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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辣酸甜

                              五十四我们的女宿舍

      下乡在连队时，我住的宿舍有二十来个知青，她们来自齐齐哈尔、北京、哈尔滨、上海四个城市。那时候年龄小时常想家，为了排解思乡的苦闷，宿舍里几个性格外向，爱说爱闹的知青，在晚上没事时，就领着大家变着法的玩，也算是自娱自乐吧。

       几个样版戏在全国演的最热闹的时候，连里也赶排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准备参加团里的会演。宿舍里的人不甘示弱，于是也排了一场，是子荣进山见座山雕那场。我们把一位北京知青的皮坎肩翻过来当座山雕的服装，杨子荣的帽子和皮大衣是老乡的，马鞭子挑一个树枝就行了。八大金刚是现成的，宿舍里的人早已把那些黑话背的滚瓜烂熟，对答如流了。进山前奏吗，一个老师用嘴就轻松的唱出来了。整场演出都很成功，就是那两声枪响，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北京知青拿着烧火棍叭、叭，打在了尿盆上。

         七十年代初，哈市每人供应二斤大米，八斤白面，细粮少，所以东北的知青无论男女生回家都要带上一、二袋面。快过年了，要回家的早已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了。一天晚上小李子说：“下了火车到汽车站挺远，拿两袋面不休息能不能一气扛上车？咱们试验一下呗，”大家赞成。老六自告奋勇，我们把用毯子包好的两袋面放在她的肩膀上，她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抓住毯子，围着屋里的火墙子走了起来，大家一起喊着：“一圈、二圈、三圈……，老六一直走了十圈。又有人说：“炕就是火车踏板，老六上！”只见老六咬紧牙关抬腿就上，一次、二次，怎么也上不去。这时大家才明白，一是炕比火车的踏板高，二是没有抓手，我们不禁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可苦了老六，累的是满头大汗。

       在兵团时是很难吃到包子的，一天畜牧排的一头牛死了，杀完牛后，指导员让把肉都送给食堂。第二天听说吃牛肉包子，知青们的脸上个个带着笑容。吃完饭后，宿舍的小冯和南芳竟又打起赌来。小冯说：“你要是还能吃五个包子，我花钱。”南芳说：“那你还得在食堂给我磕三个头。”小冯答应了对方的条件。有不怕事小的，于是有人一溜小跑到食堂买来了包子。食堂做的包子，一个足有三、四两大，只见南芳大口吃起来。吃着吃着她越吃越慢起来，看来是撑的够呛，可是为了面子，    她还是坚持把五个包子都吃下去了。小冯输了，宿舍的知青一起起哄，小冯不得不硬着头皮在食堂给南方磕了三个头。这件事一下子在连里传开了，那几天大家见了她俩就笑，吓得她俩直躲。

         团直学校给连里的学校拨下来一个大队鼓，四个小鼓。放学后几个学生每天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操场上操练。宿舍的人也想试试，一天晚上到学校拿来了队鼓，大家围着火墙子打起了队鼓。咚、咚，叭拉叭拉，咚咚……。你别说，那点 打的还真有点意思，一下子又找回了学生时代的觉。一直没有机会回连队，也不知那个宿舍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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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 五母们连的那些事

                                         一   

离开兵团那嘎哒很多年了，可是有时还会想起母们连那些难忘的往事。

          70年开春，一天二排的人在麦场呲拉捂吧了的麦子, 大家正忙叨着扒拉麦子，,那个外号叫半拉子的北京知青脚下一出溜，摔了个大仰巴壳子，手上装疙扔的簸箕也突鲁到地上。 连长见了气不打一处来，喊道：“你干哈哪, 干啥都打狼， 扯犊子可行，赶明搪个板把你供上吧。”呲哒的半拉子很没面子。他是家里的老疙瘩，可不是善茬子，也不怕穿小鞋，马上念秧道，我可不像老灯那么能赖大彪。这下可沾包了，连长贼历害, 拿起扫帚疙瘩，五马长枪的要打他,. 半拉子毫不示弱，指着连长接着说：“好，今天我就和你好好说道说道，你这种人我见的老鼻子了，得意的就向着，看不上的就抽冷子往死里整，看看你管的那个食堂，挠啃我们这些小嘎，油都哈喇了，还舍不得给母们吃。真挺损的。招笑还想让我好好干活，我图鄙啊。算我点儿背，到这儿嘎哒，要是在北京我做喔码人，有你好看的。”两个人嫉葛浪, 嫉葛浪的，知青们忙横扒拉竖挡着。指导员来了对大伙说：“ 别卖呆了, 麻溜干活去。”转身对半拉子说：“你回宿舍，拿姨子好好洗洗，完了腰秤去。”他恩呢一声，边走边叨愣七咕的说：“今个真得劲，真逾作。”指导员又对连长说：“才刚你咋甩剂子了。”连长说：“我看他就别楞，见天直不楞登的在那儿干靠，要不就撩骚。说的轻,，和你打哈哈。说重了，就和你扭头别棒的。别人干活都七吃咯嚓的，他可倒好，喇忽的拿袋粮食稀淌哗漏的，干旁的就整的半拉咔叽的，那个地起包上赶着和他一起干，他还蛮不讲理，让人家边拉儿去。要是我说了算，坐地处分他。”指导员说：“这样的皮孩子，得拉巴一把。我不涞旋，处理不好，他们不是作妖，就是整景鼓动人乱豁愣，那样的话年底母们连的四好连队可就泡汤了。

