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 【转帖】

拥抱快乐

自从这段每天短暂的相聚后，使我和二哥的感情又加深了一步。之后再没机会和二哥短聚。我回到香港就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只知道二哥被调去四川成都筹建峨眉电影制片厂；1967年，又被借调广州珠影。这期间母亲突然生病，咳嗽吐血，经医院诊断说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癌。当时我们爱过电影界正组团，准备一星期后就出发去马来西亚赈灾演出，我除了当演员，还搞服装兼行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只好写信通报二哥，幸好二哥没再拍戏，正为珠影准备剧本，给纪录片写解说稿，配画外音。二哥见信立即回信说广州医疗条件好，他可以找到好医生，也可以照顾母亲的病。很快又收到他的电报，说他已办好了到深圳的边防证，叮嘱我在指定的时间送母亲去深圳。他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办好了边防证，可见对母亲的孝心！当我送母亲到深圳火车站时，二哥已在站台等候。 二哥只匆匆嘱咐我放心，工作别分心，火车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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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后我们巡回演出返港，做完总结，在二哥周详的安排下，我们的好朋友陈静波把我叫去，先从如何对待生死观，从理论上武装了我，然后拿出二哥写给我的信，二哥请他在不影响我工作和情绪的情况下交给我。然而这信却使我如坠冰窟，原来母亲经中山医院一位著名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肺癌晚期，已经无法化疗只有三月命，医院不收住院，开了最好的止疼药，在珠影招待所疗养。二哥在信上一再告诫我要正确对待，并提出他的计划，分析母亲如在香港治病，我的能力不够，如在广州治病，二哥有能力找最好的医生，请人服侍照顾好母亲，并保证他一定会照顾好母亲，还说要请我允许他负责母亲在去世前这几个月的一切，并让我尽快办理母亲的单程回国证。 读这封信时我潸然泪下，不单单为母亲的不治之症，也为二哥对母亲的厚重孝心和对我的体谅，体贴而感动。他的思维那么细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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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兄妹与母亲在广州去成都前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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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凑巧，这时正值“文革”前夕，毛主席发出号召所有借调外地的人员必须返回原单位就地闹革命，二哥也绝不会以母亲病重为理由延迟返回的。我把母亲的单程回乡证送到广州时，他们已经准备好动身返回成都。二哥一见我就先给我打预防针，告诉我不要哭，要高高兴兴地和母亲告别，鼓励她安心养病（因为母亲不知道自己患肺癌），等她好了你接她去上海看舅舅。我点头允诺。可是见到母亲比两个月前更加消瘦，更加憔悴，我不由心酸，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流，二哥立刻给我使眼色打手语，用其他话语打岔掩饰过去。就这样，我强忍悲痛，强装笑脸，陪了母亲几天，尽一个女儿的最后孝心。待他们必须登车离去时，我望着他们，心里明白，此一去就是我与母亲的生死诀别，可是我却不能陪伴左右照顾她，尽一个女儿的天职。当时心情真是非语言可以形容，目送火车远去，我一个人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火车站上，忍不住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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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香港不久，收到母亲的亲笔信，说二哥经常背她去看病，说她吃药后不那么痛了，相信自己很快会好的。那些天二哥几乎一两天有一封信，报告母亲病情。十个月后……二哥来信告诉我说：医生说母亲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三天，当时我正拍摄者即将要结束的新戏，让我自己决定回不回来。同时告诉我，母亲不同意我回去，怕浪费车钱，二哥说他会很好地送母亲最后一程。只隔一天，同一天上下午收到二哥两封电报，告知母亲已去世。最令我感动的是二哥在火葬场陪伴着母亲，等待入火化炉时写给我的信，这是二哥的遗信，请允许我分段摘录原信，看看他对母亲的照顾是何等细微。
   “妈在二月八日凌晨两点十五分去世。妈的腿、手指、面部有些浮肿，癌细胞已扩散到肾腰，逐渐渗入血液中去了。”
“我每天请二三次医生来家里观察治疗，医生认为家里条件比医院要好，认为不宜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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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来来氧气筒，我建议输液，盐水和葡萄糖。医生说会引起肺气肿。”
“我每日和保姆日夜护理。”
“不论咳得多么厉害，我都安慰她这是最好的现象……她到真信以为真。”
“二月五日，呼吸较为急促，她说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小妹了。我立即大乱她的思路，对她说：你需要心情平静不能胡思乱想，应该多想想好的，以后怎么去上海玩，怎么回香港和小妹团聚。以后她就再没有说这种丧气话。”
“去世前一星期，食量突然下降。”
“七日，大便十余次，大夫认为是全面衰竭，肠功能失效的症状。”
“注射氨茶碱和葡萄糖，呼吸以每五秒四次半减少到三次，接近正常。”
“临终前两分钟开始喘气，医生说并非痰堵塞而死，而是癌细胞梗塞心脏所致。”
“临终前没有撕扯衣裳现象，可以说是舒舒服服去世的。”
“七日一夜，妈便闭着眼睛不讲话，直到临终没有留下任何话。”
“直到临终妈都不知道是所患是癌症，满怀信心地域病魔进行斗争，相信自己一定能痊愈。”
“破四旧，殡仪馆不办丧礼，写这信时我正在火葬场等待遗体焚化。”
“从元月十四日开始，癌症引起的强烈疼痛便逐渐减轻，痛感完全消失。”
“下午一时三十分开始火花。骨灰将装在一个精致的骨灰盒内，安放在家里，我永远陪伴母亲的遗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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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封信时，我的泪水湿透纸背，二哥的的确确送母亲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读信时，好像我也在他身旁一样，二哥对母亲的病情观察何等细心，照顾得何等周详，母亲弥留时的安详反映出她心灵上为有这么个好儿子而安慰。二哥对母亲的孝心我想不仅使我感动，还能感动世人，也可以告知冯家列祖列宗，冯家“孝”字家风，没有因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迁而丝毫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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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远 的 怀 念
  　wenge中，我收到二哥的最后一封信是1968年12月26日写的，下面的署名不是“二哥”，而是被他人改成了“此人是牛鬼蛇神”。信的内容是告诉我已经收到我从广州寄去他第一次向我要的东西——maozhuxi著作英文版，maozhuxi像章、信中表示要深入学习毛选改造世界观，告诉我他离婚的事双方已经谈妥，只待办离婚手续，并要我给他寄两包保肝的葡萄糖。（他的内脏因血吸虫病的后遗症）和广东老乡的黄烟丝及三分钱一本的卷烟纸。我立刻把东西寄去，也不知他收到没有，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信了。我想他已进了牛棚，虽然为他担心，但又一想到全国那么多人都不能幸免，又何况他也算是知名的电影演员呢，挨批斗是少不了的，也会寄两封信给他，但却收不到他的回信。

