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龙行天下

难忘真古莲花池，

一点一滴记得实，

吃喝景色都提到，

童年趣味永生知。

清风修竹

　　          要强与无奈
　　             ——岁月划痕之二十三
　　母亲老了之后，经常无由头地说：“别看咱们家孩子多，你们小时候比哪家儿穿得也不次。”
　　我口头上也附和着她说，可我心里清楚，我们家的孩子并不比别家的孩子穿的更好。在我的记忆中，我上学之前就穿过一次买的衣服，其余都是母亲手工缝的。
　　买的那身衣服是一套小海军服，不仅做工精细布料好，式样也好，有小披肩，小领带，袖口都带扣儿，还有带飘带的硬壳帽，穿戴上可神气了，我特别喜欢，直到衣服小得伸不进胳膊穿不进腿儿，我还嚷嚷着非要穿呢！
　　不过穿过这身小海军服之后，我就基本只穿家做的衣服了，因为我很快就有了两个妹妹，母亲再也不带我去服装商店了。
　　有时候我看到别的孩子买了新衣服，也会跟母亲说一说，母亲就会教育我，小孩子不要比吃比穿，还说她缝的衣服也不比买的差。我承认她的手工活儿确实比邻居们好，但我还是向往买的衣服。
　　在我上学的时候，母亲也没给我买新书包，而是找了一块白底儿的花布缝了一个。母亲缝的那个书包是一个竖长的布兜儿缀上俩带儿，活像老太太的菜兜子。可开始我不知道还有学生的专用书包，背上还挺高兴呢。
　　可到学校后发现，我的“菜兜子”是太另类了，别人的书包不管什么颜色，是薄是厚，样子都差不多，是带盖儿的横包，还有宽厚的背带，背起来像个学生。虽然没人对我的书包说三道四，但我觉得别人的眼神似乎有些异样。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一再央求母亲给我买个真正的书包。母亲也不愿意让我在别的孩子面前低人一等，经过考察最终还是给我买了新书包。
　　另外，我的铅笔刀也与别人不一样，是同院女孩心宅的父亲做的。心宅的父亲在修表店工作，曾用大发条做了好几把小刀，其中一把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又送给了我。
　　好像送过小刀后不久，心宅她们家就搬走了，搬到北护城河南边新盖的二层楼上。那片楼是商业系统建的职工宿舍，她们家有幸分到了。我有些羡慕，可母亲却说太远了，都到了老城根子了。其实，那片楼离我们家不过二里多地，不知母亲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心宅家搬走后，我们家住了她们家那间6平方米的小房子。
　　心宅父亲做的这把刀，闪着棕蓝色的光，有着圆弧手柄，很漂亮。可就是刃口不锋利，削铅笔总削断笔芯。我的铅笔因此用得很快，基本不是用完的，都是削完的。我不断地向母亲要钱买铅笔，自然引起了母亲的不满，她几乎每次都要唠叨，于是我赌气让母亲替我削铅笔。母亲没有推脱，试着削了一下，结果也把笔芯削断了。她就改用菜刀，菜刀倒是比小刀好使，基本能把铅笔削好，可我不可能带把菜刀去上学啊。
　　母亲最终算清了账，省了刀子的钱而费了铅笔的钱，并不划算，这才给我买了真正的铅笔刀。印象中，那种修脚刀式的铅笔刀也就六七分钱一把。
　　不知是不是嫌我买铅笔过于频繁，每次母亲都只给我2分钱，让我买那种表皮不上油漆的铅笔，这种铅笔班里使用的人很少。
　　另外，我买球鞋也颇费周折。上体育课老师让穿球鞋，可我自小就穿母亲做的布鞋，没有一双球鞋。跟母亲商量让她给我买时，她不以为然，说穿布鞋照样能上体育课。可我觉得这事不能母亲说了算，得听体育老师的。那时觉得老师说的话就是圣旨，比母亲的话权威多了，所以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强硬地让母亲去找老师说理。母亲经过再次考察，得知老师确实有这种要求，最后给我买了球鞋（实际就是解放鞋）。
　　但她要求我省着穿，与布鞋倒着穿。可我更愿意穿球鞋，郭颂的一首歌里喝道：“穿着球鞋跑地快，打球赛跑不怕磨。”那真是唱出了我的心声。
　　其实，母亲不给我买球鞋，并不是对我苛刻，家里的其他人也都穿她做的布鞋。母亲做的布鞋可棒了，比保定士宝斋的一点儿不差。
　　母亲在做鞋上可是下了大工夫，到处找鞋样子，什么方口的，圆口的，五眼的，各式各样都有。印象中她有一本书夹的就都这种纸样。她还注意买做鞋的布，一般是花平布啊，条绒啊，有时也买春富呢，但都给大人用。
　　另外，她还爱攒旧布，攒够了一批就打夹纸，打了夹纸就纳鞋底。纳鞋底前还有一项工程就是搓麻绳，把粗麻分成两绺儿放在大腿上，左手抻着一头，右手一搓，粗麻就拧在一起变成了麻绳。之后再拿着锥子一针一针地纳鞋底，看着是真辛苦。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母亲讲的一个“懒老婆纳鞋底”的故事，说是丈夫要出门，给老婆布置了做鞋的任务。可一个月后丈夫回来，发现老婆只在要纳的鞋底上扎了一个眼，问她怎么回事，老婆说忘了给麻绳系疙瘩。原来懒老婆搓麻绳时嫌分段麻烦，将所有的粗麻搓成了一根，这一个月就都在鞋底上拉这根麻绳，拉到最后还因为忘了记疙瘩给拉过去了。
　　母亲处处精打细算，可日子过得还是紧紧巴巴。母亲生性要强，就思考着怎么改变这种局面。
　　在我们院里有孩子的几家中，全哥家是双职工，喜子的父母是双职工，他们两家的条件也最好。而我们家，小儿家，心宅家都只有当爹的上班，就明显与他们两家有差距。母亲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就想找工作。可她既要料理家务，又要带孩子，上班了家里怎么办？这事也就搁置起来了。
　　1958年夏天奶奶的到来，为她实现愿望创造了条件。1958年6月保定市确定要在大上钢铁工业，随即从各条战线抽调精兵强将充足队伍，我父亲就在那时被抽调到保定市第二炼焦厂，担任冶炼车间的调度。第二炼焦厂位于郊区的大祝泽村附近，离我们家可远了，父亲只能在星期天时回家。而这时母亲已怀孕半年，完全由她来照料我和两个妹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当时我的大妹妹才3岁多，而小妹妹仅1岁多，还是很累人的。另外，母亲生产后，父亲也不可能请假回来照顾，于是父亲就请我奶奶从老家来保定帮忙。
　　由于奶奶基本能揽起这一大摊子家务，母亲生完孩子之后，就托亲朋好友帮着找工作。我的小伙伴斗儿的老家也是饶阳，他们家和我们家是乡亲，走动得很密切，斗儿的父亲就特意到他上班的厂里四处打听。正好他所在的保定市服装厂下属的便衣门市部需要会计，他便向厂里推荐了我的母亲。没想到经过面试和考核，母亲被顺利地录用了。