                                      二

       连部和家属房当间有排干打垒的房子，连里要在那儿设立个小卖店，旁边的偏煞子当仓库。开业前两天小洋人跟着尤特去团部上货，回来时过了五连，车便打误了，司机刘震武忙下车挨排查看。车上的小洋人和铁子小贼人、韩玲、老头、秀梅、张老歪在车上没着没唠的，也都下了车。张老歪说：“车兴许坏了”。秀梅说：“刘震武有招，坏了也准保没事”。 车上那个事妈老李念三七儿说：“ 先别说的那么悬乎，看他嘴笨的跟棉裤腰似的，不修坏了就不错了，嘎点啥。”老头气呼呼的说：“你快眯着得了，刘哥修过的车海了，他有张程。”果然刘震武前后忙乎了半天，乐呵的对母们说：“妥了”。小贼人忙用喂得罗的水，洗了个轻飘、顺甜的香瓜递给他。
         晚上小洋人认真布置小卖店，迎接开业。有好信的也来帮忙，大家叨登了半天，总算收拾好了，小卖店贼毙。最重要的是，母们从此方便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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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写给天堂的吕老师

      

       吕老师是六八年从哈尔滨下乡的知青，他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很积极。那时连里的会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真是烦透了。班里的几个知青常常是不到万不得已，就是不吱声，可他每次都积极的发言，说起来还一套一套的。他干起活来更是没的说，记得六九年年初，一天我们班去刨粪，到了粪堆前，大家都在那儿先休息一会，然后再干活。可他二话不说抡起镐头就刨，大块的粪被刨下来，累的他满头大汗，最后竟然把棉帽子和黄棉衣也脱掉了，只穿一件紫色的秋衣干活。

      吕老师调到学校后，校长安排他教中学的语文。他人很勤奋，没有课时，不是背课、看书、就是练字。那时我还很封建，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又在一起工作，但是没事我不和男生说话，更别说聊天了。返城后，一次富拉尔基的刘老师和鄂老师到我家来，李校长和他也过来了，我们在一起聚了一次。后来他有事找我，又来过我家一次。几年后，一天我教过的一位学生打电话给我，说吕老师病的很重，想看看我。我急忙请假，买了点东西去看他。当时他正躺在床上，人已经瘦的不成样子，脸显的很长，脚却肿的很大，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漫画里的大头人。看到他这付样子，不知为什么，一直十分坚强极少哭的我，此时却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夺框而出。他见我来了，便让他爱人把他扶起来，倚着被子，又让爱人帮他擦擦脸，说精神精神，我们便聊了起来。晚上回家后，心情不大好，破例早早关掉了电视，大热的天，八点多就睡下了。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一只老虎在沙发桌的玻璃柜里走来走去，就是出不来。后来它拿起后面的瓶子喝了几口，然后躺到了旁边一个长方形的调料合盖上。我呼地一下子醒了，心想吕老师是属虎的，这个梦不好。我这个人上来一阵比较迷信，于是到凉台，想着明早起来先不说话，把梦破了。谁知这时孩子起夜，见我在凉台坐着，就问：“妈，你怎么还不睡觉？”“没事，凉快凉快。”我说完便后悔了，问自己，怎么说话了哪。第二天上班不一会，那位学生又打来电话，说吕老师昨晚走了。面对突来的噩耗，我泪流满面。