拥抱快乐

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和二哥断了音信，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报纸上频频出现许多文化人、名演员被“解放”，得平反，却查不到“冯喆”二字。我开始沉不住气，接连给峨眉电影制片厂革委会写信并托国内的亲戚想方设法四处打听，却都如石沉大海。迫不得已，我给港澳办主任廖公写信，向他求助，这信是托人面交的，这才很快收到当时负责文艺界平反工作的刘厚生同志复函，嘱我直接给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写信。
   我纳闷，二哥是什么大人物，有什么严重问题要省委书记亲自过问？我写的信还未寄出，突然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峨眉电影制片厂给我的通知，打开一看，真是遇到了晴天霹雳，只觉得血往头上冲，毛孔耸然，张着嘴发不出一点声。我呆在那里半天才清醒过来，心想这怎么可能呢？通知书上要我去成都，参加峨眉电影制片厂为冯喆同志pingfan昭雪，骨灰安放仪式。我所盼望的怎么是这么个结果？简直不能令我置信。但是，通知是白纸黑字打印的，是由组织正式送给我的。我回到家佯装没事，向父亲谎称出差，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成都。平反昭雪会上说的是：冯喆是在1969年6月2日（距二哥给我最后一封信的日子只有五个月零二十四天）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说他是因长期被关押挨批斗，被诬陷及过重的体力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自缢而死。可是据当时和二哥同关在“牛棚”的好友和邻居私下告诉我的事实真相，却完全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