　　母亲能当会计，我感到很惊奇，因为我俩刚从饶阳来到保定的时候，街道上还让她上扫盲班呢。听她自己说，她上过老家的抗日小学，是认识字的，可认识字干嘛还要进都是文盲的扫盲班？因此我对母亲的文化水平一直持怀疑态度。现在母亲能通过考核，当上会计，看来她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母亲上了班，一个月能挣30块钱多一点儿，比父亲的37元钱少不了多少，家里的生活条件顿时有了改善。
　　母亲对她的工作很满意，经常念叨她们门市部的事，还带我去过那儿呢。
　　她们那个便衣门市部就在保师附小的西边，正对着老马号（类似北京老东安市场的一个旧式综合商城）的西南出口，是临街的平房，左边是三四十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右边是十二三平方米的业务室。生产车间也有临街的窗户，街上的人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工人们干活。
　　母亲和门市部的主任在业务室办公。来了做衣服的，由主任丈量尺寸，有联系业务的，也由主任接待，母亲则负责开票、收费、记账。另外，母亲还要记下每个工人每天的工作量，因为工人实行的是记件工资。到了月底则更忙一些，要结账。后来，母亲也掌握了量体的技能，主任有事出去，她也能接待。
　　门市部的主任姓马，听母亲说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听母亲念叨得多了，我也就知道了这个单位的一些情况。她所在的这个便衣门市部主要承揽零散加工的服装和一些有特殊要求的服装，是保定市服装厂的下属企业。保定市服装厂是个集体企业，主要承揽批量生产服装。
　　她们门市部除了做衣服，也改衣服。我还记得我母亲跟王大娘她们讲的一个关于改服装的笑话，说是一位妇女到门市部打听能不能改一下她穿的旗袍，主任看了看说能改。那人没有回去换衣服，竟然要当下就改。主任找不出理由拒绝，只好安排人给她改。她脱了旗袍就只剩下胸罩和裤衩，这样呆在业务室实在影响不好，主任就让她到车间里去等着。车间工人都觉着新鲜，纷纷放下手里活儿看她。她也不好意思了，就用书包把裤衩挡上，可这么着更像没穿衣服的了。还有个男职工发坏，故意到她身边找东西。王大娘她们听了都笑起来，可我却没有觉得有什么值得发笑的地方。
　　另外，她们门市部还承揽戏装。我知道马号里边有一个门市部，是专门制作戏装的，大窗户里就摆满盔头戏鞋雉鸡鸰，不知为什么还有人要找母亲所在的门市部。
　　听母亲说，保定地区老调剧团就到她们那儿做戏装，而且张口闭口就是那个剧团演员的名字。她说的最多的是王贯英，似乎王贯英总去她们门市部。
　　那时老调剧团在排演《潘杨讼》，母亲嘴里就又都是杨家将的故事，什么佘太君啦，杨六郞啦，寇准啦，潘洪啦，看来她已经看过剧团演出了。后来剧团进京汇报，演出大获成功，听说中央的领导都夸奖，母亲也跟着高兴，好像那成功里也有她的功劳一样。再后来《潘杨讼》拍成了电影，母亲还主动买票让我看，看了之后我感觉还是真好。
　　在母亲她们门市部做戏装的还有河北省戏曲学校，母亲也就认识了戏校的人，知道了戏校的情况。在戏校上学管吃管住，毕业后还有工作，母亲就想让我去。可去戏校不能通过转学这种方式去，还要考，在戏校1959年招生时，母亲给我报了名。
　　院里的王大娘、小儿妈，听说我要考戏校，都跟着高兴，这个说我适于唱小生，那个说我适于唱老生，就像她们是主考官要给我分行当一样。可她们除了说这些没影的事儿，并没有人提示我要做些什么准备。
　　考试那天，母亲给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带着我去了戏校。戏校里的教室比我们学校的教室好多了，学生也都看着干净利索，而且长得都好看。负责接待考生的一位女生看上去也就十一二岁，但办事像大人一样稳重干练，让我觉得戏校的学生比我们素质高多了，能跟他们一起学习生活肯定是一件好事。
　　考场是个大教室，里边就两个人，一位弹风琴的，一位拿着本子记录的。
　　那位弹风琴的让我站好，认真听她弹琴，从琴声中辨识出所弹音符并唱出来。她一次只弹四五个音符，按说是很简单了，可架不住我对此一窍不通，只能高一声低一声地瞎唱，听得那个记录的直皱眉头。
　　大概是弹到第四次的时候，那位记录的发话了：“乐感太差！”并当即告诉我，没有通过，不用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我一出来，母亲就满怀希望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难过地说：“不行，没有通过。”母亲问了一个过程，就带我回家了。考戏校的事也就到此结束。
　　母亲工作后，家里有三个大人，四个小孩，跟院里的王大娘家、喜子家相比，还是人口多工资少。他们两家的大人都在理发馆上班，是记件工资，比我父母都挣得多，所以母亲还得继续精打细算，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让我们穿戴得更像样一些。
　　记得1960年冬天的时候，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并在领口上缝了一个白布的领子，这样既方便拆洗，又像穿了衬衣，显示美观。那时孩子都是空心穿棉袄，我穿这件新棉袄也不套衬衣，所以母亲的这种做法纯属“面子工程”，不过也体现出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可我并没有领情，到了学校就撕下来，因为那雪白的领子太扎眼了。大王子虽然走了，可影响还在，穿得那么扎眼，还是会被人骂成“相蛋”的。
　　大概也在那个时期，母亲还用旧棉线给我织了一件线裤。那时的孩子秋裤都穿不上，就更别提线裤了。所以这回可不是“面子工程”，而是实打实的疼爱了。可我依然不领情，觉得穿上它，实质上就进入了“相蛋”行列，心里非常抵触。但我又不敢明着拒绝，怎么办？我就偷偷地把裤脚的线扯断，并将脱落出来的线抻出来，故意让母亲看到。母亲看到后以为是线糟了，不能再穿，也就不再催着我穿了。
　　现在想来，我的做法有些不可理喻，可当时就那么做了。我觉得这可能还与学校的艰苦朴素教育有关，老师倡导艰苦朴素，同学自然就响应，有同学还故意把衣服弄破再打上补丁呢，所以我那么做也就可以理解了。看看现在，潮人们不也是花重金买破洞装吗？
　　要强的母亲煞费苦心地替我操心费力，我却不领情，这恐怕是母亲怎么也想不到的了！
　　