      那是我第二次参加六连知青的葬礼，连里还来了几个知青为他送行。吕老师太年青了，这么早就撒手人寰，为他生命的短暂而惋惜，感叹上苍对他不公。当看到那未成年的儿子，哭天喊地的爱人，我们都很难过。和他告别时，我哭着一遍又一遍的对他说：“一路走好！”眼前浮现出他昔日的模样。他们家给他定做了一个小棺材，火葬后亲属开车把他送回吉林的老家埋了。回来后我想，也许那晚的梦，就是在提示我吧。现在兵团的几位朋友聚会时，仍会说起过去的连队，说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也会说起已经逝去的荒友们……。都说好人可以脱生，多年过去了，吕老师，不知你是否又成了一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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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 八柜台

       七四年元旦后，我独自一人拿着调令、背着行李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某团团部报到。这是师里的一个大团，有四十多个连队，仅北京知青就有近六千人，全国各地来的知青就达万人。军务股的首长把我安排到团直学校，我说：“我不想干这行了。”他说：“那就到卫生队？”我说：“我没学过，能行吗？”他又说：“要不你到商店。”我高兴的答应了。从此我当上了一名营业员。不干农活站柜台，这儿在当时的知青眼里可是个不错的工作，但是干上了才知道其实当个营业员并不轻松。那时我们两个人负责六个柜台、几百个品种，我每天在柜台里走过来、走过去，一天不知要走多少路。

      每个月开支后的前几天我们最忙了，柜台前常常围满了顾客，他们这边喊那边叫，要这儿要那儿，忙的你脚打后脑勺，没有一会闲功夫。下班前我们各组还要和收款处对帐，望着柜子上那一打打要打的小票和盒子里高高堆起的纸币，哎！由不得你不皱眉。还有每月一次的点货也是各组最忙的时候，那天我们要把库里的、柜台里的所有商品都要逐个点一遍，然后写出盘点表与调拨组和收款处对帐。我们常常因为差几角钱，用算盘把那几十页的盘点表打了一遍又一遍。下班了，吃饭的时间也过了，大家还在废寝忘食地忙碌着，但是听不到一声抱怨。

      几乎每天我们各组还得抽一个人去卸车。那货车装的满满的，看上去晃晃悠悠的。五金组、布匹组和文化组的货最沉了，有的两个人才能抬得动。每次卸完车，我们都是满头大汗。

      各连每年六月夏锄前都会放假，借此机会我们商店每年也要开一次好、少、新商品交易会，为此我们提前一、二个月就得开始做准备。这期间各组进的好一点的货，通通不卖，把柜台底下堆的满满的。自行车、上海手表是凭票供应的，但是如果你有了票也先不卖，都要等到开会时才能卖。而海军衫、底卡布、甚至上海产的鞋油、牙膏、铁皮暖瓶等等那些今天都不值得一提的商品统统要在开会的那三天里作为好、少、新商品才摆上柜台。交易会期间，每天当店门一开，人们便会蜂涌而入，一会营业室便被挤的水泄不通。有的柜台甚至被挤的倾斜了，屋子里到处飘散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可想而知营业员们又会忙成什么样子。还好那几天食堂的伙食不错，每餐都有好几个菜，就象过年一样。

      七六年年底，我被招工离开了工作三年的商店。告别柜台，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种是庆幸，我终于可以离开兵团回家了。还有一种是留恋，舍不得离开那些与我真诚相待、朝夕相伴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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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九收购站见闻

          春节过后，收购站负责收款的上海知青小许，被批了探亲假。指导员让我去替她一个月。 第二天我到收购站和小许进行交接，她的工作主要是开票子和收卖肉款，然后每天到会计那交款。猪肉分三个等级卖，一等肉0.90元，灯挂0.35元，还有板油、猪头等，我怕记错了价格，忙一一记在纸上。那时候副食供应紧张，买肉都要商业股的批条，只有食堂和那些有门有窗户的人，才能拿到批条。

         隔壁那间屋子是收购站的工作房，屋子正中有一个大案板，再往里边有两口大锅。这儿有四个 身强力壮的职工，三个是当地人，还有一个是上海知青。来交猪的人，要先把猪过秤，结算完了，他们几个就该忙了。首先把被绑的牢牢的猪抬到案子上，尽管它的嘴被捆着，老远依然还能听见，它痛苦的敖敖叫声。他们几个人把着后面，老李拿着一把尖刀照着猪脖子下面就是一刀，血便哗哗的流到了接血盆里，那时候一盆猪血二角钱。在这个地方工作，每天听着这样的声音，头些天真不习惯。那段时间，他们还杀过牛，听说杀牛时，他们会拿镐头猛砸它的头部，牛就躺在了地上，它大睁着眼睛，不停的喘气，象在垂死挣扎，到死都不闭眼睛。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一直也没敢出去看，待他们收拾完后，只看见地上全是血。牛一直勤勤恳恳的在为人服务，它却死的那么惨，真可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辈子几乎不吃牛肉，尽管别人说它如何如何好吃，多有营养，我还是坚持不吃。

