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大乌珠

（老照片·回归科研岗位的竺可桢。原书插图）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6）

七月九日，也就是周恩来致电华东局及谭震林、王建安，询问浙大“拒竺事件”的当天夜里，竺可桢离开南京去往济南，继而再往北京和东北各地，离浙大所在的杭州，已是越来越远了，十七日在北京时，也有过一次浙大校友会，在中山公园今雨轩举行，吴祖光为主席，许多与会者又提到了希望竺回浙大，也许曾患难与共的老同事王淦昌、苏步青、蔡邦华、贝时璋、王琎等均在场，外文系毕业生裘克安动议发起请竺返校的签名，令竺可桢“甚为感动”，在回答时，“几不能发言”，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没有改变他决计不再回浙大的想法。

所谓的浙大“拒竺事件”究竟是怎么一个内容和过程，从为数不多的一些资料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七月十九日，竺可桢在北京参加了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的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后，应全国政协筹委会的邀请，去中南海春藕斋出席晚宴，见到了周恩来，周却并没有向他问起浙大发生的情况，十天前刚发过电报，如果这时候已经接到回复，按照常理，周应该会对作为当事人的竺有所表示，反之，若是依旧未知所以，那就更有可能为之予以关切，毫无反应显然说不过去，但两个人有过对话而竺未作记载，似乎也不太可能，比较合理的推测想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浙大的“拒竺”仅为部分学生的过激言论，说“事件”或“运动”都不免言过其词。

据许良英《波涛一生的新路历程》之回忆文章说，1948年暑假，上海局学委副书记吴学谦领导下的中共杭州工委曾有过总结，认为浙大在那个阶段的工作显得混乱，斗争过于频繁，结果是群众疲惫不堪，骨干过于暴露，对浙大学潮的过左倾向是有所警惕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看待浙大校内壁报上出现对竺的非议和责难，就不会觉得是匪夷所思了，尽管这些言论和行为，对于竺可桢决计离开浙大起到了显而易见的催化作用。

七月二十九日，《浙江日报》登载了浙大新的校务委员会名单，十七位组成人员保留了孟宪承、贝时璋、王国松、蔡邦华、王季午等原浙大知名学者，分别主持各学院，九月一日，马寅初接替竺可桢长校浙大的消息见报。竺可桢的大学校长岁月过去了，浙大的竺可桢时代也随之结束。留下的是这样一组信息：十三年之中，浙大从原先的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十六个系的规模，发展到了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及师范）二十五个系，十个研究所，教授由原先的七十余人增至二百多名，在校学生则在五百来人的基础上，翻了四倍，竺之“求是”学风及教育思想为国家培育的高级专门人才，达三千五百之众，在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中成就卓著者，不胜枚举……

在军代表进驻浙大组成九人接管小组之初，就有过一些新的举措，先是将已去了台湾的前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教授之文稿、书籍及全部财产予以查封，接着是撤销师范学院，教育系划入文学院，历史系则暂停一年（后干脆与哲学系及法学院一并停办），师生予以遣散，仅留十二人组成学习班，立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经典著作，贵州时期任教于浙大史地系的谭其骧教授忆及这段往事时，就曾经这样说过：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

九月上旬，竺可桢在北京见到蔡邦华，知浙大“停聘教授六十余人之多，储润科、朱正元、胡刚复等均在其内，职员如赵凤涛亦在其列，全以过去有恩怨关系为主，而不问教授法、学问之如何”，很是感慨，以为“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已不再是校长的竺可桢固然鞭长莫及，新任校长马寅初在浙大的时间，前后也不过两年，即又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延至院系调整的1952年，以后的浙江大学，已是另一副笔墨了。

[2011年3月7日，在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该校举行竺可桢诞辰120周年纪念封首发（首日封邮票1988年发行）和竺可桢纪念馆修缮开馆仪式。 编者]

 

