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据作家孙陵的《我熟识的三十年代的作家》一书记载，在桂林，一次骆宾基握着拳头扑向端木，孙陵拦住，询问原因，骆宾基说萧红是被端木气死的。他掏出萧红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恨你，我恨你许多天不来看我，再也不要来看我了……”骆宾基说这是萧红写给端木的，小纸条上还有一行注：“达灵！你不要这样生气！养病是不能这样生气的，我这两天实在太忙，过几天一定来看你……”
    骆宾基告诉孙陵，端木根本不是忙，“他天天追周鲸文的小姨子，他看到萧红快死了，周鲸文的小姨子有钱！……最后他们离婚了，萧红答应病好以后嫁给我！”骆宾基还掏出萧红写的“我恨端木”的字条给孙陵看。

拥抱快乐

孙陵似乎不相信骆宾基的话，骆宾基红着脸说：“是真的，她说她爱我！” 端木对孙陵说：“你不要听他的，一个肺病四期的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就算是爱他，怎么能表示出来？既不能拥抱，也不能接吻，又不会讲话。”
    作家林斤澜谈过他对三位男作家的看法，林斤澜说，萧军是硬汉，骆宾基也是条汉子，端木蕻良是感情细腻的、城府很深的人。萧军和骆宾基谊同战友，关系极铁，两位鄙薄、怨恼端木蕻良！文革期间，特别是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互相揭发，互相攻讦。
    端木与骆宾基两位逃难到了桂林，打过一架。骆宾基拿出萧红写的小纸条，"我恨端木"还有萧红的版权遗嘱。《商市街》归她弟弟，《生死场》归肖军，《呼兰河传》归骆宾基。端木没有，端木不服，他们打了官司，骆宾基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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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基生于1917年，比萧红小6岁，也是东北籍作家，抗战时期流亡到了香港，投奔了端木蕻良，端木蕻良给予了相应的帮助。所以，当端木提出让骆宾基留下来帮忙照顾病中的萧红时，骆宾基答应了。骆宾基 “中等身材，有着北方农民的魁梧，一张同属于北方农民的紫铜色长脸上常常写着质朴和沉思，鼻梁上架着一副棕色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不大却充满活力和感情的眼睛。”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里写下的这段话，向来是人们声讨端木蕻良的利器，但在初版的《萧红小传》中透露，住进思豪酒店后，端木就不在场了，尔后，该书在历次修订中不断地强化，最终在《修订版自序》里明确地说自进入香港思豪酒店以后，直到逝世，端木再也没有出现。这种说法让端木几十年来一直遭遇人的误解与蔑视。真实的情况端木与萧红共守艰危之心并没有那样坚定，可能刚开始想与别人一起突围，后来看到萧红病重，又折回来。决不是像骆宾基写得那样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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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骆宾基与萧红仅见过两次。1941年12月8日战争爆发后，直到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世的44天里，骆宾基声称自己一直守护在萧红的身边。后来，骆宾基宣称，萧红在端木离开之后，曾经答应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大都市的倾覆，会带来多少的离合悲欢与愁惨难堪。当萧红以为端木蕻良抛弃她时，骆宾基想去九龙抢救他用两年时间在桐油灯下写出的长篇。萧红生怕他这一走，自己孤立无援。她请求他顾念朋友的生命，“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那一刻她真是焦虑，情绪阴晴不定：一会儿想着不得不返回老家：“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一会儿又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说自己早该与他分开
    僵卧病床，身无长物，倘若独困危城，萧红必死无疑。看得出她多么阴惨无助，求生欲望又有多强，就像在滔天大浪里，死命抓紧了救命木板。1942年1月 8日，端木和骆宾基把萧红转入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换喉口的呼吸管。“她看见天空最后一次跌荡移动，她看见人间最后的一截截肮脏的楼梯扶手，她看见天是黑的，风在天上一块紧接着一块走，她看见日本兵胳膊上戴着红箍儿，她看见世界痛苦地永远进入了晚上。”萧红口述了《红玻璃的故事》，好像在说着自己即将离开人世的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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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是两个人之间的很私密很微妙的事，外人不好妄加揣测。对于这段情缘，有人说骆宾基是萧红感情漂泊的最后一站。由于萧红本人对此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内心对骆宾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个人更觉得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弱女子在生死最后关头抓到的一个稻草，外面炮声隆隆，自己沉疴在身，她恐惧被人抛弃，恐惧死亡到了极点，身边一个有力气的有情怀的青年人，她想尽办法也要把他留住。这正像哈尔滨期间她落难在东兴旅馆，她也是这样孤注一掷地抓住萧军。她天生的对人心的敏感让她知道关键时刻自己应该如何做才能打动对方的心灵，文学与感情，这是萧红一直动用的利器。在萧军那里，她赢过，即使是怀孕在身，她仍然拥抱了萧军，并与之见面后的第二个晚上就以身相许。她没有任何可以留下这个几乎是唯一的救命机会，只有那灵动丰富的思想和尚有余热的肉体。——写到这样真是悲从中来，历史上哪有一个作家是被逼到如此孤立无援的地步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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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原当时的情境，重病卧床的萧红在端木离开以后，害怕骆宾基再离开(骆宾基也确实想要离开)，在孤独无助之时，说了什么话，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男人，又如何将之当真？更何况在逝者已凄然离世的情形下，向不相干的人去炫耀这“惊天秘密”。
    后来，骆宾基与端木蕻良因《呼兰河传》的版权归属反目成仇，从香港回到内地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从此形同陌路。骆宾基与萧军后来却一直相处融洽。
