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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话说七十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疯子运动还处于昏昏沉沉,如火如荼演绎的过程中。善良的人们都不知道这黑暗的日子会延续到哪一年,也许是八年十年,也许是无穷无尽,也许是此生都翻不了身。在那个黑暗没有尽头的日子里,人们像瞎子摸象一样穷折腾。
人们好像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活下去的方向,在知青中有那么一批人,糊里糊涂跳进统治阶级为他们框定好的深坑。农村这个大土坑是历代统治阶级为底层人设计好的生活圈子,不管你承不承认,这是国情,这是客观,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
尽管这批人在知青中不占大的比例,但是也有相当数量,尤其在上海知青中。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与舆论导向的宣传,令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于是那批似乎务实、与时俱进,跟上潮流的知青与家长,他们走在了历史的先例。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尤其是知青的家长更是脑袋发热,让自己的子女与农民结婚,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荒唐可笑的愚民思想直接害了他们的子女。这些人的思想看似超前、进步、紧跟潮流,其实这些人的思想被之后的事实证明了是幼稚、愚蠢、悔恨交加,不可逆转的伤痛。
那时代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舆论导向的宣传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山下乡方向永远是正确的,是不会改变的。善良的人们脑袋像进了水一样,迷迷糊糊的作出行动,纷纷跳下悬崖。知青还处于懵懵懂懂的青春时期,他们的家长满脑袋愚民思想,在其中扮演了不由自主扼杀自己亲生子女的角色,历史证明了这个壮烈的实例。
如果历史上,上山下乡运动的时间延长了一年,二年,甚至于五年,不知还会有多少知青会跳进这个大土坑被活埋。在这样史无前例,空前未有,举世无双惨剧的演绎下,女知青各人的本质尽管良莠不齐,参插其间,女知青各人的品质各不相同。她们之间的品质有与人为善的,为人正直的,心胸宽广的,心地善良的,诚然光明磊落的;当然也有阴险狡诈的,刁钻刻薄的,心胸狭窄的,心地不善的,爱搞阴谋诡计的。但是尽管良心不太好的人,一旦踏进统治阶级为她准备好的大土坑,即便人的性质再坏,也跳不出这深坑,心地不善的人要比心地善良的人,命运来得更悲惨。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对于心地不善之人的惩罚。
当时的农村三级组织,称为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之后称为乡。那黄山乡的范围不小,方圆6公里左右的范围,有七、八个左右的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又有五、六个左右的生产小队。在这个江南水乡平湖市的范围之内有九、十个左右的公社,在这平湖县地区的范围内,居然有类似情况的上海女知青160名左右,分布在各乡镇生产大队的生产小队之中。之前,她们之间大多数人相互之间不认识,经过之后的联系,她们之间有些人通过相互间的了解,有点认识。
与此同时,在黄山乡本乡之间,这块并不大的土地上,这样类似情况的上海女知青,其实已经有了好几位。
冯娜是在本乡八字大队,牛场头小队落的户。之前她在黑龙江农场,由于身体原因转至浙江平湖,她与出生地主成分的农民结婚成家。她的苦难虽然不小,但她聪明善良,为人正直,她的中年打拼生活,晚年精神生活过得很有意义。因为她活在民主自由思想的范畴之中,这是后话,这里打住;
方玲是在本乡金门大队,方家门小队落的户。她是直接投亲插队落户的,她的直系亲属——奶奶在此地。之后,她找了当地一位复员军人,与他组成家庭。她的丈夫做着芝麻绿豆的小官,是当地供销社的主任,所以在她人生路上,可以说没有遭受太大的灾难;
沈萍是在大桥乡黄殿桥大队,大坝小队落的户。她也是直接投亲插队落户的,她的直系亲属是——哥哥在此地。她的哥哥也许是在前几年,由于下放原因,来到此地的。之后,沈萍由人介绍,与黄山乡金门大队,陆家宅基的一个复员军人认识,并结成夫妻。但是这位原农民的复员军人,在部队没有捞到一丁点儿政治资本。回到家乡,他同样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于是他的妻子,自然而然没有享受到为人妻的福分;
杨莹是与李珍同在一个乡,一个大队,而且同在一个工厂。之前她是在黑龙江插队落户,由于各种原因,她转至浙江农村。她与来这儿的上海知青,情况相同的是也找了当地一个农民男人作为丈夫,组成了家庭,扎根农村。虽然她生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然而她刻苦耐劳,勤俭持家,活得也算不愧为上海知青这个名称,长脸了,长面了,争气了,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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