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6.18

护林人

哈哈，手持镰刀为武器的值班哨所；我连就有一个而且这哨所坚持了连年多——那个年代弄虚作假……

护林人

手拿镰刀为武器的值班哨所——而且连站了两年多，我也是当年曾光荣的在黑龙江边的牛圈值过勤，夜间有敌情是点燃喂牛的谷草垛给远在五里地的连队发信号。再由连队通知团部。我们这紧靠黑龙江边的连队没有一件武器，拿锄头镰刀也可以像当年的红军一样打败蒋匪军……

护林人

那个年代弄虚作假的文章太多……

护林人

当年苏联对日宣战，进入东北的一支部队就是从我们连的西北角的北口子渡江参战的——我们连是我们团西北方向的最边远的连队——却没有一件正规武器——只有锄头镰刀，对了还有冬季刨肥的大锤和钢钎！

护林人

结束篇：
自从2010年为寻找曾度过青春岁月的第二故乡北大荒二九0农场的网站，却搜寻到我们当年二师现在的宝泉岭管理局的官方网站——宝泉岭信息港。
因为是主要寻找二九0农场的信息，竟第一眼看到的是二九0农场场史的《前言》，根据我的当年搞杂志发行的经验（后来改为研究会学术市场推广部）任何文章的前言绝对会概括的介绍这篇文章的精髓。
但是作为济南军区农建二师五团奉军委的命令——二师先遣部队的5团3营及营机关500多人于1954年8月开赴北大荒的三营教导员、当年的二九0农场场长杨克强撰写的二九0场史史志《前言》，我遍寻整个前言都没有兵团和知青这四个字。不禁在前言下以游客名义发表了我的看法和质问的留言。
后来再看宝泉岭管理局各农场的场史史志《前言》几乎都是如此，在登录我们管局官方网站之下的知青网站——宝泉岭论坛；这几乎都是当年兵团精英的论坛，却没有几篇是歌颂现役军人“英雄事迹”的文章。全部都是当年青春岁月颂扬自己光荣历史的篇章——当然那歌颂在老农垦关爱下成长的文章也是寥寥无几！
我后来才知道，这些当年兵团精英们都是兵团组建后替换被下放的连队基层干部——和老农垦平起平坐；或者可以说是老农垦们的顶头上司；怎么会写出歌颂他们领导下的那些已经下放到其它连队老农垦的文章！
而后再看我们团初期兵团精英们撰写的回忆文章也是吹捧自己的文章，可是当2015年后退休的我们这些小69登录这个论坛《知青足迹》发表的几部长篇回忆录，几乎和我在我们论坛撰写发表的回忆录一样，都是歌颂当年在兵团老农垦关爱下度过那美好的青春岁月的篇章。
后来在我全部下载了我们二九0农场的九部（篇）回忆录，更是看出当年8团和2师其它9各团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也是当年兵团组建后二师其它9个团，都严格执行了将原老农场和所有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全部下放到连队了（所有农场主要负责人都异地下放到其它团——就是兵团改制后也没有回到原来他们亲手建立的老农场——成了终生遗憾遗憾的望乡鬼！）。
而我们8团独特的团营连三级建制的单位，寥寥几十个现役军人都是龟缩在团机关司政后的团干部，下属五个营和所属的54个农业连队的领导权都牢牢掌控在老农垦的手中。
而五个营的干部配置和所属下54个农业连队一样的标准干部配置：营长、副营长、营教导员都是开拓了北大荒的老农垦担任，只是为了便于女知青的工作便利营副教导员由一名女知青担任。
那下属的54各农业连队干部配置几乎都像营级上级机关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连长、机务副连长和场院后勤的副连长、指导员都是老农垦担任，也是仅仅配置了一名女知青副指导员。
而初到北大荒我所在2营20连那机务、基建、场院、农工四排、五排和后勤六个排的正排长都是老农垦（其中农工五排排长是63年北京支青）只有六个排的副排长都是清一色的女知青。
待续

护林人

回想当年的历史，在宝泉岭论坛当年兵团二师；现今的宝泉岭农场管理局这个知青网站所出现的这种局面，不难看出当年的兵团余威，歌颂当年兵团精英自己的光辉伟绩（真正歌颂现役军人的文章极少）的篇章充斥着论坛。
而我和后来登陆论坛的回忆录和文章却是另外一种局面。这就是我们这个当年兵团王副司令员打掉兵团最后一个土围子的根本所在吧？！！！
而后在我在宝泉岭论坛直接敲击电脑键盘，在每天中午喝着小酒敲击出我的个人回忆录时（几乎每天一篇，3个月120天完成了我后来定名为《50后的幸福——北大荒篇》初稿后）。在自己校对、重新编辑之时，发表了我对二九0农场场史史志《前言》的一篇文章《观二九0场史史志前言——不应遗忘知青奋斗的一段历史》引发了一场反对诬蔑《前言》撰写者杨克强的论战和对我的围攻。
其实对于场史史志《前言》的撰写者，我以为他的观点出自于对当年极左的现役军人迫害老农场干部的迫害而特意在场史前言中只字不提兵团、知青的。因为在1977年二九0农场落实政策工作组的四个成员都是和我住在机关知青临时宿舍，他们的大部分材料都搁在宿舍里——而我却因为住在宿舍的机关知青有的已经返城。而我的工作又是机单调轻松的，几乎翻看了落实政策工作组的大部分档案。触目惊心的兵团极左的现役军人迫害老农场干部及知青的血淋淋事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我以为是这个原因和1975年兵团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年三十前夺取基层领导权战役”的历史，造成了二九0农场场史史志《前言》的撰写者在前言中只字不提兵团、知青的真正原因。
当年在我发表了《观二九0场史史志前言——不应遗忘知青奋斗的一段历史》文章之后，我在兵团精英和荒二代的双面夹攻之下，才有了研究北大荒垦荒史和兵团史的动念，查询所有北大荒垦荒史和兵团史的所有历史资料，又超脱我个人身份，用老农垦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才有了我现今的历史观——当年开拓了北大荒并奉献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老垦荒人眼中的历史。
而后才发表了奉劝当年兵团精英的《不妨读读农场史》的文章。
待续

