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萧红大概称不上烹饪好手。可有一回在鲁迅先生家包了韭菜合子，想不到，鲁迅先生吃得津津有味，舍不得放下筷子，问着：“我再吃几个吗？”经萧红之手完成的那种面食，果真是那么有滋有味么，还是有那么点爱屋及乌的意思，才别是一番滋味在嘴边了呢。
    萧红要去参加个应酬，请许广平找个绸布条束一下头发。许广平拿条粉红色的，放在萧红头上比划着，说：“好看吧！多漂亮！”一旁的鲁迅先生，马上拉长了脸，一点不留情面地呵斥道：“不要那样装饰她……”许广平尴尬得满脸通红，有点无地自容。
    鲁迅先生如此认真细心地关注萧红的衣着打扮，可对许广平，却是不怎么放在心上。萧红见到的许广平是这样的：“穿的衣服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要穿。”萧红颇有感慨地说：“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归根结底，应该是鲁迅先生忽略她了吧。有人就直言不讳地认为，许广平与鲁迅先生结婚时，她是红玫瑰。到了这个时候，她枯萎成了白玫瑰了。事实难道真的如此残酷？谁能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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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直截了当地问鲁迅先生：“你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先生思忖片刻，才回答：“是母性的吧！”
    因为面对萧红，问题又不是很容易回答，所以才“思忖片刻”。可是，分明是个男性，如何转化为“母性”呢？这回答是确切的么。
    有研究者认为：“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因此“萧红視鲁迅为精神与文学之父，在人格上敬仰他，在情感上亲近他。”
    萧红在情感的生死场上，屡战屡败。即使与她同居和结婚的那三个男人，也让她伤痕累累。于是，她那多愁善感的心灵深处，始终有一个空洞。正是鲁迅先生，以真诚炽烈的爱抚，为她把这个空洞填充上。所以就有了两人之间产生了暧昧之情的揣测。萧红突然远赴东洋，而且一去之后，没给鲁迅先生一点音讯，是不是预感到了什么，以此作为了断和终结呢。
    举刀断水水更流。听到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萧红怎一个“悲”字了得。在写给萧军的信中，她说：“日本乐器'筝'，在我邻居家响着。不敢说是思乡，也不敢说是思什么，但就总想哭。”“关于回忆L一类的文章，一时写不出。不是文章难作，倒是情绪方面难以处理。”其中的“思什么”“难以处理”，语重心长，令人于无声处，听到惊雷。
    1942年1月22日，漂泊在香港的萧红，病情危重。在圣士提女校设立的法国救护站，她用颤颤抖抖的手，在纸上写了“鲁迅”两个字。这是这位曾经写过《生死场》《呼兰河传》上百万字的女作家，留给人世的最后两个字。而之前，向端木蕻良交代后事的时候，也一再叮嘱，把她葬在鲁迅先生的墓地旁边。
    斯人即将西去，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大陆新村9号，那个常常叼着烟斗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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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丁玲：文学·爱情·政治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常德。父亲是临澧的名门之后，在她4岁时便去世了。大家闺秀出身的母亲余曼贞，从小就给丁玲讲秋瑾、讲法兰西革命女杰罗兰夫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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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气的娜拉
    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母亲只得回到娘家投靠丁玲的舅舅。虽寄人篱下，18岁的丁玲不满与表哥的娃娃亲，提出解除婚约。三舅不同意，她就写了篇文章拿到当地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揭露做官舅舅平日的腐败黑暗，婚事才告吹了。
    1923年，丁玲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课的老师都是名师，田汉讲西洋诗、惠特曼，俞平伯讲宋词，陈望道讲古文，邵力子讲易经。丁玲对茅盾的课最感兴趣，而“最好的老师”是介绍她们入学的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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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时代的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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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丁玲又远走北平求学。但她在北京学业毫无着落，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陷入人生最为苦闷的低谷。在这时她认识了《京报》副刊年轻的编辑胡也频与他的朋友沈从文。前者对她一见钟情，当年底丁玲回乡，几天后有人敲门，打开一看竟是此前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胡也频，除了一套换洗的裤褂外，他什么也没带，坐来的人力车钱最后还是丁玲母女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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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胡也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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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感情尚不明了，有朋友说他们好上了已经同居，丁玲一赌气，这事便成了真。那时的丁玲想过做演员，她在北京看了洪深拍的电影《空谷兰》后，给素昧平生的洪深写信，表达投身电影的志愿。洪深惊诧于她的大胆，邀她去上海拍片，丁玲参加了一部影片的拍摄。但她很快便对电影界失望了：“如果电影继续被流氓、商人所操纵，迁就着低级趣味，那么它无论如何不会有艺术的前途的。”她尝试去南国剧社找过田汉，照样不习惯，明星梦就这么夭折了。
    1927年秋，短暂的从影经历被丁玲写入处女作《梦柯》，被叶圣陶一眼相中，发在《小说月报》上。她第一次使用了“丁玲”这个笔名。同年冬，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再上头版，引发轰动，丁玲一鸣惊人。
    1928年底，怀着文学梦的丁、胡与沈从文，还一起创办文艺期刊《红黑》，但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赴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他们的思想日益左倾。
    1930年，胡也频与丁玲，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左联”。5月，胡也频因激进言论被国民党通缉。11月8日，两人爱情的结晶胡小频(蒋祖林)诞生。仅仅90多天后，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的胡也频被捕，丁玲用尽方法营救无果。1931年2月7日，胡也频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在上海龙华司令部被枪决，时年28岁，后人称他们为“左联五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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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囚三年，日后阴影
    极度的悲愤痛苦，激起了丁玲不屈的斗志。1932年3月，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冯达在这时走进了她的生活。他是中共党员、左联成员，为史沫特莱担任私人秘书时与丁玲相识。丁玲后来回忆冯达：“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1932年底，他们住到了一起。
    1933年5月14日，就在前一天，冯达说怀疑自己已被盯梢。他出门去看两个同志，与丁玲约好，如果中午12点前还未回来，她就赶紧离开。当天11点半潘梓年来访，他不以为意，还拿起报纸看起来，丁玲也不好意思离开。突然门被踢开，一伙陌生人闯了进来，冯达后来也跨进来，“他一看见我与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了头，好像不认识我……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后来证明，冯达确是暴露了身份，叛变了。丁玲被捕后，押往南京，先后软禁在莫干山与曹公馆。丁玲被绑架的消息不胫而走，但自此杳无音讯，人们一度以为她已遇害。
当局忌惮丁玲的声望及舆论压力，虽然宣传部长张道藩、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都轮番劝降，或请她写剧本，均遭拒绝，但未对丁玲审判，也没有坐牢。软禁期间，丁玲和冯达被强令关在一起，在不知何时结束的“绝望的痛苦”中，她“容忍了‘应该恨之入骨的人’伸过来的手”。1934年10月，女儿蒋祖慧降生了。这也成为丁玲日后最受非议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