（待续111）

千帆过

    浙江大学有东方剑桥之美誉，是国内一流，国际享有盛名的大学，无论是教育部的211还是985都是排名靠前的大学。谢谢大乌珠的介绍，这座楼本身就是个大工程，大乌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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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在最后的第十五章中，让我们见到了不少各种人物——马寅初、郑石君、严仁赓、朱恒壁、谢觉民、陈汲、谢季骅、钱源泉、谭天锡、李季谷、佘坤珊、王葆仁、钱琢如、顾谷宜、赵之远、严仁赓、张君川、范绪箕、黄焕焜、刘潇然、陈汉第、张絅伯、王季午和共产党政人员谭震林、王建安、江华、许良英、吴学谦以及国民党政人员杭立武、钮永建、张默君、蒋作宾。

在编辑此章节时，同样在搜索相关资料时，特意去了庆春路上的马寅初故居（纪念馆），拍摄了相应的照片，并用上了上次去南山公墓所拍摄的马寅初墓地照片。马寅初姓马，再加上降临于马年，又是马月、马日、马时所生，真可谓“五马”俱全，非常稀奇。

 

附：56   

[右小图为1982年马寅初在北京逝世，遵其遗愿，部分骨灰送回家乡嵊州，安葬于下王舍村母亲王太夫人墓旁。左小图“杭州系其久居之地，今遵遗愿，择葬于此，谨缀语。”为安葬在杭州南山公墓内的马寅初与原配张桂君（团妹）之墓。背景大图为杭州马寅初故居（纪念馆）内，民族瑰宝—马寅初座像。] 编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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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7

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一作铁生，又字孝直，号天心，上海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永建的书法，苍劲有力，具有大家气质，与吴稚晖、沈尹默鼎足而三，但是传世作品却不多。他处世以“不强人谓之恕，不怨己谓之强”自勉。毕生致力于文教事业以及国家政务上，厥功甚伟，然而，其淡泊名利，待人宽厚，为为世人所景仰。钮永建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96岁。

 

陈  源（1896—1970），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字通伯，笔名陈西滢．江苏无锡人。1908年考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小读书。1921年留学英国读中学，先后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66年退休。晚年瘫痪，逝于伦敦。

 

王葆仁（1907—1986），江苏扬州人。化学家。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193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博士学位。1936年回国创建同济大学理学院和化学系。1951～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6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58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葆仁是中国最早从事高分子科学研究的化学家之一。创建同济大学理学院和化学系，为中国的物理化学工程作出伟大的贡献。卒于北京，终年79岁。

 

吴祖光（1917—2003），又名吴召石、吴韶，现代著名剧作家、导演。原籍江苏武进，1917年4月21日出生于北京东城小草厂的一所大宅院里，家庭为吴祖光提供了一个文学的环境。其父吴瀛，曾参加创办故宫博物院，精于诗文书画、篆刻和古文物鉴赏，对吴祖光的文学生涯有深刻影响，同年吴祖光毕业于北京孔德学校。在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一年后，应聘任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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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8

许寿裳(1883 - 1948)，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鲁迅认识，成为终身挚友，1937年与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1946年台湾行 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不久编译馆裁撤后并入教育厅管辖，转往台湾大学任教，常批评国民党派所主导的法西斯教育改革。1948年2月18 日，许寿裳于台大宿舍被害身亡。

 

杭立武(1904-1991)，出生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原籍浙江杭州。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受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转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达十数年。其间并创立中国政治学会及中英文协会。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两年后调政务次长。1949年出掌教育部。

 

蒋作宾（1884～1941），字雨岩，湖北应城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山河破碎，当局腐败，百姓遭难，他伤心极了，病情日益加重。1941年12月24日，蒋作宾满怀忧虑，两袖清风，病逝于重庆，终年五十八岁。 编者

 