      一个月的时间不长也不短，我又接触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人生又多了份别样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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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  我在照相馆

       我们团的照相馆在百货商店的对面，左面紧挨着副食商店，右面是新华书店。来团部一年了，却从未进去过。我们是一个连的，只知道那儿有两个照像的，一个老职工，一个是上海男知青小叶，还有一个开票的，是位现役军人的家属吴姐。         

        那年夏天，吴姐要带孩子一起回老家，连里给了她三个月假。 我又奉命去打替班了。照相馆很正规，就象家乡的小照相馆一样，里面有一个摄影室，一个暗室，一个营业室。那时候职工们挣的少，照相的人也不多。来照相的人，都穿着他们认为最漂亮的衣服。有来拍全家福的，定婚照的，还有荒友们合影纪念的……。我每天的事不多，经常是干坐着。虽然这是我下乡后最轻松的一份工作，但却觉得没意思，很无聊。

       一天小叶要洗照片，于是我也跟到了暗室。一进屋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不一会借着屋里红灯的亮光，只见屋里的长桌子上摆放着放大机、瓶子、罐子、相纸、剪子等东西。地上的凳子上放了三个白色的大瓷盆，每个盆里还放个大竹夹子。他把显影和定影的药水，一样一样搅拌好，分别倒入了两个大盆中，然后坐在桌前，把相纸放在放大机下，上面放好底片，开始曝光。接着一张张相纸，被放到显影液的大盆里显影，他让我用竹夹子挑那些照片，看哪张清晰了，夹到清水盆里涮一下，将其放到定影液的大盆中，再放入清水中。显影是很重要的一环，时间短，照片发白，时间稍长，照片就黑了。我觉的很有趣，便认真的按着程序干起来。后来他洗照片时，只要我没事，就进去帮忙。他还教我烘干照片，用花边切刀剪照片。

       有时候想，兵团真象一所免费的学校，只要你肯学，只要你努力，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让你学到一些东西。只可惜我学的太少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直到今天，我才深刻的体会到古诗“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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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一帮厨

          那年元旦放假，连里食堂要会餐，指导员让我和北京知青小李子去帮厨。好容易才放一天假，懒觉也睡不成，真扫兴。

        我们两个早早起床，看宿舍的人睡的正香，悄悄梳洗完毕，忙到食堂找炊事班长报到。班长是个上海男知青，他说:“你们先去刷碗吧”。外屋的角落里放着一堆新碗，上面还捆着草绳。我和小李子系上围裙，拿来大盆，倒上水。才刷了几个碗，水就变黑了，只好一遍一遍的换水。大冷的天，那水冰凉，两只手被冻的通红。好容易刷完碗，班长又说道：“你俩把菜摘了，再洗洗。”又是一阵忙乎.，不觉已到中午了。今天是二顿饭，厨房里已开始煎抄烹炸了。厨师也是临时调过来的的老职工，他五十多岁了，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不时的擦着汗。食堂里其他的人，也都在切菜，做菜，进进出出的忙个不停。这边班长又吩咐上了，“砌点碱水，把桌子擦擦。”我俩又忙去擦桌子，那些谗的要死，已经等不及的知青们有的已来到食堂了。开饭了，我们忙着上菜上酒，知青们开怀畅饮，好不热闹。天快黑时，荒友们才酒足饭饱的散去。那边一大堆油腻腻的碗盘，又在等着我俩了。

        食堂的人终于开饭了，我们忙碌了一天，累的腰酸背痛，哪还吃得下去。胡乱吃了几口，便匆匆告辞了。回到宿舍，小徐眨眨眼睛，带着坏笑凑过来说：“师傅回来了，今天挺好吧。”我苦笑着说：“哎呀我的妈呀，下回打死我都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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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二别了北大荒

