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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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说萧红小说的结构是一种散文化的结构，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小说只是一些生活片断的随意堆砌。她的小说在开放中仍然有紧凑的结构性，在放任中仍然有内在的统一感。只是这种结构性和统一感不是来自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心理情感逻辑。而这种逻辑又来自于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特有的意味，即她在创作过程中与对象世界相拥抱、相撞击而产生的一种贯穿其创作过程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情感态度，也就是她由难言的历史创痛和现实焦虑所形成的深刻而悲凉的人生哲学。当她从自己所拥有的这种生命的哲学意味出发，抒写为这种主体意味所激活、所照亮的对象主体时，这种主体意味就会呈现在物化的对象主体——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之中，从而赋予她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以内在的秩序和结构。象《牛车上》一篇，散漫地写来，如清泉出山，似风行水上，浑然天成，不着痕迹，而内蕴意味，情致在焉。它不以任何有形的控制，而以情感逻辑为内在制约。可见，意味对于萧红小说起了一种自由组织的作用。这种看似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正是中国散文美学形散而神聚的精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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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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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写实小说是一种叙述性的文学体裁，“基本面即故事”，很少抒情，抒情似乎只是诗词歌赋和散文的专利。现代抒情小说是同新文学运动同时发源的。早在１９２０年，周作人就提出了“抒情诗小说”的概念，鲁迅是抒情小说的开源者，他的《故乡》被誉为“东方的伟大的抒情诗”；郁达夫的小说有自传体性质,强调主观感情的直接抒发；废名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引入小说，奠定了抒情小说的基本创作模式；沈从文将散文式的漫叙引入小说创作，他的《边城》等描写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标志着抒情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萧红的创作始于三十年代初，这使她有可能借鉴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创作经验，但作为一个有着自由创造天性的女性作家，萧红又表现了自己独特的探索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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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小说《家族以外的人》。自我形象是一个聪慧、纯朴、天真无邪的少女，通过这个少女的眼睛，反映了一个善良却又愚拙的老人有二伯的不幸，整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充满了一种温柔而委婉动人的抒情诗格调。小说《牛车上》则通过“我”和寡妇五云嫂在一辆牛车上的交谈，叙述了五云嫂的丈夫被抓去当兵，因领头逃跑而被“就地正法”，撇下她寡妇孤儿艰难度日的悲惨遭遇。整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在“我”——一个单纯、幼稚不懂世事艰难的少女的询问、观察中，反映出五云嫂的情绪变化和内心的悲苦，进而更加深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凄清哀婉的气氛，使小说犹如一首节奏徐缓、格调沉郁、感情悲怆的抒情诗。其它在《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手》等那些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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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莹洁的诗意不仅在于自我形象中，而且通过自我形象反射到整幅自然与人的画面上。萧红善于把自己的情感交融到具体的景、象之中，借之间接地流露出来。这种交融形成了萧红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即情境、氛围和意味（前文已述及）。这是萧红小说抒情诗化的具体表现。
　　情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萧红非常重视对情境的创造，在她的小说中，其特定情感的抒发常常与适当的景、境相联系，并使二者达到了完美融合的和谐境界。如《小城三月》中对翠姨坟头的抒写：“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在这幅色彩凄凉的墓穴图中寄寓着“我”悲凉的忆旧之情，蕴含着萧红自己不忍明言的人生如梦的身世之叹。因而，这里的外在物象成了“我”和萧红内在心理情绪的客观对应物。正像黑格尔说的那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情化而显现出来了。”这种情景交融、意境和谐的精彩段落在萧红小说中俯拾皆是，为全篇增添了诗情和韵味。“对情境的生动情感加上把它表现出来的本领，这就形成诗人了。”萧红的确无愧于诗人这一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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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创作同样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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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和氛围是萧红小说中富有情致的片断和背景。而使这二者融为一体的则是意味，它是贯穿萧红小说的内在的情理线索。如前文所述，意味来自于萧红对历史过程和现实生活的诗意感悟，它是萧红敏感而忧郁的心灵观照东北大地上蚁子般生存的愚夫愚妇们时产生的一种深刻而悲凉的人生哲学。这种意味浸润着萧红整个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我们能随时感觉得到、体察得到：