护林人

我这个当年极受曾祖母溺爱，不到9岁才上小学——1951年11月底出生的小69，由于年龄的关系，虽然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和大串联。但是那复课闹革命刚刚升入中学——给老三届插队知青家送喜报的事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还有街坊邻居那老三届到山西、陕西插队的大哥哥大姐姐后来给家中来信；及逃跑回家过年诉说和反映的真实事实，让我这年长两岁的小69对前途的担忧和战栗是和同届小69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也是我现今对当年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与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必然的相反；尤其在1973年探亲之时，接触到当年非常要好的老三届大哥哥们相遇得知他们已分配到插队地区本省的铁路和工矿和乡镇企业时，纳闷怎么没有回京呢？而1975年上海宝钢、北京首钢宁可招收农民（工），也不招回一个下乡知青和国营农场职工（兵团知青），才让我恍然大悟——永远扎根边疆是我们最终的命运结局，还会搭上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当年最初插队的知青还落得分配到本地区的工矿企业和乡镇企业，那1971年以后到北京郊区插队的知青三四年以后还会回到北京，而我们只有永远扎根边疆且连带我们的子子孙孙啊！

护林人

中国知青网的老三届大哥哥、大姐姐们，因为当年的我这小69虽然同处一个年代，但是69年才连锅端的到了北大荒、又分配到了那兵团75年底才被打掉的最后一个“土围子”——当年东北农垦总局四大王牌农场之一的二九0农场。在兵团连队工作了6年，而在经历了8团历史性大转折后调到了团部、、、、、、。
特殊的经历，让我对当年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也许我的这篇《闲说6.18》对我们中国知青网引发了一场论战，我以为也是极正常的——在当今全国知青网几乎沉寂、宣布下线之时；我以为是值得庆幸和欢欣的。
如有冒昧之处还望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原谅！

无声

楼主这组文章的用意表述的有点模糊，写农场历史可以兼述国家上山下乡历史，但是要把局部和全局的历史联系起来就需要很小心。

感谢楼主让我们知道黑龙江兵团特殊的历史沿革，看来在解放战争期间老东北局就在北大荒开始建立党营农场了，因那时还没有建国，不能说是国营农场，可能说公营农场比较准确，因此黑龙江兵团的起点比王震的359旅在新疆建立兵团还早。

现在的北大荒农垦历史包括几部分：1，解放战争时期老东北局和全国解放初期在北大荒的开垦（包括军队复员转业军人）；2，63年到66年2月由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策划的因应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而在黑龙江组建兵团，派遣了万余人去北大荒，但因文革而中断；3，文革中的68－6－18，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关于在黑龙江组建扩大规模的大军区管辖下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将原有的黑龙江省军区和黑龙江省管辖下的军垦和农垦单位合并交给沈阳军区，接收全国数省份的中学毕业生（知青）组成由现役军人管理的军队建制的兵团（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自1968年6月建立到1976年2月解散后交给黑龙江省管理，前后经历7年多时间）；4， 1976年以后黑龙江垦区由地方政府管理恢复国营农场体制；5，改革开放以后北大荒国营农场的改制。

纵观黑龙江垦区历史，文革期间的兵团史具有文革的特性，那就是安排知识青年。毛泽东68－6－18批示要比他动员上山下乡的68－12－21指示早半年，仅限于黑龙江兵团。全国上山下乡高潮是在68年12月底毛泽东出面动员后，全国组建12个兵团主要是在69年和70年，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说毛泽东68－6－18批示是国家上山下乡政策的战略转变，也不能说自那以后全国再无大规模跨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运动。楼主说68－70年间全国有900万知青到各地兵团，这个数字的来源不明，据我所知文革期间到兵团的知青不超过200万，其中到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最多，有50万。内蒙兵团10多万，其他小兵团也就在几万人。就算全国12个兵团都去了50万知青，全加起来也只是600万，12×50=600。因此从全局来说楼主的文章不论对上山下乡历史的概括还是研究数据的来源都不准确。从黑龙江兵团局部历史来说，楼主突出了文革时期老军垦和新现役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于知青的历史一带而过，特别是对68－69年兵团战备的历史作用不屑一顾，连黑龙江兵团在珍宝岛战役前后突出的历史亮点都给予抹杀，这就不应该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有错，党对此已作出了结论，但是党对文革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组织的战备工作并没有否定。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在多年战争年代带领党和军队走向胜利的大师，如果说他们在68－69年战争威胁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在全国组建兵团完全是为了遣散知青的一种借口就不严肃了，实际上国家的战备工作从文革前大建三线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就开始了，文革也是战备的一环，为了肃清内部的亲苏派，尽管这种文革是错误的，变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我们永远不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把国家搞坏，就是为了迫害我们这一代。如果说当年搞上山下乡和组建兵团就是为了让老三届外带我们69届永远世世代代呆在偏远山乡边疆，这个说法是否有些过了？

