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古民 于 2017-4-26 11:04 编辑
（续：接上文） 那次抓人事件过后，附中红卫兵没再来了。之所以没再来，过去很久后我才知道，是父亲的功劳。为了平息他那正直的儿子闯下的祸，从不求人的高贵的父亲终于不顾脸面外出求人了。他一方面应付着组织对他的政治审查；另一方面又瞒着大家，冒险抽空去我所在的师院附中调查我的情况，设法进行补救。奔走补救的结果，附中‘当局’答应‘秋后’再处理。 可怜我的父亲啊，那些日子为救我，在去附中调查活动期间，时常遭人白眼，屡屡被人冷落；在找我原先的知情好友调查取证时，有人因害怕受牵连，听说来者是曹疑切的父亲，便马上闭门谢客，推之房外；那种低贱做人的悲惨境界啊，谁能体谅？ 那段时间，原本已被整得精疲力竭的父亲更是雪上加霜。心力交瘁进一步消瘦的他从外表上看，当时就剩下由皮肤包裹着的一身骨架；文革中的父亲啊！当年真的是活受罪，生不如死啊！若不是为了妻室儿女，他早自尽了！ 1968年，文革带给社会的是一片动乱。为争权夺利，各派红卫兵之间热衷于互损打仗，不断出现群殴武斗的混乱场面。为维护政权稳定，中央当局开始整肃这些混乱。如何整肃？先从学生下手，让这些革命小将全部返校。 当年九月，全国大中学校全部进驻了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此后，学校由工宣队掌权，发出了学生全部返校的通知。十月，湖南师院附中工宣队召集本校文革中‘犯事人员’举办学习班，附中有80余名学生参加，我是其中之一。 当时，工宣队要求学习班的每个学员都须交待自己文革中做过的坏事，写出检讨。很快，我便将广播器材被抄事件的来龙去脉当作检讨写了出来，交了上去。 两天后，工宣队指派了学校分管后勤的一名工人带队，让我叫上学习班之外的另一人刘正国，三人一起再次去寻找被抄广播器材的下落。寻找的结果：湖野兵团这个红卫兵组织已经解散，找不到人。 当年曾帮忙向湖野兵团讨要广播器材的湘江风雷东区队长当时已是长沙市东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找到他时，他向我们带队的工人证实：他的确曾经带领湘江风雷的一班人马应我俩请求去帮忙讨要过广播器材，但当时器材已转移，没要到；后来因为忙，也就没法帮忙再管了，抱歉。 他还主动劝告：文革初期打砸抢抄的事件太多，能找回就找回，找不回就认了，这两位小青年也尽力了。附中工宣队队长与他认识，是好朋友，回去后代他向工宣队队长问候；并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说的，不要难为这两位小青年。 从他那里出来，我心里好高兴：这位革委会主任太善解人意了！我俩并没求他，也没说什么，他竟然能够想到我们的处境，仅仅是因为对我俩的印象好，就帮我俩说情，太伟大了！这下好了，有贵人作证说情，我应该可以解脱了。 后来真的，由于他以及那位本校领队工人共同为我俩说话，主持公道，用事实作证，工宣队相信了我那‘检讨书’里所写的情况属实，没批评我半句，直到最后下乡都没再追问此事，广播器材被抄事件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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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5 09: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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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6 15:5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