　　王阿嫂死了，她的养女小环“坐在树根下睡了。林间的月光细碎的飘落在小环的脸上”（《王阿嫂之死》）。
　　耿大先生被炭烟　死了，“外边凉亭四角的铃子还在咯棱咯棱地响着。”“因为今天起了一点小风，说不定一会功夫还要下清雪的。”（北中国）
　　异乎寻常的平静、冷淡的语调叙述死亡，让人体味到的正是那比死亡更令人窒闷的生的悲凉。就是充满了喜剧气氛的《马伯乐》也令人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无奈和哀伤。萧红曾称主人公是“忧伤的马伯乐”传达出的也是同样的这一种意味。“情者，文之经”（刘勰语），萧红小说特有的意味是贯穿其整个创作的潜在的诗情，具有统摄全篇的艺术功效。同时，作为源于作家心灵的一种整体性的世界感受，人生体悟，它弥漫内蕴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又是浑然不可分析的，成为小说诗意的积淀。
　　萧红小说的诗情意蕴不仅表现在情境、意味等中，还常经由诗歌的抒情形式直接传达。如《呼兰河传》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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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如此悲凉。
　　跳到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的鼓啊，个个都打得漂亮！
　　若是一个阴雨的夜啊，鼓声更加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
　　这里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抒情，它不但有诗的意境，连语言、韵律、节奏也都诗化了，整段文字不是在叙述故事情节，也不是在进行情景描绘，而是创作主体悲凉心理情绪的流动，直接感染着读者。此外，萧红还常用诗歌惯用的“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来抒情。如《呼兰河传》第四章：“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语句段落的重复，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音乐感，强化了小说诗的情感和氛围，读来荡气回肠，富有韵味。
　　“伟大的小说家就是诗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萧红正是一个“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小说家，她以诗人的敏感、诗人的眼光和诗人的心灵去感受观察体验客观世界，从而赋予小说以深沉的诗意之美。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作出评价，萧红的小说“有诗的韵味”，“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大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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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纳说：“真正天才的标识，他的独一无二的光荣，世代相传的义务，就在于突破惯例与传统的窠臼，另辟蹊径。”正如鲁迅找到了杂文这种文体，充分地显示了作为一个思想家兼文学家的才能一样，萧红根据自己的秉性、气质、个性和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及诗之间的独特的“萧红体”小说，从而打破了传统的严丝合缝的结构章法，赋予小说以诗的神采和散文的风韵。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是一位天才，她那极富个人魅力的小说创作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使小说获得了另一种独特意义的存在。在文学观念已发生重大变革的当今，我们研读萧红的小说倍感亲切，更能体会到其重要的文体意义和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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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宾基
    萧红爱过的三个男人，论外形，萧军英武，端木清俊，而那个骆宾基不论怎样客观，都只能说他一脸猥琐。但这个小萧红六岁的东北人，自有他侠义的一面。他因陪伴重病的萧红而让许多读者记住了他，那些已经消失的时光，那残酷的现实已经藏身于时间深处，我们无法窥见真相，说到萧红在香港的死，绕不过骆宾基。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1917年生于珲春市一个经营茶庄的小商人家中。在哈尔滨他幸运地结识了金剑啸等一批左翼文艺青年，得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让他备受鼓舞。他追循“二萧”的足迹奔赴上海，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刚写完前两章，他就迫不及待地寄给鲁迅。当时鲁迅已重病在身，又是长篇的开端，便回信说一时恐难看稿。1936年10月，《边陲线上》即将收尾，却传来鲁迅逝世噩耗。骆宾基在悲痛、失望中鼓足勇气致信茅盾。经茅盾推荐，巴人任主编的上海天马书店准备出版《边陲线上》。淞沪战争爆发后，天马书店被炸，幸运的是书稿被巴人保存了下来。直到1939年11月，这部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的长篇《边陲线上》，才由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