清风修竹

　　       小巷里的大食堂
　　                 ——岁月划痕之二十四
　　  搬到相府胡同后，我一直以为胡同西口对面的那条小胡同，是个死胡同，因为它除了入口两边各有一个院门之外，里边都是墙，两墙之间又窄到仅几十公分，很像是另一个院子的通道。
　　上学之后才知道，它不是死胡同，因为我新交的好朋友梁同学说，穿过这条胡同就是他们家。他还陪我走过一次这个胡同。
　　胡同大概有二三十米，可走在里边的那种荒僻危险感，却让人觉得很长。正如我猜的那样，穿过胡同还真是一个大院儿，不过大院儿的西边还有一个门，出了那个门就到了梁同学所住的紫河套了。
　　虽然小胡同不是死胡同，但我除了找梁同学，一般都不走它，害怕。可到1959年初的时候，我却得天天走了，因为我们家入了街道办的居民食堂，而食堂就在紫河套里，这条无名小巷是我们去食堂的最近的路。
　　在这之前，大办公共食堂的事儿就嚷嚷得挺凶。最开始听到的是好消息，说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可以到食堂白吃白喝。可后来又听说徐水的试点搞砸了，刚搞仨月就成了没吃没喝。所以人们对入食堂的事儿都持观望态度。
　　不过街道干部们热情很高，家家户户地动员，后来就是强制了，双职工要无条件加入。小儿妈没工作，她们家可以不入。全哥夫妇都上班，但王大娘没工作，他们家也可以不入。喜子的父母都上班是跑不了了。
　　我们家有我奶奶做饭，我觉得够了不入的条件，可街道干部说，我奶奶没户口，不算常住人口，还得入。父母觉得入了也好，省得奶奶受累做饭，就同意了。
　　听说农村的大食堂吃饭是不收钱的，可我们这个食堂收，另外粮本上的粮油指标也得转到食堂。
　　在我的印象中，食堂是为机关单位那些有身份的人服务的机构，我也能吃上食堂，很兴奋，挺愿意往食堂跑。
　　我们的这个居民大食堂位于紫河套中部路西的一个大院儿。紫河套原来是古莲花池通向北护城河的排水沟，因沟水呈紫黑色，故名紫河套。清光绪年间河套被填平，辟为古旧市场，并逐步成为极具古城文化色彩的繁华之地。可到办大食堂的时候，这里已经败落，铺面基本都改为一般住房，住房前又搭满向外延展的小屋，街道已被挤成逼仄的小巷。
　　大食堂所在的院子是一个东西两边开门的大院，大食堂位于院子中部，两边都住着不少居民。
　　大食堂南边是排队打饭的大厅，北边是做饭炒菜的操作间。没有可供吃饭的餐厅，打好饭还得端回家去吃。打饭的两个窗口就开在操作间面向打饭大厅的这面墙上。
　　打饭大厅东西都有门，估计原来就是这个大院的通道，从打饭大厅向西走，出了院儿就是城隍庙街。可在我的印象中，入这个食堂的只有城隍庙街以东的居民，没有城隍庙街及其以西的居民。
　　在打饭大厅的西门口安装着一台机器，食堂的人叫它锅驼机，可我看它只是烧蒸气用于做饭，并没有带动过什么设备，就觉得它是废物利用。食堂里煤炉边上还装着鼓风机，嗡嗡地一打开，炉火就能旺许多。看到食堂能有这些先进玩意儿，我还挺为我们食堂自豪的呢。
　　食堂开饭有规定的时间，可居民们为了能先打上饭，都会去提前排队，我们家把排队的任务交给了我。开始我觉得新鲜还愿意去，可后来就觉得乏味了，不入食堂的孩子放了学能开心地玩儿，我却得在食堂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排队的麻烦感也能传染，尤其是到了开饭的点儿，食堂的饭还没有熟，人们的牢骚话就多了。那时候经常上映一个电影，叫《南征北战》，我们胡同的三模儿就说，我们是“南蒸北站”，因为那个蒸饭的锅驼机在南边嗡嗡叫，我们要在它的北边耐心地等待。
　　人们本以为入了食堂会节约出一些时间，可来回跑着打饭，还要排队，反而多费了时间。另外天一冷，打回家的饭都凉了，还得再热，也是麻烦事。
　　大食堂虽然用了锅驼机和鼓风机，可炒出的菜并不比家里的好吃。母亲解释说，这是上了讲究的，叫“大锅饭，小锅菜”，意思是说，大锅做的饭香，小锅炒的菜可口。可大食堂做的主食有时还赶不上家里，比如馒头就经常蒸得又酸又小又硬。
　　刚入食堂时，实行的是份饭，打饭时要划“饭本”。入食堂后每家发一个饭本，前面登记着入食堂人员的相关信息，后面则是表格，竖向是日期，横向是早、中、晚。打饭时炊事员根据饭本上的信息，打给相应份额的饭菜，并在表格相应的位置划勾，以防有人重复打。
　　刚入食堂时感觉炊事员给的份饭，分量还是比较足的，但后来日见减少，一般只能吃到三四成饱。由于粮本上的粮油都转到了食堂，父亲还得想办法到农村买高价粮。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7元，而那时的高价粮要5角多钱一斤，所以每月也买不了多少高价粮。
　　由于顿顿饭都吃不饱，我跟着奶奶打饭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饭菜能多出一倍二倍的，那样我就能敞开肚皮随便吃了。于是，我就盼望着炊事员给我们打过饭之后，忘了划勾，可这样的事情竟然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一次在食堂打饭时，三模儿跟我说，有一种叫“消字灵”的东西，能去掉字迹。如果能找到这种东西，就可以擦掉饭本上的勾，重复打饭了。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神奇的东西，觉得他是在瞎编。
　　可后来发现，他不是瞎编，他真的找到“消字灵”并使用了。这么机密的事儿，当然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而是炊事员发现的。有炊事员给他的饭本划勾，感觉有点儿不对劲，那格子里有淡淡的蓝色，便多了心，有意盯着他。之后他再打饭时人家特意记下他已经打过，等他擦掉那个勾再去打时，人家抓住了他，并把他送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怎么处理的我已没有印象，但此事发生后不久，食堂取消了饭本，改用饭票。
　　我觉得食堂改饭票与此事有关，可食堂贴出的通告却说是应群众要求改的，说是一些人有事儿想少打饭或者多打饭，都不好实现，很有意见。食堂接受批评，特意将饭本改为饭票。
　　新发的饭票是长方形的，比邮票略大，有棕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等等，反正都是浓重的深色，上面印着粗粮几两，细粮几两。另外还有菜票，印的是几角几分。饭票按每人的定量购买，菜票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或多买或少买。
