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里说：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端木对骆宾基是不辞而别，对萧红说过告别的话。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周鲸文证实了这点，他说：“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那么当时端木在干什么呢？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里说，端木一直在外面为萧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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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问起端木与萧红的关系时，端木答道：“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一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一个男子时，连对方的缺点都爱。但萧红认识端木时，已恋爱过，已结婚过，在考虑与端木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是理智胜过感情，也就是说，当初她已清楚地看到端木身上的一些缺点和弱点，但她还是决定与端木结婚。那就意味着能容忍端木的那些缺点和弱点，但事物是发展的，也许开头萧红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她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已骑虎难下，再加上生病、战争种种原因，更使她无法离开端木。退一万步来说，萧红对端木还是有感情的，她送给端木两件定情物，小竹杆和相思豆，平时对他也很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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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3月20日的《澳门日报》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是赵淑侠与萧军、端木、骆宾基的合影。有人说他们是“终生情敌”，吃的是“陈年老醋”，如今怎么会坐在一起拍照呢？
　　原来是1986年，旅欧的东北女作家赵淑侠应邀来中国开会，那天到会的作家很多，其中就有这东北文坛三老。会议结束时，赵淑侠上前说：“萧伯伯，我大老远回来，你们几位前辈都不跟我合个影作为纪念吗？”萧军说：“那就照吧！”骆宾基也道：“淑侠远道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应该合影留念。”赵淑侠又对端木说：“端木乡长，坐下来一起照像嘛！”于是就有了这张令人惊异的合影。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还到医院去看望他。至此，东北文坛三老之间的恩恩怨怨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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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萧红：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1月22日，是萧红逝去的日子。这位杰出的女作家，一生都在苦难的泥潭里挣扎。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萧红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1.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么凄凉的夜。
2.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
3.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4.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5.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寒凉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想退去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6.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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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
8.是山么，是山你就高高的；是河么，是河你就长长的。
9.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10.我爱诗人又怕害了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是那么美丽，水一般地，花一般地，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但又怕别人摧残，那么我何妨爱他。
11.我这一生走的路，都是败路。
12.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八月里开了花，我伤感它们的命运，我赞叹它们的勇敢。
13.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红照伊人处，我思伊人心。伊人何所在，有如天上虹。
14.她们的故事便如流水一般地在夜空里延展开，太阳的光线渐渐从高空忧郁下来。凄沉的阳光，等待宏壮悲愤的典礼来临。
15.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们快来欺侮她们吧。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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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离去已经64年了，可是她活着的岁月却还不足这个数字的一半。31载的光阴，何其短暂，又何其沉重。1月22日，每年在这个寒冷的日子里，我们都会缅怀她，悼念她。最后谨以一首诗，表达我们对她沉痛的哀思与深切的怀念：
君生北荒北，君葬南岭南。
几番尘扰扰，再簸海之蓝。
香魂委逝水，存亡两不堪。
倘无悲彻骨，何人作巷谈。
字字泣成血，灵府孰能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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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萧红：哪个民国才女更独立？                                                   2016-01-12 宋涵 民国风云 民国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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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我心中，张爱玲和萧红无疑是民国最有才华的两个女作家。没有之三。电影《黄金时代》上映，讨论萧红的文章多起来。
    我不满这部电影的，倒不是它沉闷的叙事方式，而是它竟然在3个小时的篇幅里隐藏了萧红的创作过程与文学成就，使得人们（尤其是本来就不熟悉她的人）再一次只关注她的私生活。
    于是就有人就拿萧红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文青”相提并论，认为萧红是“作”死的：私生活混乱，软弱病态，只能从一个男人身上辗转到另一个男人身上。
    总而言之，她最大的悲剧，都源于她不自重不独立。
    萧红自然有她的性格缺陷之处，可如此武断地、哄闹地评价一个天才女作家，进行道德大批判，恨不得给她挂上破鞋游街，未免让人齿冷心寒。
    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安分于辍学结婚生娃的女人；她是写出了《呼兰河传》、用最纯净的文字注视过这个苦难世界的女人。
    我忍不住难过地想，萧红究竟要如何独立才能避免那些苦难？独立与否能在多大程度上衡量她的一生？我又想起张爱玲，张爱玲一生都拼尽全力追求“独立”，可谁又仔细检阅过这“独立”背后的偶然性、无奈与损失？
    萧红是“情感软弱、依赖男人、经济不独立”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张爱玲的“独立之路”是如何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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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爱玲坚强的意志力，从小时候她对金钱的认识，就可以看出来了。张爱玲9岁时最想做画家，后来看了一个画家（可能是梵高）穷困潦倒的故事，大哭一场，心里的画家梦从此破碎了。
  张爱玲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父母祖上都是名门望族，但父亲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家里已显露颓势。
  她母亲是个新式女性，天资聪颖，不愿在旧式封建家庭中耗掉一生，在张爱玲4岁时，卖了自己的嫁妆去欧洲游学。
   张爱玲后来和父亲、后母生活在一起，她在童年时，就感到了向父母要钱是没有尊严且窘迫的。
  她说：“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花钱的地步，那是严格的试验。”——这句话评价的是她向回国的母亲要钱时，那种“琐屑的难堪，一点一点毁了我的爱”。
   张爱玲很早就有了女性意识。她和弟弟各有一个保姆，她的保姆因为带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弟弟的保姆，并且常常对她说，你将来总是要嫁的。
   她后来在《私语》中写道：“张干（她的保姆）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张爱玲和萧红一样，看到了女性的不公正命运，他们都被父亲囚禁过、也都有从旧式家庭中逃离决裂的经历。
   少女张爱玲逃出之后，在母亲的一点庇护之下，狠心念书，发誓要拿全奖去伦敦大学，结果考了整个远东区的第一名。
   由于二战，她只能入读香港大学，在香港期间也是丝毫不敢放松，每学期都要拿全奖，她再也不愿经受向亲人要钱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