        年末岁尾，北大荒已是冰天雪地，刺骨的寒风飕飕刮个不停。我们团那座孤伶伶的小火车站里，却一下子热闹起来。不大的候车室里，挤满了穿着黄、蓝、黑等各色棉服的人，地上堆着大大小小的各色提包。从他们穿着打扮，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各种口音中就知道，他们是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回家探亲的知青，以及赶来为他们送行的战友。候车室里烟味弥漫着，空气混浊。上午九点多钟这里将有一趟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停车三分钟。大概因为我们团知青多的缘故吧，据说这次列车几乎每天都人满为患。记得有一年，一位上海男知青从家回来，因为带的提包太多，来不及都拿下来，结果忙乱中竟被压断了一条腿。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拄着双拐，慢慢向营业室里走来的时候，我惊呆了，两眼目不转睛的看着他，心像突然被针刺了一下的痛，真的很想哭，很想……。但我紧紧咬住了下唇，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我是六八年下乡的，那时我不顾母亲苦口婆心的劝说，毅然放弃去离家较近的老改农场，而选择了千里之外，远了很多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可是到了连队后，没看见那穿着洗了发白军装的转业官兵，，而是说山东口音的移民，落差实在是太大了，短暂的兴奋后，随之而来的是失落，心灰意冷难以接受。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回家，绝不能呆在这个鬼地方。但是这个想法只能和几个知己说说，在那个高喊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扎根边疆口号的兵团，我的这种思想是会被批判的。当时每天想的都是怎样才能回家。上学的机会，连队仅有一个名额，不可能轮到我。优秀的知青太多了，只好耐心的等待机会。指导员曾和我谈，你到被服厂当排长吧，我拒绝了。他又说你去食堂当司务长，我没同意。因为比较熟了，便大大方方撂给他一句话，我想有机会回家。

       奋斗了八年多，回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团部大张急匆匆来到柜台前，告诉招工名单中有我的消息时，立刻有种小鸟冲出了笼子，一下子可以飞回大森林的快感。今天我要回家了，与他们不同的是，我是迁了户口的，是招工返城了，是再也不用回来了。虽然自己不是捷足先登者，返城的路上又一次次受挫，也做出过牺牲，充满了辛酸。但能比大多数知青先离开这里，不再煎熬，不再度日如年，不再沮丧茫然，不再朝思暮想的企盼回城，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此刻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乐开了花。前两天我就把行李和皮箱托运走了，随身只带了一个提包，里面装着这两天荒友和家属送的礼物。列车终于进站了，我急急忙忙朝车头方向奔去，母亲的朋友王叔，是第二节车厢的列车员，他正忙着维持秩序，我和他打了招呼，便与旅客们在车厢门前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才上了车。车厢里已座无虚席，过道上站满了人，看上去绝大多数都是回家探亲的知青。王叔帮我找了一个座位，刚坐下，列车就缓缓的开动了。我欣喜若狂，终于走了！终于离开这个地方了！可是才一会儿的工夫，又有些伤感。我侧着身子，对着窗外挥挥手，车窗冰霜覆盖，布满了窗花，看不清外面。 坐在对面的那位男知青，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管，依旧晃动着右手，泪水却悄然滑落在脸颊，一只手在脸上一遍一遍的抹来抹去，说不清自己是在留恋北大荒，留恋兵团的朋友们，还是庆幸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是在和朋友告别，在和这里告别，心里重复着那句话：别了，北大荒！

       火车鸣着汽笛继续向前急驰，离那片土地越来越远了，离家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但期待着，憧憬着……。

                  兵团生活八九年，朝思暮想盼团圆。

                  漫长曲折返城路，老天保佑终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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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三 别了朋友

      与她相识是在三尺柜台前，她是从北京下乡到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善良、聪明、漂亮，遇事有主见。只是看上去身体不像我们那么健康。看着她的样子，我心里叫她林黛玉。

      我负责的柜台与她的柜台相接，当营业室顾客少的时候，我们便经常凑在一起聊天。谈商店里的事，谈团里的事，也说家事，渐渐便成了朋友。

      七六年年底后我们分别被招工，病退、困退返城，陆续离开了商店。九一年我公出去北京时有幸与她夫妇二人再次相见，十分高兴。那天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直到天黑了才恋恋不舍的分开。以后我倆虽有电话往来，却没有机会再见面。她病逝的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同龄人，又是在同一个宿舍一起生活、工作几年的朋友，她的逝去无疑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过了很长时间我才从悲伤中走出来，可是脑中依然会常常浮现出她昔日的音容笑貌。而我也只能仰望天空，向天国的她问一声：“国坤你好吗？”

              

                 国坤驾鹤去天堂，阴阳相隔两茫茫。

                 写篇拙文来纪念，梦中与友诉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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