　　饭票和菜票上除了盖紫河套食堂的公章之外，还盖着管理员叶老师的私章。叶老师有三四十岁，挺高，白白胖胖，戴眼镜，挺像老师的，就是不知道她原来是哪个学校的老师，为什么要改行来管食堂。
　　因为管理员是老师，我很敬重她，觉得她应该像我们张老师那样负责任。可后来发现她管理的食堂并不咋样，比如食品卫生就不好，炒的菜肯定没有洗干净，因为牙碜是常事。有时粥里会有虫子或老鼠屎。遇到这种情况，母亲会把虫子或老鼠屎拣出，继续让我们喝。我们也觉得很正常，知道倒掉就没的喝了。只有一次母亲下决心倒掉了，因为那次打回的菜汤中发现了半截蛔虫。
　　虽然食堂的饭菜都不如家里做得好，可我吃着却特别香，刚吃了这顿儿就惦记着下顿儿，恨不能刚吃完饭又接着打饭。
　　奶奶可能是看着心酸，竟然给我讲起了她吃过的好东西。她说那时候城里卖的油酥烧饼两子儿一个，那是层层酥，还带芝麻，咬在嘴里那个香啊，听得我都掉口水。可我听着买烧饼要用“子儿”，觉得不对劲儿，就问她“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她遗憾地说，解放前啊！我心说，怪不得人家给我们家定的成份是中农呢，原来我们家解放前能吃上那么好吃的东西啊。
　　自从食堂改用了饭票，我看到饭票就亲。我们家的饭票就放在小菜橱的一个硬纸盒子里，谁去打饭谁就从里边拿。不过每顿拿多少早已提前计算好，不管能不能吃饱都不能多拿，不然月底就会断顿儿。
　　那个小菜橱是1956年父亲从美利金笔行调到国光文具店时买的，是我们家添置的第二件正式家具（第一件是1954年买的那个新的迎门桌），不过它是旧的。它原来是美利金笔行的杂物柜，父亲调离金笔行时正好赶上它停业处理东西，就买了这个柜子。这个柜子高只有1米多点儿，宽也就80公分，但结构复杂，左有上下两层的错开门横柜，右有外开门竖柜，最下面还有3个小抽屉。买来后我们把它当了菜橱，但也放一些票证什么的。
　　有一次我在学校与同学玩儿了“撞拐”，回家饥肠辘辘，可晚饭仍然只有一个棒子面饼子，一碗稀粥，吃下去就跟没吃似的，肚里仍然空落落。我饿令智昏，竟然打起了饭票的主意。我装模作样地在菜橱边上学习，等到奶奶和母亲都出了屋，立即从菜橱中拿了二两粗粮票，奔赴食堂。食堂还没关门，我买了一个棒子面饼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边吃边往回走，路上正好碰上了喜子。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从食堂买饼子的事，就把手背到了身后，可晚了，他已经看到了。平时都是我和奶奶一起打饭，要拿着盆啊篮啊的，这次我一个人从食堂方向回来，又没有拿什么家什，只拿一个饼子，他就多了心，非常问我饼子从哪儿来的。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应答，就实话实说了。
　　可没想到这实话实说让我惹上了大祸，后来他也偷拿自己家的粮票，他父母发现粮票少了问他时，他竟然说，他看见了，是我拿的。
　　他父母也不想想，喜子看到我偷拿他们家的命根子，他能同意吗？他能不说吗？可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不说瞎话，就找我的父母来算账。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父亲在家，他立即在门口喊我，一见面就瞪着眼珠子问：“是不是你拿了喜子家的粮票？”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怔怔地说：“没有哇！”
　　父亲见我不承认，还火了，骂道：“这怂孩子，还嘴硬，没偷他怎么说你？”
　　骂声未落，父亲已举起大巴掌冲我奔过来，我转身就跑，但还是迟了，头上重重地挨了一掌。
　　身后传来奶奶的吆喝：“你问清了再打！”
　　我逃跑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父亲的第二掌落空了。我很快就跑出了胡同，看看父亲没有追赶，我才松了口气。
　　我不敢回家，就去转马号。过了吃晚饭的点儿，我还不敢回去。直到天大黑，马号的人都很少了，我才硬着头皮蔫蔫地往回走。
　　我悄悄溜到大门口，偷偷往里看，发现我们家亮着灯，却没有动静。于是又溜到门口偷看，发现屋里竟然没有一个人。
　　这下太好了，我刺溜儿一下跑到屋里，掀开床帘就钻到铺底下，我终于回家了。我们家铺底下放着煤球，怎么蹲都不合适，索性我就躺在煤堆上。没想到还很舒服，有睡在床上的感觉，于是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小国！小国！”梦中奶奶在叫我，我听得非常真切，就醒了，原来奶奶真的在叫我。我迷迷瞪瞪地爬出来，看到父母和妹妹、弟弟都在床边看着我。
　　奶奶生气地说：“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小子藏在这儿了！快洗脸吃饭吧！”吃完饭，父母没说什么就让我睡觉了。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父亲就上班走了。他上班的炼焦厂离家很远，骑车也得走一个小时，所以走得早。这下我有点儿放心了，他要等到下个星期天才回家，估计早把这事忘了。母亲叫我起床后，也没问我此事就去上班了。
　　母亲走后，我告诉奶奶，我偷拿了我们家的粮票，可确实没拿喜子家的粮票。我说：“我去他们家玩儿，从不翻东西，他们家的粮票放哪儿我都不知道。”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我的父母没有再提，喜子的父母也没有再提。可我心里委屈，就去找喜子算账，气势汹汹地问他：“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偷你们家粮票啦？”他不吱声。
　　我抬高嗓门说：“明明是你拿了，你为什么说是我？”
　　他偷眼看着我小声说：“我怕挨打。”
　　“你怕挨打也不能让我挨打啊！”
　　“对不起。”
　　我知道喜子胆小怕事，就不跟他计较，又和他一起玩儿了。我再去喜子家时，他的父母也再没提此事，好像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奶奶却放不下这事儿，想起来就跟我说喜子的不是。
　　

