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

共同

文革中的红卫兵、联动，正如靳耀南所言，“有背景的，背后有人”。再有就是武斗、烧书、抄家，毛主席都是明确反对的。不能把这些罪名加在毛主席身上。----------------共同读后感

先乡后城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和任何人，都可以说有关系。党的问题，都是他一个人的，与任何人，都可以说没关系，那怕曾经的，白纸黑字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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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在那时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在江青那里工作的。就说吴法宪，有人说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聪明。江青到哪里去，都愿意让他陪着。至于说有些人后来遭到关押审查。其实那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汪东兴处理的。宣布我受审查后，汪东兴马上就叫人把我双手铐上，而且铐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也都铐着。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汪东兴在暗地里使坏。江青才不会管这种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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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很多事，脉络慢慢清晰......
汪东兴还真如毛主席所料“城府很深”，江青还是不行，没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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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王力，关锋

关锋在我们中间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从理论上，从路线上来看出问题。




主席720事件后的意思在他亲自拟定的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名单时已经很明显了。他叫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后要稳定军队。主席在720以后，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总理马上把它印发下去。原来陈再道是被关押的，现在一下子待遇马上就变了。但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的领会。 关锋写的八一社论。说下一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对准军队的走资派。要向军队的主要敌人开火。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当时红旗杂志社论和文章对全国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导运动方向的。 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怎么可以擅自提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呢。而当时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动起来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士兵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那不等于是武装起义了。如果再出几个720事件，那整个局面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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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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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今天的话来说，王力在外交部动了总理的奶酪。当时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讲过话。但我是严格按照主席说的话去说的。主席没有说的我不能乱说的。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么，打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么。打倒了也可以再保么。而王力从武汉回来后，被当作英雄来看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得了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是闯了祸的。主席已经对他很不满意了，只是为了维护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的。他听到外交部有人对我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己把他们找来和他们谈话，那就是所谓王八七讲话。他讲的就出格了。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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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 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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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

出狱后，我和关锋讲了这事。关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关锋从来都不反江青。但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却把江青骂得一塌糊涂。还有个叫杨银禄的，我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还是个小战士，那时他见了江青那个样子，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幅卑躬屈膝的样子。是恭敬得不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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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我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国庆前回到北京的。当时中央文革会议上分工由张春桥写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写国庆社论；我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我因为参加过编毛选，对主席的讲话风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汇总。




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我在整理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突出了这一点。因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实现这个思想。主席对我的整理的东西很满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什么改动，就拿去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