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古民 于 2017-4-6 21:59 编辑
就这么一桩事,没想到,待我们下周一去到学校,工作组组长竟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熬有介事地拿此事开刀,将我们三人与报纸上正在批判的‘三家村’相提并论: “我昨天接到长沙市公安局的一个电话,上周六,我校有三位学生被公安警察逮住。这三位学生在学校里学了几句英语就不得了,跑到岳麓山上找外国人讲话,拿老师教会他的英语去与我们国家的敌人搭讪,把我们学校的脸丢尽了!这是发生在我们学校里的‘三家村’事件 、、难怪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书读多了就容易犯错误,所以我们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被工作组组长这么一说,我们三人立马便成了学校里典型的反动人物。就他作报告的那么一瞬间,历年来的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一直被红色光环罩着的我,突然之间就跌进了黑暗的万丈深渊,竟然成了文革运动要打击的对象。我当然不服,不过,那天当着全校三千来师生员工的大场面我没有当场抗辩。 怎么如此没水平?心中不服的我当即就从心底瞧不起这工作组组长:把这样一桩简单的事分析得那么复杂,绝对不洽当(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知道那叫‘上纲上线’)!过后,私下里我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传递给刘徐两同学:我怀疑这工作组组长的水平有问题!别害怕,我们没什么过错,只是运气不好遭到误解罢了。听此一说,尽管他俩心底赞同,但内心更怕,赶快离我远远的。 在当年红色恐怖的环境里,尽管他俩躲我远远的。但是,他俩并没有检举我。迫于压力,我们三人都分别写了检讨书。其中,我的检讨书被打了回来,为什么?因为我的检讨书只是把经过情况详细写了一遍,尽管标题有‘检讨书’三个字,但明眼人看内容就知道,那实质上是‘说明书’,是在为自己的言行作无罪辩解。 工作组让人将‘说明书’退还给我,要我重写‘检讨书’。不服的我清晰地回答了一句: “我写的全部都是事实!是真实情况。”之后便不再搭理来人。 第二天,那人奉命又前来向我索取检讨书,我便将那‘说明书’重新递了回去。见是昨天的原件,来人呆站着叹了口气,无可奈何的他只好拿着那‘说明书’回去复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