清风修竹

班主能否帮忙修改一下总标题，就只留下《岁月划痕》，不然标题与内容有点儿冲突。

闲人一个

    虽然出生在50年代，但是那时还小，许多事都没有印象，看了楼主大哥哥的回忆片段，才对那个时候的民生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喜欢看这样的回忆文章，把我的思绪也带入了那个年代......问好大哥

龙行天下

母亲始终特要强，

当上会计有新裳，

想起当年大锅饭，

点点滴滴记心上。

清风修竹

　　          田野里的诱惑
　　                 ——岁月划痕之二十五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交了一个新朋友，他就是马同学。
　　他个子偏矮，又偏瘦，蔫乎乎的，在班里很不起眼，可因为一件事却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了。
　　一次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偷懒儿让我们自己玩儿，我们就放了羊，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同学就在树底下玩起了“戳刀儿”（一种比赛在地上戳铅笔刀的游戏）。他们玩儿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一些小洞，竖直的，很圆，不像蚂蚁洞，就讨论起里边是不是住着什么东西。大伙七嘴八舌，谁也说不清。就在这时，马同学非常肯定地说里边有一种会咬架的小虫子。见大伙不信，他就揪了一茎细草到洞里去钓，还真钓出一只一厘米多长的小虫儿。那虫子身体细而白，黑头，被钓出了洞还咬着草茎不放。为了证实这种虫子爱咬架，他又从别的洞里钓了一只，放到原先的那只身上，两只虫子还真的咬起来。
　　这种虫子叫什么，马同学也说不上来，但我还是佩服他，并主动找他玩儿，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
　　他会讲故事，讲的故事多与念书相关，现在能记起的就是一个恶搞私塾先生的系列故事，听着像是他们家什么人上过私塾。
　　1960年初春的时候，他邀我去他家玩儿。他家在瑯瑚街东口路北，上高台阶，过门洞由照壁向东就进了院。院子很大，里边有两根很高很大的树，他说是椿树。他家住北屋，屋里的西墙上竟然有几个小门，他说是壁橱。他有哥哥，有妹妹，至于一共几位，已记不清了，只知道他的一位哥哥在九十年代担任了保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
　　在春草初绿的时候，他让我陪他去挖野菜，原来他的父母给他安排了这样的任务。星期天，我跟母亲说要陪同学去挖野菜时，母亲也给了我个袋子，让我也顺便挖一些。
　　虽然我也生在农村，可从来没有接触过庄稼，就更甭提野菜了，所以去哪儿挖，挖什么，完全听他的。他带我从北大街向北，过一个小石桥，再向北就到了庄稼地，那地方好像应该在我跟大王子捞鱼的那条河的东边。此时，麦苗绿了，田边的野草也绿了。我们要挖的野菜就夹杂在野草之中，准确地说它们也是野草，只是赶上了灾年，身价就高了一大截儿。
　　1958年的时候，年成挺好，可那年放卫星，说粮食亩产能过万斤，上上下下都为粮食多了没法处理发愁，加之成立人民公社，吃公共大食堂，粮食收了也是归公，人们就不太上心了，所以粮食就没有做到颗粒归仓，比如有些地方的红薯就烂在了地里。可到了1959年，北方南方旱涝灾害交替出现，成了大灾年，人们发愁的就不是粮食多了没法处理，而是缺粮食饿肚皮怎么办。
　　粮食长在田野，希望就在田野，于是人们就盼着新的一年能来个大丰收。
　　我俩想的则是眼下，盼着能多挖到一些野菜，充饥度荒。马同学肯定以前挖过野菜，他不但能准确地区分哪是野菜，哪是野草，还能说出野菜的名字和野草的名字。当时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可现在我就有些纳闷了，他也住在城市，怎么知道的这些呢？
　　我们一边挖野菜一边游玩儿，满目绿色，处处春光，可比在城里畅快多了。
　　我们挖的主要是马生菜、人心菜、刺儿菜、老鸹筋等。他告诉了我这些菜的主要特征，我很快就能自己挖了。
　　除了野菜，他还能识别那些野草中的即食美味。他指着一种叶子上带紫红点儿的植物说：“这是酸溜溜，挺好吃的。”并揪下一片吃起来。我跟着也揪了一片品尝，酸不溜丢儿的，味儿还不错。
　　在地里，我们还看到一棵小树，枝头挂满一团团嫩绿的圆片片。他说，那树是榆树，那圆片片是榆钱，好吃，并捋下一把，大口小口地吃起来。我看他吃得那么带劲，也揪下一小把放到嘴里， 一尝，滑嫩香甜，确实好吃。于是我俩边吃边往口袋里塞，直到把衣袋塞得满满的。
　　这次挖野菜，我收获颇丰，挖了一小袋子。奶奶见了高兴，立即洗干净，与棒子面和在一起烙饼。烙棒子面饼是奶奶的绝活儿，能烙得又薄又脆。可掺多野菜她也烙不好，经常烙成碎块儿。
　　我们家虽入了食堂，但还得花高价到农村买棒子面贴补着吃，因为食堂根本就吃不饱。
　　不知是不是我俩开了头，挖野菜很快就成了风，邻居们都起大早去挖，母亲不甘落后，也带着我去，挖野菜又成了我的一项任务。
　　可这事儿一成了任务就干着没劲了，睡眼蒙眬就得起床；挖一会儿就得往回跑，不然会误了上课；费力八活挖到的多是刺儿菜，还吃着扎嗓子眼。
　　不知学校是不是也跟风，竟然放假让我们去挖野菜。挖回的野菜我们都交给了老师，最后怎么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学校还让我们在上课时间砸杏仁，他们管这种活动叫“勤工俭学”。据说杏仁是给保定市槐茂酱菜厂砸的，厂里给学校钱。至于这些钱怎么处理的，也是不得而知。
　　挖野菜告一段落之后，又开始拾麦穗。由于马同学没有找我，母亲也没有带我去，我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后来，我学过一篇白居易的诗《观刈麦》，其中有拾麦穗的描写：“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老师说要考这首诗，我就使劲背，也就记住了这个拾麦穗的情节。
　　不过我们胡同一位去拾麦穗的邻居，可不是这种形象，听说，她是在裤腰上绑着开口布袋，手里拿着把剪子。她去的不是收割过的麦地，而是没有收割的麦地。她也不是拾麦穗，而是剪麦穗，还是趁着夜色，听着像日本鬼子抢粮食。
　　不幸的是，她被看地的农民抓住了。她央求人家放了她，可怜巴巴地说，前两天她拾过麦穗，拾不到多少，所以采取了这么个下策。她说，她有4个孩子，天天跟她喊饿，她是实在没办法才来的。我知道她说的是实情，可抓她的农民不为所动，就是不放。最后还是管片儿的民警和街道干部出面，才把她领回来，这下她的事也是尽人皆知了。
　　其实这位被抓的邻居也是街道干部，只不过是小干部——街道组长，而去领她的是街道的赵主任。
　　偷农民伯伯的东西，肯定不是好的行为，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儿，可我也曾明知故犯，错上加错，偷吃了农民伯伯的西红柿。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大生一大早去城东的刘庄逮蛐蛐。我们走到刘庄附近的一条大沟时，发现坡上种着西红柿，就觉着肚子饿了，因为我们确实没吃早饭。那时天还没有大亮，我俩趁黑儿悄悄地爬上去，钻到人字架底下，拣大个的西红柿吃起来。刚吃完一个，我就感觉地里有动静，一观察，还真有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我这才发现不远儿就有个窝棚，原来这儿有人看着。看来“风紧”，我们得立马“扯呼”，下坡前我们还一人摘了个西红柿。
　　看我总到城外逮蛐蛐，母亲有些不满意，说：“人家别的孩子都到城外捋稗子籽，你就光知道玩儿。”我这才知道，胡同里有人从西郊捋了稗子籽，并用稗子籽面蒸出了饽饽，引来多家效仿。
　　我立即与马同学沟通。他说他去过西郊，能带我去。
　　到了星期天，我俩就奔了西郊。西郊可比东郊远多了，走了好长时间才过铁道，过了铁道又走了好长时间，才找了一个稗子比较多的地方。那地儿在一条小河的边上，能看到有人在捋稗子籽。
　　进入草丛，我们发现不少稗子没了穗儿，有的有穗却没粒儿，看来此处的稗子已被人捋过。我们只好在草丛中蹚来蹚去，捡人家的漏儿。稗子的穗儿有些硬，捋起来费劲而扎手，我们捋了半天也没有捋下多少。我提议换个地方，可看了看庄稼地里稗子更少，我们就也只好在河边凑合着捋了。