第十五章·完

千帆过

     一部历史画卷，一代知识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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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浙大玉泉校区大门。② 校园内竺可桢铜像（身后是图书馆）。③ 校园内毛泽东塑像。④ 校门对面“求是精神”小广场。在小广场那块名师荟萃的铜雕像群旁，写着这样一句竺可桢的话，耐人寻味：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 ，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编者拍摄

 

【后记·去老浙大夕花朝拾】

 

我读过的学校都很有历史。初中时的杭州第一中学，现在称“杭高”，早年谓之浙江第一师范，名垂近现代文化与革命史之卓著者几可列队；毕业后报考的是浙江大学附属中学，自然是冲着日后想进浙大去的，虽然当时的校史仅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算起，但现在看来，浙大的附中，其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尽管在这部关于老浙大的书中我只稍稍提了几笔。

杭州这个地方，旧东西是很少见的，时常被人挂在嘴边的一些老建筑，基本上都是翻修如新，形态或许还在那里，气场是没有的，用来拍拍电视剧还行，若想身临其境地追忆昔日人事，多半找不到感觉。譬如我住宅附近的两处，一个求是书院，一个风雨茅庐，后者能看出点大致轮廓，虽然丝毫也感受不到王映霞的气息(郁达夫是一天也没在这里住过)，但它所在的“场官弄”好歹还有块牌子订在那里，前者却是除了将仅剩的一间房屋修得连个方向感都没有，早年所在的蒲场巷，以及书院的占地范围，竟是一点点旧貌都无从想象了，因此在杭州寻根怀旧实在是件让人尴尬的事。

董桥的集子《从前》要再印，朋友替他请张充和题写封面，见字后董先生大为感慨：“张充和一管大笔蘸遍当代中国的茫茫烟水，她的一洼砚田不仅磨透历代书艺的渊源也磨平风雨家国的离乱”。那年张充和96岁了，仅仅两个大字就能写出并让人感觉出如此境界，盖因心中有历史之故。源头可上溯自清末求是书院的浙江大学也已过了百年，一提“求是”两字，濡染于“茫茫烟水”间的履痕苔影便隐约可见，闪现着一代名流巨擘风姿的灿烂星空始终标示在历史深处，尽管距离迢迢难再与共，却到底还可以牵动一份后辈的敬仰。

有幸得以追写老浙大的前尘故旧，于我是一件乐事。牵强附会地说，我现在每天往来的大学路，就是那些飘渺烟云的原产地，曾经因向往浙大而报考附中的冲动之举，也隐约像是一种缘分。如果就个人兴趣而言，我近年来的文字指向又的确多属“从前”一类，自小生活在杭州，总想着去翻一翻的，自然也是这个城市的老皇历，作为她最早的一所大学之一的来龙去脉，那是绕不过去的，无论是否有充足底气，也都愿意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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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接手，我才发现自己实在很是捉襟见肘。对近现代教育史的文化积累是软肋之一，各门科学知识的匮乏，对汇聚了众多科学名家的浙大殿堂，更是怯于贸然闯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构想，无从涉猎，当然也一直都开不了笔，只能好好先读《竺可桢全集》中第六到第十二卷的日记。

在1949年前的浙江大学，执掌浙大13年的竺可桢无疑是最核心的人物，他的几乎一天不缺的日记，为起自1936年的浙大“竺可桢时代”留下了详实且细致可触的史料，尤其抗战中流亡西迁那几年于艰难跋涉中的崛起，全然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将竺可桢执掌时期作为主轴，老浙大的基本脉络，大致上是可以清楚的。1921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说：“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周寄梅是清华第二任校长，竺可桢则为浙大第五任校长，我以为拿这段话来说明竺可桢，也甚是恰当。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部书要写的不是浙大校史，而是一本随笔体传略，并且还只是截止于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的“前传”。这样的内容和文体，决定了作者在材料取舍和谋篇布局上无疑会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因此成型后的这部书，对于从求是书院破茧而出到第三中山大学因运而生的这30年，我以“序篇”的形式梳理了一个大概，将随后的20余年作为前期浙大之“本事”一一道来，以求其脉络清晰、疏密有致。