    萧红其余的著作版权，解放后端木蕻良全都捐给了国家。后来，为了《呼兰河传》的版权，萧红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与骆宾基打过一场官司。 有人说文坛中这三个人是终生情敌，爱过同一个女人，吃的是“陈年老醋”。1997年3月20日，《澳门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是旅欧的东北籍女作家赵淑侠在1986年回国时与萧军、端木、骆宾基的合影。后来，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还曾经到医院去看望。
   在人生的晚年，他们终于一笑泯恩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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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了人物传记片《黄金时代》的点映专场有感
    2014年9月17日下午，花费三个小时观看了人物传记片《黄金时代》的点映专场，总体感觉是比较厚重，称得上是一部上乘佳作。其中也难免会有几处瑕疵，譬如一开始让扮演萧红的汤唯站出来自报家门，感觉上比较生硬。中间让聂绀弩站在西安大街上讲述萧红后来在香港死去的故事，明显违背生活常识。在纪实的基调中把邀请落魄流浪的萧红喝咖啡的堂弟嫁接到亲弟弟张秀珂身上，又违背了历史事实。骆宾基笔下，在宜昌码头上扶起重孕待产的萧红的，是一名船工，而不是影片中拄着双拐的伤残军人……
    然而，比起这样的几处瑕疵，《黄金时代》的最大硬伤，是没有充分展现萧军对于萧红及其“黄金时代”的绝情败坏。
    在落款时间为1932年12月25日的纪实小说《烛心》中，萧军采用小说套小说的形式，在其中的另一篇小说《狂恋》里面，记录了他与萧红初次会面的准确时间：“一九三二，七，一三的昨夜”，也就是1932年7月12日的黄昏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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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萧军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选择性地回忆说，他第一次与萧红会面时，触动他的心弦的不是萧红充满诱惑的肉体，而是散落在萧红床上的几张信纸，纸上有萧红的短诗，还有几幅美术图案和魏碑体的美术字：“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事实上，萧军给予萧红的不仅仅是拯救，更多的却是毁灭性的误导与灾难。据萧红在小说《弃儿》中介绍，1932年8月底，身无分文的萧军强行把疼痛难忍的她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三等产房待产。孩子生下第六天，萧红按照萧军的意愿交别人领养，此时的她已经从萧军那里学到一套转嫁推卸个人责任的特殊逻辑：“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
    1936年7月，已经在鲁迅、胡风等人帮助下在上海打开局面的萧军、萧红二人，又陷入新一轮的情感危机。萧红为此东渡日本，萧军躲到青岛创作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其中的故事情节，与萧红的《弃儿》重叠交叉，只是其中的“挂碍”主要不是萧红的“弃儿”，而是卧病在床的萧红：男主人公“我”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流浪哈尔滨期间偶然拯救了一个有才华的落难女子芹。在芹住院生产期间，昔日的战友A和B前来告别，说是要前往磐石打游击。摆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两难抉择：为一个人留下，还是为民族危亡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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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发表后，萧军将杂志邮到日本。萧红阅读后回信说：“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我想我们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信里谈到自己对于黄金时代的人生感悟：“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萧红是1936年7月21日抵达日本东京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在为共同的导师鲁迅治丧期间，萧军竟然与黄源的夫人许粤华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情恋，并且导致许粤华怀孕引产。萧红得到消息后，于1937年1月9日提前回国。
    1937年4月23日晚上，萧红离开上海到北平访友散心，开始新一轮的心灵疗伤。5月6日，萧军在写给萧红的长篇书信中教训说：“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与，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纪录下来。这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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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布置作业的怪异逻辑，暴露出的正是萧军在萧红面前以男权家长、精神导师、伟人救星自居的自恋和狂妄。5月9日，萧红在回信中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的长篇并没有计画，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
    面对萧红的彻底鄙视，萧军在5月13日的日记中气急败坏地表示说：“昨晚吟有信来，语多哀怨，我即刻去信，要她回来。”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萧军在1937年8月21日的日记中，为两个人的同居生活划上了句号：“对于吟在可能范围内极力帮助她获得一点成功，关于她一切不能改造的性格一任她存在，待她脱离自己时为止。”
   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为萧军的绝情背叛提供了最为伟大也最为神圣的强硬理由。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偏偏怀着萧军的孩子。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时，萧红在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的陪护之下，逝世于法国医院设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里，她所感悟的“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的“黄金时代”，刚刚开始就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