　　拿回家的稗子籽只有一小兜，母亲说晒干后找人帮助磨了，可一直没磨，到最后我也没有尝上胜利果实的滋味儿。
　　不久，马同学提议去拾红薯。我们保定人不管红薯叫红薯，而是叫山（shai。3声）药。
　　星期天的午后，我俩带上小布袋和煤铲出发了。这次去的还是北郊。他说，刨过的红薯地很好辨认，地头儿有红薯秧。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大片已经刨过的红薯地。诚如斯言，农民没有把红薯刨干净，我们只要用煤铲在土里翻腾一阵子，就能挖出一块儿红薯。不过块儿都不大，有的像鸡蛋，有的像老鼠，还有半块儿的。我挺满足，他却说这儿肯定已让人翻过，不然，应该更多些。
　　挖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我俩一人挖了一小口袋。由于拎着不方便，我们就把它放在了地里。就在我们继续挖的时候，有个人向我们走来。我以为他也是拾红薯的，没有在意。
　　可他过来后竟然把我们的口袋都攥到了手里，还破口大骂：“小兔崽子们，敢偷我的山药！我×你们姥姥！”他边骂边朝地头走。
　　看到他就要拿走我们辛辛苦苦挖的红薯，我们很不甘心，跟在他后面不停地说：“我们没偷，这是我们在地里捡的。”
　　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瘦而黑，怎么看都像小人书《狮驼国》中的黑脸小钻风。他看我们紧跟不舍，突然转过身来冲着我们大喝：“这地就是我的，谁让你们进来的？赶紧给我滚，不然揍死你们！”说着还狠狠地挥动拳头。看着他抖动的脸，充满凶光的眼，我们胆怯了，眼睁睁地看着他提着我们的口袋走了。
　　他不像农民啊，这地怎么是他的呢？就算是他的，可已经刨过，我们再拾也不是偷啊！我们有理没处讲，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
　　后来我去马号，竟然看到了这张丑脸，原来他是开茶馆的。我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了马同学，并和他一起想了很多报复的方案，可不知为什么，最后一项也没有这实施。
　　天冷以后，地里的东西都收干净了，再想找能填入肚子的东西就难了。不过我父亲回来过礼拜时却带来一个重要信息，说他看到大祝泽村附近的白菜砍了，有人在挖白菜疙瘩（根）。
　　父亲随意一说，母亲却上了心，非让我请假跟她去挖白菜疙瘩。我只好请了下午半天假跟她去。
　　大祝泽可真远，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我们先去焦厂看望父亲，还正赶上厂里出了事，有个女工被火车撞死了。原来厂子边上的铁道上发现了列车散包撤下的黄豆，当时黄豆可是宝贝，能治流行的浮肿病，厂里就安排职工去捡，结果这个女工捡得太专注，火车来了没有听到，不幸被火车撞上了。
　　母亲看厂里有事儿，也就没多呆，直奔了白菜地。
　　白菜地倒很好找，就在路边。地的白菜已收走，菜疙瘩裸露在地面一眼就能看到，很好挖。我们挖了一个多小时，就挖半面袋。看看天色已晚，母亲背上挖好的白菜疙瘩，带着我往回走。
　　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四野茫茫，路途遥遥，寒风中只有我们母子俩，我有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如此艰辛挖回的白菜疙瘩，并不好吃，切丝腌咸菜还凑合，煮熟了吃着闹不几的。可母亲说好吃，非让我们多吃顶主食。
　　白菜疙瘩吃完后，母亲还从南关买过胡萝卜缨，5 毛一斤，相当于5斤平价玉米面的价钱，还不好吃。可那时菜不好买，能买到手就不错了。
　　看到家里吃的这么困难，奶奶在1960年秋带着近二岁的弟弟回了老家。
　　奶奶走了，我放学又比母亲下班早，到食堂打饭的任务就全部落在了我的肩上。
　　当时，大妹妹5岁，二妹妹3岁，三妹妹才几个月。母亲去上班，我去上学，她们就自己呆在家里。母亲怕三妹妹翻动，就用几个枕头把她挤在了墙角。
　　我去打饭时，还得叫上大妹妹、二妹妹，我需要她们帮我拿东西。
　　食堂的晚饭已形成模式，棒子面粥，棒子面饼子，再加三四样素菜。供应的指标中每人有几斤细粮，可食堂蒸馒头、米饭的时候很少，基本上主食顿顿都是棒子面。当时棒子面还是好的，有时就是红薯面和高粱面。菜虽然有三四样，但我们家一般就买两样。食堂极少做肉菜，一做大伙儿就抢。入不入食堂供应的肉是一样的，可我总觉得入了食堂吃肉就更少了。
　　每次打饭都由我端那一大盆粥，由两个妹妹拿主食和菜。大概为了吃饭时有饱的感觉，母亲规定打饭必须多打粥，这样粥就成了我们的主食，有时食堂的粥熬稀了，母亲会很生气。
　　那一大盆粥很沉，路上我要歇五六次才能端到家。记得曾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孩子帮我端过粥，我感激得不得了。她长得很白，有一点儿像外国人，就住在紫河套，是我们学校的高年级同学。
　　打饭之前，我们的肚子就已咕咕叫，打回来当然想开饭，可母亲还没下班，只能咽着口水耐心地等待。
　　母亲回来，会把主食先给我们分一下，免得能抢的多吃，不能抢的吃不到。还规定我们夹菜的频率不能太快，以免饭没吃完菜就吃光了。如果父亲在家，我们一夹菜多了，母亲就会吆喝：“让你爸爸多吃！”
　　由于顿顿都吃不饱，我们吃什么都香，吃完母亲分给自己的那份主食，还馋馋地看着别人。
　　有一次打回饭之后，我和妹妹们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先吃了。这一吃不得了，把主食和菜都吃光了，只给母亲剩下个粥底儿。吃完后我才发现问题严重，有些不知所措。可母亲回来后并没有吆喝我们，只是落了泪。
　　由于总是吃不饱，我对公共食堂印象不好，可上坡清和园澡堂门口的墙上却出现了歌颂公共食堂的诗歌。那时候宣传工作做得好，特别爱在墙上写激动人心的口号，画鼓舞士气的宣传画，抄写歌颂新气象的诗歌。清和园澡堂门口的诗歌就属于这类宣传。
　　那首诗歌是用白色粉笔抄写的，特别工整，我觉得应该是清和园澡堂的人抄写的。
　　那首诗一共4句，标题是《公共食堂就是好》，第一句还是这句，后边3句大体是说饭菜如何香，人们如何满意之类，具体的词已想不起来。我看了有些生气，自从我吃了食堂，就从来没吃饱过，你凭什么说它好？你吃过食堂吗？一生气我回家拿了段粉笔，在诗的最后补了一句：“就是吃不饱。”
　　写完之后我就没事了。可很快那首诗并连同我补得那句都被人擦掉了，并风传相府胡同出了“反标”（反动标语）。我一打听所谓“反标”，指的就是我的那句“就是吃不饱”，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公共食堂。这下我可吓坏了，整日惴惴不安，还不敢跟父母说。
　　终于有一天晚上，管片民警让胡同的孩子每人交一个语文作业本，说是要做笔迹鉴定。我在墙上写的那几个字非常潦草，就想找个字写的工整的本子，让他们查不出来。可我翻了几个本子都一个德行，只好挑了本稍好点儿的交差。
　　过了些日子，管片民警让我去中华路派出所，说有事找我谈，我一听就觉得大事不好。
　　一到派出所，管片民警就跟其他人说：“你们看，小反革命来了！”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了我。我很不服气，我根本就没有反对革命，凭什么这么说我？可我也更害怕了，不知这么定了性，会有多么严重的结果。
　　管片民警把我叫到一个小屋，心平气和地问我，那句话是不是我写的，我硬着头皮不承认。
　　他就跟我讲，你们青少年是新中国的未来，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不能遇到点儿困难就畏缩，就满腹牢骚。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克服它，这样才对得起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
　　他说得非常诚恳，我被他打动了。他又说，少先队员要诚实，不能跟组织说谎。于是我就承认了。但我希望他不要把此事告诉别人。
　　我不知他是否信守了承诺，反正事后父母没有问过我，老师没有问过我，同学也没有问过我。
　　我再也不敢说食堂的坏话。可我的肚子还是饿的。
　　一天，我听到父亲跟母亲商量，是不是都辞了职回老家去种地。还议论了如何开荒，如何盖草房。最后他们决定，等过年的时候回趟老家，看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龙行天下