深入苍茫岁月中的老浙大，实在是不免让人感触多多，遐想多多。以现今的目光去看从前，忍不住的总想来点说三道四，但是说过道过，回头一读，竟像是画蛇添足了，于是删去。前些年给报纸写专栏，也是些消逝年代的故人旧事，报纸版面有限制，字里行间夹杂更多的又是一言难尽，就索性重在记录，少加赘语了。专栏仿鲁迅之“朝花夕拾”，起名“夕花朝拾”，写这本书的感觉，其实也正是去老浙大夕花朝拾，循的便也是此一路径。

感谢杭州市文联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能接纳我之所拾，惜因才识有限，疏漏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好在老浙大几度风雨、一肩星斗，行程中花开花落、处处灿烂，想那未竟之种种，是一定还会有后续的。

                                                                                2011年 作者

左图为浙大合唱团纪念碑。在浙大玉泉校区第七教学大楼东南角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座汉白玉贴边的纪念碑，碑文是：“浙大合唱团一九四二年在遵义成立，敦请沈思岩教授为指挥，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里，弦歌不辍，同唱锦绣中华，乐音萦回求是园，至今已五十年，谨立碑母校以志纪念，一九九二年校庆立”。           这座碑是老浙大合唱团的团员们集资建立的，它凝聚着老合唱团员们对母校的思念，也反映出老合唱团员们对浙大合唱团及沈思岩先生的留恋。

右图为何友谅烈士墓碑。浙大学生素有爱国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安排下，一批爱国进步学生于1936年底成立了浙江大学黑白文艺社。这是一个公开的学习、宣传进步文艺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组织，也是当时浙大秘密组织“拓荒社”(1940年后称“马列主义小组”)的外围社团。为向公众申明收复日寇侵占的“黑水白山”(即黑龙江和长白山)领土而奋斗的决心，及表明像黑白分明一般来判明是非的求是精神，故取名为黑白文艺社。首任社长张毕来。该社成员皆品学兼优，通过出版壁报、在图书室陈列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很受同学们欢迎。浙大西迁中，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战地服务。该社为当时浙大爱国进步学生的核心。
    1941年12月，日寇入侵香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置大批滞留香港的知名人士而不顾，让其家属和大批行李及洋狗等乘机离港到重庆。孔祥熙的举动引起西南联大、中法大学、浙江大学学生的反对，1942年12月上、中旬，举行声势浩大的“倒孔”示威游行。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社员王蕙(女)和“质与量自然科学社”陈海鸣同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经竺可桢校长多方营救，王蕙、陈海鸣获释，何友谅不幸被杀害。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黑白文艺社由公开转入地下坚持秘密活动，直至新中国成立。
    新落成的“黑白文艺社暨何友谅烈士纪念碑”座落在浙大校园内。她由乳白色花岗岩雕制而成，在周围苍松翠柏映衬下显得更外素雅，成为求是园里又一处人文景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编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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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9

（郁达夫杭州故居位于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1933年4月郁达夫为暂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时购置的寓所。故居由当时学人马君武题为“风雨茅庐”,由郁达夫自己设计。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编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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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60

（位于杭州富阳富春江南岸的郁达夫公园内，是郁达夫出生的地方。当时叫满洲弄，解放后称达夫弄。故居坐北朝南，面临富春江，郁氏三兄弟（郁华、郁文、郁浩）都出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了童年。故居屋前有花园，植以花卉草药。陈列以实物为主，图版加以映衬，充分反映了当时郁氏家族生活的情景。故居一层有正厅、厨房等房间。陈列丰子恺、王苗子、茅盾、鲁迅、郁达夫等名家的题字及画作。二层着重突出书房（郁达夫自命名为“夕阳楼”），兼有卧房及其它展示，有郁达夫手迹、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证书、电筒、印泥盒、水烟、笔筒等生前用品。1998年，因旧城改造移地重建。 编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