲痛、沉重，一句话也不说。大哥和二哥从小到大一直形影不离，手足之情极深。大哥患病后，二哥体贴入微地照顾他，帮助他。后来只是为了生活计不得已成天奔波，不能多陪伴他，我想二哥是为此而内疚。大哥去世对母亲打击最大，求神拜佛仍不断，样样消毒习惯仍不改。人则成了一位头发花白，身心憔悴神神叨叨的老太，二哥对母亲更是百依百顺，嘘寒问暖，尽量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