课余四处去寻食，

野菜成宝哄抢之，

暖暖食堂吃不饱，

却是不让说真实。

清风修竹

　　          难忘那个年
　　             ——岁月划痕之二十六
　　到1961年，我们家已有七年没有回过饶阳老家了，父母都觉得应该回去看看。另外，他们也想考察一下，有没有举家回迁的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在城里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
　　一提老家，我就想起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村，那个小院，满脑子美好的回忆，恨不能立即就回去。
　　可母亲却为回去穿的衣服犯愁，她想新衣还乡，可手里没有那么多布票，钱也非常紧张，不可能做到一人一身新衣服，最后只能将就，不破就行。可我仅有的两条裤子都打了补丁，母亲只好用她的条绒裤子给我改造了一条。我试穿的时候发现，膝盖那块儿明显毛儿少。可那时条绒裤子是好裤子，我能有一条就很知足了。
　　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回老家，完全是因为交通太不方便。饶阳到保定并不太远，也就180华里左右，可饶阳到保定没有公路，不通长途汽车，来往颇费周折。当年我和母亲从饶阳来保定的时候，就是绕了一个大三角才到的。我们要先步行40里到安平县，再从安平坐火车到磨头，到磨头再倒火车到石家庄，最后从石家庄倒火车到保定，一路的辛苦可想而知。
　　这么多年过去了，饶阳到保定仍然不通汽车，我们再回家还得绕道儿。好在不用绕石家庄了，保定有了直通安平的长途汽车。
　　可我坐车时发现，长途汽车竟然是没有棚子的大卡车。也不知这条线路一贯如此，还是让我们赶上了春节的临时加车。
　　涌上车的男女老少至少有三十多人，还都带着大包小包，挤得绷绷的。车开之后，风就起来了，呼呼地怪叫着，硬往人们的衣服里钻，吹得人直发抖。途中好多地段是土路，坑坑洼洼，汽车扭在上面赛过风浪中的船，颠得人直想吐。
　　由于太冷太颠，所有的人都蹲下或坐下了，挤得更加瓷实，谁也甭想动一动。
　　我的身体靠在一个坐满人的大行李上，垂下的几只脚就挂在我脑袋旁边，我很烦那些脏鞋，可躲无可躲。我的一条腿被旁边的人压麻了，像有无数的针在扎，我想挪动一下缓一缓，可怎么也动不了。我想救助于母亲，可母亲正背对着我，蜷缩地抱着不到一岁的三妹，很难转身。想救助于父亲，父亲抱着二妹，拢着大妹，也已被挤得难以动弹。最终我谁也没有叫，就那么强忍着。煎熬了一上午，我们才到了安平县。
　　安平县汽车站外，没有一点儿县城的样子，坑洼的土路，低矮破旧的民房，随意摆放的货摊，满街乱跑的穿黑棉袄的脏孩子，让人感觉像是进入一个破落的大村。
　　在安平吃了一顿很贵很糟的饭之后，父亲雇了一位推独轮车的农民送我们到饶阳。车上除了放上我们带的东西，还坐了大妹、二妹，三妹由父母轮换着抱，我就只能跟着走了。
　　慵懒惨白的冬日，空旷凄凉的麦田，不见尽头的小路，不时刮起的黄风，吱吱作响的独轮车，只顾走路而一言不发的父母，似乎都在催我的倦意，我越走越没精神，渐渐落在了后面。母亲见状，说她们慢些走，让我赶一赶。
　　这时路旁出现了两只长得近乎一样的小山羊，它们不知是在练习打架，还是在真的打架，撞起了头，同时后退，同时前冲，同时歪起头抬起前腿，又同时落下去，随即便是一声清脆的犄角撞击声。我看得很开心，完全忘了疲惫，也忘记了赶路。
　　远处，传来母亲喊我的声音，我只好告别小羊，去追他们。追上了他们，我又感到了疲倦和焦躁，多次询问父亲还有多远，父亲总说快到了，快到了，可就是到不了。直到太阳落了山，我们才到了饶阳县城，穿过县城才到了我们老家东关村。
　　父亲对村子已经陌生，因为饶阳后来又发过大水，父亲记忆中的一些房子已被冲毁。我们是打听着才找到家的。
　　可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家，大门没有了，院墙没有了，两间东房没有了，两间南房没有了，带高台阶的3间大北房也没有了，只有两间似乎是盖在洼地的低矮北房。房砖砌得歪歪扭扭，缝儿也没有勾，还露着黄泥，一看就是大水过后抢建起来的。北房的南边还胡乱地堆着不少旧砖，应该是没有用清的倒塌房子的旧砖吧。北房的西南边有两间西房，建在了一米多高的土台上，看上去要齐整些。
　　父亲一敲门，奶奶迎出来，姑姑一家也迎出来，还真是我们家。
　　屋里已点上油灯，可并不明亮。露着椽子的屋顶很黑，墙也很黑。外屋进门处的左首是一个锅台，锅台南边的墙上有一个凹进去的方洞，里面贴着灶王爷、灶王奶奶的神像，北边是进入里屋的门。里屋靠南边窗户是通长的大土炕，西墙边放着一张旧桌子。北墙边上放着一个大板柜。
　　屋里还没生火，好像比外边还冷。姑夫立即到外面去生煤球炉子，由于没有拔火筒，姑夫还得用扇子不停地在炉子下边煽，看来奶奶她们平时并不生火。
　　进到里屋，人多得转不开，奶奶就让孩子们都上了土炕。弟弟跟着奶奶来老家已近半年，好像与我们都有点生分了，不怎么与我们说话。表弟比我小四五岁，有七八岁大，上坑后很快就和我熟了，没头没脑地问东问西。
　　表弟的两个姐姐没有上坑，她们一个比我大一点儿，一个比我小一点儿。奶奶管大的叫大丫头，小的叫黑丫头。姑姑一家住在西屋。
　　叔叔很快也来了。他在县委工作，住在机关。
　　大人们相互问询着，谈得挺热闹。从谈论中得知，老家也办了人民公社，这两年收成不好，人们过得很苦。
　　晚饭时，土炕上放了一张小饭桌，我和表弟与大人们在炕上吃饭。也没有多少菜，但主食是白面馒头，我吃了个够。
　　第二天是三十，除夕吃饺子之前，奶奶在灶王爷、灶王奶奶的神像前摆上了饺子、年糕、小点心，点上香，磕头祭拜，嘴里还念念有词，大概是乞求神灵保佑新的一年能收成好，能吃饱肚子吧。她磕了头不算，还让别人也都跟着磕。后来才知道这是“接灶”。腊月二十三把灶王夫妇送上天之后，还得在除夕把他们接回来。
　　吃过饺子，大人们还要给奶奶磕头，再之后是孩子们给所有大人磕头。大人们都会给钱，但很少，大孩子给毛票，小孩子就给钢镚分币了。
　　父亲对我的磕头还有要求，要磕响。记得1959年奶奶在保定过年时，我给奶奶磕头磕得不响，父亲就很不高兴，坚决地让我重磕。其实，磕不好也不能怨我，因为我以前没磕过，不知道把握个什么尺度。奶奶没来保定时，他们就没让我磕头，奶奶来了，他们就讲起了规矩，除了给奶奶磕头，还得给他们磕头。
　　除夕，叔叔还带着我和表弟去放炮。饶阳是花炮之乡，可那天叔叔并没有放烟花，只放了二踢脚。那炮又长又粗，包着红纸，顶头捆着麻绳，崩得特别高，炸得特别响，好像把整个村子上边的空气都震动了。
　　守岁的时候，父母和奶奶、姑姑、姑夫、叔叔探讨了举家回迁的事。他们都反对，认为扔了铁饭碗，回乡土里刨食儿，太不明智。他们帮助分析了面临的困难，城里取消了商品粮指标，队里当下又分不了粮食，那吃什么？都不会干农活，挣不上工分，来年凭什么分粮食？他们觉得，我们再怎么苦干，在村里也是最差的。并进一步分析说，等灾年一过城里不再缺粮，你们再想回去可就没门了。父母听他们说的有道理，就打消了回迁的念头。
　　初一上午，父亲带我给村里的亲戚拜了年。表弟还带我见了几位我小时候的玩伴儿，不知他们是否记得我，反正我是一个没记住他们，因为和他们一起玩儿的时候，我才四五岁。
