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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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们“不是那种一打就倒，一打就跑，吃安眠药、上吊的人。这就与灰色的人生观划清了界限。”
    但我认为，性格不足以解释这个革命史上的“丁玲现象”。比如为什么丁玲以“右派”身份被打倒，平反复出却成了“大左派”？毕竟像那个年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她的受难不仅包括身体上的痛苦，更是精神上的打击。被领袖打倒、被革命抛弃之后，为什么她对领袖依然维护有加，对革命依然热爱如初？
    李陀在《丁玲不简单》一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李陀认为，丁玲拒绝控诉说明了“压迫/反抗”这一叙事方式不能准确描述知识分子在毛体制下的境遇。从二十年的苦难中被“解放”之后，丁玲没有对革命的逻辑进行反思和批判，反而继续运用毛式话语。李陀说，平反之后丁玲的“心里话”无论怎样诚恳和大胆，都是某种毛文体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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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延安整风中彻底放弃了早期的欧化语言，和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一道进入毛文体，“并在毛文体的各种形式的再生产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李陀称之为延安整风的最大成绩。
    李陀提出“文体”范式来取代“压迫/反抗”范式，但他同样需要回答：“如丁玲这样有着倔强的个性、一直以反抗现存秩序产生写作激情的人，为什么一旦进入毛文体的话语秩序就再无反心，一片愚忠？”他并没有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做了粗轮廓的论述：
   “像丁玲这样为毛文体所感召，并且以毛文体参与话语实践，去从事文化和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多至千千万万。尽管有过多次批判运动，有过反右斗争，有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就总体而言，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在整个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时期，他们并不是一生受难的可怜虫，也不只是一些被动、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生产者，他们虽然一生受制于毛文体，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都为毛文体的再生产贡献了热情、才华和’最美的青春岁月’。如果说毛文体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正是千万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努力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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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概括一下，海外人士认为丁玲应该反抗、控诉的东西，正是她本人参与创造的。在最开始融入毛文体的时候，丁玲有过困惑和痛苦，但一旦融入其中，便终身再没有从里面走出来。“住房破了、漏了”，但这是自己的房子。
    李陀的“文体”说比“性格”说更有解释力，但并非完美无缺。首先，李陀所使用的“毛文体”应该比一般的“文体”内涵更丰富，除了语言风格，还包括思维方式甚至特定的偏好等等。李陀并没有做准确的界定，但我们大概可以意会。更大的问题是，“文体”说太形而上或太抽象了。
    李陀认为“压迫/反抗”的叙事方法把历史修剪地太整齐，所以试图讲从丁玲身上挖掘一个更“复杂”的故事，但提出一个过于抽象的新概念，可能会走向另一种简单化。
    从我的阅读感受来看，丁玲之所以不控诉，有一些很世俗或现实的因素被人们忽略了。
    比如，丁玲在美国要表现革命立场，要讲养鸡比养狗更优越，不管她内心到底怎么想，其实还有“家丑不外扬”的组织纪律在约束着她。丁玲的访美散文既是个人的文学作品，也是面向组织的思想汇报：我在美国说了什么，我怎么评价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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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与周扬的仇恨众所周知，丁玲自己在国内也从不避讳，经常大谈周扬的“宗派主义”。但出了国就不一样了，丁玲有一次在作家支部会上发言说：“我到美国去，多少人问我，你怎么打成右派的，周扬怎么整你的？他们都是明知故问，就想从我这里捞一点去。我是包庇这些人的，我说没有这么一回事，我不能让美国人看笑话，这是我们党内的问题。”不给祖国抹黑，不给“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这是丁玲想要表现出来的姿态。她跟李锐聊天时说：这也算是不辱使命吧。
    丁玲访美时，她的“历史结论”还未纠正，荣誉还未完全恢复。她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那两年丁玲在见外国人时确实很谨慎，怕授人以柄，“为再来一顿棍棒做口实。”“难道20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1981年6月4日丁玲致宋谋瑒信）
    组织纪律、历史教训都是丁玲在谈论苦难史时不得不顾忌的因素。至于后来丁玲再次风光起来之后，为什么突然从“右派”变成“左派”了。其实自从延安整风之后，丁玲和后来的大部分“右派”一样，从来就不是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右派。我们把丁玲这样的“右派”看做“不得势派”、“不听话派”、“撞枪口派”乃至“倒霉派”更贴切一些。
    丁玲在晚年之所以离不开李陀所说的“毛文体”，反而为它添砖加瓦，比如批判“精神污染”，一方面可能确实思想被格式化并重装之后很难运行新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毛文体”之下达到的。我们可能希望丁玲在反思过去时可以回到“莎菲女士”，因为莎菲代表“五四”。但对于丁玲来说，莎菲只是她青年时代的迷惘，她的生命巅峰是1949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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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已从延安整风的考验和阵痛中走出来，人生进入“革命作家”新阶段。为了“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和鼓励”，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时毛泽东夸丁玲“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丁玲终身对这句话都津津乐道。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更是被视为丁玲一生创作生涯的最高成就。据身边人回忆，建国初期，丁玲对国统区作家经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这种经历。”“她有一种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
    革命给过她苦难，也给过她辉煌，最重要的是，革命让“作家丁玲”成为“革命作家丁玲”，她怎么可能控诉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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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领了鲁迅的灯，还领了什么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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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领了鲁迅的灯"，这是王安忆说的。她没有进一步作阐述，不过，一准是个承接什么文学传统，弘扬什么写作精神之类的，宏观庞大的话题。我要说的，可只是与红尘俗世人间烟火相联系的闲言碎语。
    萧红与鲁迅第一次历史性的接触，是1934年12月19日，和萧军一起参加先生的宴请。萧红特意为萧军亲手缝制了一件“礼服”，以表重视。而饭后拍的一张照片中，萧红找了一个烟斗叼在嘴里。她不吸烟，显然，在模仿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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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过，有人看见裸露的胳膊，会联想到大腿，再联想到私处，以及再联想到在那里出现的动作。那么，萧红通过烟斗，可能联想到什么呢？这个自然不好猜测。
    此后，萧红的身影，就经常出现在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那座小楼里。通常要坐一个小时的电车，也一点不在乎。后来住的近了，更是不论刮风还是下雨，都会来，有时候一天会来两次。
    萧红一走进门厅，立刻有了回到呼兰河边张家大院那五间大瓦房，一种到家的感觉。可终究大不一样。那里，给她的是孤独寂寞。这里，扑面而来的却是一片温馨亲切。
客人的足迹应该限定在客厅范围之内，萧红倒是享有特权，可以随意穿行在这座小楼的各间屋子。即使隐私性极强的卧室，萧红也可以自由地出来进去。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向，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边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服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桶子，瓜子罐给塞满了。”
    无论眼光多么敏锐，观察得这么具体入微，绝不可能是看了一天两天，就能够像介绍自己卧室一般地说得这样全面仔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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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一向习惯于“横眉”，脸上凝重得常像飘片乌云。可一见萧红，立马云消雾散，阳光灿烂了。
    一天，望一眼萧红，说：“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萧红回应道：“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两个人的对话，洋溢着轻松诙谐，最后，“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这一对忘年交，经常是在笑声伴随下，说得没完没了，直到半夜末班车要收了，才赶紧收住话题，依依惜别。
    某日，聊得很晚，鲁迅先生上楼加了一件皮袍，又下楼接着聊。夜已深了，并且落着雨。萧红回忆道：“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他为什么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吗？”问得有理。此中的原由，恐怕一句话两句话，是说不清道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