总之，写兵团史，写上山下乡历史切忌以偏概全。楼主的用心可赞，但思路偏了，当然多元思想共存，百家争鸣也能互相促进思辨，楼主的新视角也是一家之言，有很大的参考性，辛苦！

无声

刘国新，男，汉族, 1950年12月生于天津，籍贯山东淄博。中共党员，研究员。1968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任连副指导员、团理论教员、团中学教师。197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84至1993年留校任教，历任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室教研室副主任、中国当代政治教研室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代理书记。1990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199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3年正式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先后担任《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兼社长，国史多卷本第一卷副主编。 1995年晋升为研究员。1992年起任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96年起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第三（文化和社会史）研究室主任、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国史系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

                            ·刘国新·

战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战备问题则是影响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确有进行一番梳理的必要。

　　一、关于研究现状

　　战备问题是国史中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对战备问题的研究却显得不那么丰厚。从论文数量看，目前能检索到的不超过20篇，主要有：郑谦的《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刘志男的《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新文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新文：《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杨贵华的《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杨贵华：《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中国军事科学》2000年第1期。、徐奎的《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徐奎：《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等。连同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内也不过三四十篇，且较集中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至于战备问题的专著则告阙如。一些著作如于化民、胡哲峰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于化民、胡哲峰：《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普丰等的《现代国防论》王普丰等：《现代国防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姚有志的《毛泽东大战略》姚有志：《毛泽东大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金钿主编的《国家安全论》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以及《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国防和军事类卷等，或从国防战略的角度，或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涉及或提及战备，但都不属于专门的战备论著。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综述类专著值得关注。较早的有《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杨先材主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标准，共列45个专题，内容比较齐全，但缺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专题。晚近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编、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列了22个专题，数量上虽不及前者，但时间跨度长，从建党到21世纪初，题目也都比较大，每一个专题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是本专题的专家，遗憾的是这本书同样没有关于战备的专题综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战备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军事准备、军事部署都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有些材料至今仍未解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三线”建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战备问题研究。“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如果把战备当做一种指导思想，一个政策选项的话，“三线”建设则是它的具体措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研究“三线”建设问题更具基础性和操作性。

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1. 关于战备形势的判断

　　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者是存在不同判断的，从而透视出战备在当时的必要性、合理性与否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决策者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做出了过分的反应。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第十八章中对此有所论述。这一章无论是就全书的比例而言还是相对于这段历史的长度和复杂性而言都显得比较单薄，但作者仍然用不长的篇幅做出论断。他认为，当年的决策者没有能够预见它（指战争气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反而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甚至，即使在事态渐渐缓和下去之后，毛泽东也丝毫不认为战争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重工业工厂和研究部门被迁到内地可以防空的大山中，无数的资料和人力被浪费在城市的‘深挖洞’里……”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页。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叶晖南。他认为，由于国家倾全力进行备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基础上的，因而其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而且这个战略方针实施的时间贯穿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20年，其中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最甚，军费开支的加大，军队员额的激增，加上‘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落后局面。经济建设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到国防建设，虽然战略武器搞上去了，但常规武器又重新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同时，国防建设本身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很大损失”。叶晖南：《建国以来我国国防战略的四次大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胡哲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自60年代中期，我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严峻，除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在沿海进行窜扰活动，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处于对峙状态外，更增加了新的战争因素，这就是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轰炸越南北方，威胁我南部边疆，苏联则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威胁我北部边疆。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中央军委不得不做出相应反应，要准备打仗。胡哲峰：《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更多的学者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们认为，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需要做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等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不是头脑发热。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严重，不断强调加强战备工作。新文：《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郑谦没有从总体上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他认为1962年以后的一系列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但他又指出，1969～1970年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国、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突击性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的出现，反映出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其影响巨大，在“左”的思想下，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在政治上助长了当时已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第204、212页。

　　与上述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方针的角度考察战备问题视角不同，刘志男以大国关系和国家利益为视角指出，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做出了大量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他的结论是：“既然战备关系着祖国的安危，而祖国的安危又影响着世界的格局，那么，在分析和研究世界战略格局之所以得以建立、中国外交在70年代后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产生原因时，难道不应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外交战略的挑战与加强战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吗？换言之，1969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难道不是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吗！？更进一步说，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难道不是中国军队战备工作的必然延续吗！？”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