　　初一下午，父亲又带我去看望了住在外村的舅爷。舅爷家的墙上贴着一幅荀灌娘的年画，画得非常好，我很感兴趣，就一门心思研究画上的诗，没注意听父亲和舅爷的交谈。这位舅爷是奶奶的哥哥还是弟弟呢？当时没弄清，现在就只能猜了。因为奶奶的名字与孔夫子一样也带个“仲”字，我便猜着这位舅爷应该是哥哥。
　　过年了，别人都穿点儿新式样的衣服，可奶奶的穿着没有变化：还是深色的大襟褂子，深色的缅腰裤子，深色的又尖又小的布鞋，依然扎着裤脚。头上的纂也没有变，只是脸上又了多一些皱纹。
　　我一直认为奶奶的形象，基本就是老一辈妇女的形象，其最独特的地方倒还不是绾纂，而是裹脚。我曾看到过奶奶洗脚，她的脚除了拇指，其它脚指都弯到了脚底下，看上去着实吓人。用那样畸形的脚走路，肯定不会健步如飞，但倒也不影响干活，奶奶能把很大的一锅热面汤稳稳地端下来。院里的王大娘、小儿妈比奶奶年轻不少，可她们也裹了那样的小脚，我就不由也把她们划到了奶奶的那一辈人里。
　　奶奶的形象跟不上时代，思想也跟不上时代，说起旧社会，他往往佩服地主、富家，而瞧不起贫农。在她的嘴里，地主、富家不但是勤俭持家的好手，还是头牌的庄稼把式。她认为人家地多不是剥削来的，而是勤劳节俭换来的。而贫农不是好吃懒做，就是愚笨呆蠢。所以她对土改印象不好。为此，我还和她辩论过。
　　虽然奶奶也经常管我，吆喝我，但我还是喜欢奶奶，因为她绝不动真格的，喊喊而已，可听可不听。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她吆喝可以，别人不行，不管我干了什么坏事，她都会帮我找开脱的理由，父亲要打我，她还会拦在我前边，让父亲无从下手。
　　奶奶也给我讲过故事，现在能想起的只有“王莽赶刘秀”了：刘秀被王莽追赶，逃到了饶阳的桑园，看看没有什么好藏的地方，就爬上了一棵大桑树。王莽追到桑园，怎么找也没找到刘秀。刘秀当皇帝后论功行赏，竟然忘了救他的是什么树，把功劳算在了杨树的头上，封了杨树个什么大将军。这下杨树乐坏了，乐得整天“哗哗”地拍呱（拍巴掌），而桑树气炸了，炸得裂了肚皮（树皮）。
　　奶奶的三个孩子当中，我姑姑排行老大。当时她大概三十四五岁，皮肤较白，可因为脸上有了皱纹，看上去要老一些。她的眼睛挺大，但有点儿外凸，看着有些不自然。
　　这之前我已听母亲说过，姑姑身体不好，有病。母亲说，姑姑年轻时身体很好，还很漂亮，十里八乡都有名儿。可结婚后连遭不幸，先是我爷爷四十多岁去世，接着是她丈夫二十多岁去世，之后又是她一两岁的孩子夭折，她承受不了这接连的打击，患上了精神疾病。犯病的时候，她会进入痴迷状态，与不存在的人交谈，别人怎么呼唤她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奶奶想扳扳她，便让她去磨面。奶奶觉得她集中精力干活儿就没事儿，可她竟然在磨道上犯了病，差点儿让蒙了眼的毛驴踩着。后来又是求医，又是求神，都未能根治她的病。
　　迷信的人说这是鬼魂在纠缠她，只有再婚才能驱走鬼魂，于是她又结了婚。第二任丈夫就是现在的姑夫。他在队里当会计。
　　我见到姑姑时，她的病情已经很稳定，看不出她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就是说话絮叨一点儿。
　　这位姑夫结婚时带着两个小孩，就是我的表姐和表妹。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表弟。我弟弟回老家后，就由他的表姐、表哥哄着玩儿。听奶奶说都是大表姐背着他到处跑。
　　这次回老家，最享福的是三妹，天天都有人抱，还完全由大人给她煮奶喂奶了。
　　三妹是1960年春天出生的，那年秋天奶奶回了老家之后，家里就没有大人照顾她了。母亲去上班，家里就只剩下5岁的大妹妹和3岁的二妹妹。院儿里的王大娘、小儿妈会关照她们，但主要是不让两个大孩子淘气乱跑出危险，像抱孩子、煮奶喂奶的事就不便管了，况且人家也都有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顾。
　　母亲上班前会在三妹身边挤满枕头，以防她滚下炕来。还会叮嘱两个小姐姐照看妹妹。可两个小姐姐还处于需要大人照顾的年龄，担负这样的任务就勉为其难了。她俩出去玩儿，三妹就只能一人呆在屋里，没人抱，没人哄。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难最严重的一年，几乎人人营养不良。三妹生下来就瘦弱，加之母亲没有奶水，她只吃定量供应的代乳粉和炼乳，身体发育一直不太好。代乳粉是一种豆粉、面粉、蔗糖混合成的食品，煮好后类似甜的面糊糊，按现在的眼光看，营养是绝对不达标，可当时孩子能吃上这种东西就不错了。炼乳是高糖的浓缩牛奶，营养不错，可供应的极少。
　　煮奶喂奶的工作本应由母亲来承担，可她看我放学早，就让我到家后先给三妹煮奶喂奶。我并不愿意干这个活儿，经常让大妹妹替我喂奶。母亲要求喂奶之前一定要尝一尝，以免烫到三妹，我便借机喝一大口。有时大妹妹也这么做，应该是跟我学的吧。
　　冬天的时候，三妹开始学爬，母亲怕三妹从炕上掉下来，要求大妹妹在家看着她。可大妹妹不过5岁，管不住自己，有时还会和二妹妹一起去找胡同的小孩儿玩儿。一天上午，母亲回来喂奶，发现大妹妹她们不在家，三妹也没在炕上，就怀疑三妹摔下了炕。她掀开床帘一看，三妹已滚到床铺下面的煤堆里，哭得发不出声音了。
　　这次回老家，大人们都有了工夫，轮流抱着她，她享受了空前的疼爱。
　　初二，我们去了姥爷家。在姥爷家只住了两天，父母就带着弟弟妹妹回了饶阳，因为他们要赶着回保定上班。姥爷和姨坚持让我多住几天，因为我过了正月十五才开学，父母也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个决定给姑夫平添了麻烦，他还得特意跑一趟送我。我是正月十二回奶奶家的。姑夫是正月十三送我回保定的
　　弟弟没有跟着父母他们走。
　　在我离开老家之前，奶奶告诉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三妹没了。奶奶流着泪说，初四我父母带她回来后，她喝奶呛死了。我问是怎么呛死的，奶奶只是摇头，什么都没有说。
　　我望着奶奶家墙上那个年画上的宝宝，怎么看怎么像三妹，不由也落下泪来。
　　眼前浮现了以往我给她喂奶时她急着吃奶的情形：一看到奶瓶，她就急得脚蹬手挠，又呼又叫，看到你尝她的奶，她会大哭着抗议，奶瓶一到嘴边，她的哭声就会立即停止，迅速咬住奶嘴，不歇气地吸吮起来。她也是饿怕了。
　　她是呛死的，可我觉得，她的呛死肯定与她饿怕了有关系，而让她饿怕的人中就有我，我为什么要那么大口地尝她的奶呢？我为什么要当着她的面儿尝她的奶呢？
　　奶奶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这是上辈子欠的债，人家来讨债了，讨清了，就走了。”
　　听奶奶这么一说，我觉得这辈子我又欠下三妹的债了。
　　奶奶看我难受，安慰我说，你爸爸给她打了小棺材，当天就把她葬了。
　　
　　

千帆过

   没有经历过三年灾害很难想象当时的困难是什么样，清风修竹对三妹的夭折有一种深深的自责，读起来令人心酸。其实那时他也是个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