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知青岁月

老茶

我的知青岁月

六、分红二三事

     这是围绕年终分红发生的几件小事，事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都发生在一个年度里。

 

     第一件  年终大结账

 

     先看一首我于1968年末写的词【清平乐】自嘲：

         油灯不梦，算珠轻蠕动。致志专心细拨弄，窗外三星西纵。

         四则加减乘除，三更不能算成。可恨旧学教育，培养如此呆生。

     词中记述的是那一年分红前结算总账时发生的事情。当时的会计是村里的一位青年，叫朱喜寿，为人老实憨厚，但知识文化较低。生产队为了尽快完成年终决算和在知青中物色新的会计（后一点被实际证实了），请我们知青也一起参与决算工作。那一天晚上，在知青的大炕上，坐了两个队长、保管、会计、和我们全体知青，炕桌上摆了两、三盏煤油灯，显示着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大家纷纷围坐在炕桌边，有的整理票据、有的拨拉算盘，盘算着一年收成，为决定全年分红做数据准备。从吃过晚饭开始，到星移斗转半夜时分，算盘拨拉上去又拨拉下来，票据捋了一遍又一遍，最终也没有核准全部数据。队长烦的一个劲地抽烟，会计急得直挠头发，我们羞得只顾低头拨拉算盘。实在太晚了，队长不得不宣布，大家休息吧，明天再说。我参与了这一晚的活动，感到很没面，于是写了上面一首词，宣泄自己心中的愧疚。词中含有典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色彩，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脱离实际的文化教育。

 

     第二件  结算甜菜款

 

     河套地区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其他主要经济作物就是甜菜，因此甜菜收入是粮食收入外的主要经济收入。向收购站运送完甜菜后，生产队派会计朱喜寿和我一起去县城结算甜菜款。朱喜寿领着我到收购站先和人家对了帐，然后当场结算现金，共计三千多块钱。当时还没有百元大钞，三千块钱就是三大捆呀！说实话，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点钱时眼睛都绿了，“我的妈，这么多钱呀！”朱会计没有一点惊讶的表情， “干了一年，这还多呀！”说完，他打开一条羊毛口袋，把点好的钱往里面一扔，卷好口袋就张罗我：“咱们回吧。”我跟在他的身后，一路走，一路琢磨他的话。是啊，在当时三千元对一个人是不少了，但对一个队实在是太少了，我感到自己的眼界实在太狭小，太可怜。

 

第三件  四五二十元

 

     分红那天，队长安排我们几个知青参与分红工作。由会计叫一个人的名字，宣布分红的数额，管钱的（是谁现在已想不起来了）把钱数好，交给我清点、确认后，再交给队长，由队长移交给分红人。按着这个看来十分完美的程序分下来，很快就分发完了。但这时发现，竟然少了五块钱。一共就三、四十户人家，分红总数也不过一、两千块钱，经过三、四个人的手，怎么就出错了呢？我们认真地回想数钱、分钱的过程，查找分红名单的的有用线索，突然觉得在给范老师（该人曾当过学校教员）分红时可能出了差错。当时朱会计喊道范老师——二十元，管钱的嘴里说着“四五二十”，就把钱递给了我，我也复诵着“四五二十”，把钱递给了队长……。是不是当时没有过脑子，把五张五块钱点了出去呢？队长回忆了一下，觉得有可能。说：“范老师这人挺老实的，赶紧去问问。”我们赶紧赶到范老师家，说明来意，范老师说：“钱拿回来就放柜子里了，我拿出来你们再数数。”于是打开红躺柜，取出一个布包，拿出还没捂热的钱。我捻开一看，整整齐齐的五张五元钱，就错在这里。范老师还要解释，我们马上说，“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粗心了”

     从范老师那里拿回五元钱，让我无限感慨：一方面感慨范老师如此憨厚老实，没有给我们找麻烦，还安慰我们，他们太朴实了。另一方面感慨老乡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只拿到了了二十元分红款，多给了五块，还立马收回了，实在太穷了。二十块钱，在大城市可能是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而在农村是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差距太大了。

     回想下乡的三年，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每年分红一个工都在三、四毛钱之间。最好的一年是好像是四毛六分钱，刚去的那年可能是三毛四分钱。但这在我们其他知青所在的队中，也是中上等的。记得我们公社东方四队有一年分红一毛四分钱，社员干了一年，分了粮食一算账，倒欠队里不少钱。

     我们组知青过的是集体生活，每年分红归知青小组统一安排，每个人的零花钱基本上靠家里接济，实际上每个人还做不到经济独立。我71年10月因选调离开了生产队，那一年年终分红时，组里把我的分红钱全给了我，共计120元。拿着最后的分红，我立马添了五元，到供销社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做了纪念。

     这就是分红的故事，正是：

     辛辛苦苦挣工分，年末分红欲断魂。

     莫道农家心地好，囊中羞涩最伤民。

                                        2012-6-15

老茶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17 20:14:00的发言：
    一家人忙活一年，年终分红二十元，这种情况在当时还真不是个例。

分红是一年农业生产的总结，分得上分不上，分多分少，直接关系社员的一年生计。当时干一年一家分三、二十元的地方真的很多，说明当时农民的生活还是很穷的。谢谢“千帆过”版主跟帖支持！

老茶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18 8:01:00的发言：

年终分红账目繁，

知青参与也为难，

社员忠诚皆老实，

最后分红把表添。

我用最后一年的分红钱买了一块上海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但是天长日久，我已把那块表搞丢了，是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老茶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18 8:55:00的发言：
      看了《分红二三事》的生动描写，想起当年分红的往事。农村最需要擅长打算盘的能手，不过，知青在学生时代一心只想学好数理化，我们大队有的知青甚至不会打算盘，贫下中农感到不可思议。分红是全队乡亲最开心的聚会，因为辛苦一年，工分本上的数字终于可以兑换成真金白银了。我们小队每天工分收入在1元以上，收割水稻农忙时，每天工分还会翻倍。因此大多数家庭都有数百至数十元分红，少数只有1个劳动力而人口众多的家庭，扣除一年的口粮款后，倒欠队里的钱。这些人拿着自己的私章，在队里的账簿上盖上章，表示认帐，就万事大吉，实际上没人指望他什么时候能把欠帐还清，因为一年一年越积越多。山村民风淳朴，大家和睦相处，认为让每个人吃饱饭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年的农村确实缺少有文化的人，我们队里的朱会计其实只有初小毕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豪的说：知青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感谢“麻沙老农”热情支持。

老茶

我的知青岁月

七、一把理发推

     就要下乡了，细心的母亲为我准备了一堆生活用品，从洗的涮的到缝的补的，一应俱全。一天母亲忽然买来一把“双箭”牌理发推子，说：“农村没有地方理发，带上它自己学学，你们几个小子可以互相理一理。”知道母亲此时对我一人在外不放心，于是乖乖的爽快的答应着。

     到了农村，才知道母亲的想法多么正确。看看老乡们的脑袋，就明白这里没有理发店。他们的头发有的是用剪刀绞的，有的是用剃刀剃的，甚至还有人用镰刀刮的，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求发型，只求方便。

     随着大家头发的增长，理发学习班正式开班了。大可、政治、乃昌、繁阳都曾是我的试验品，当然我也多次沦为他们的试验田。在不断互为实验的过程中，大家逐步提高了理发水平，只是由于没有专业人员指导，发型比较单一，平头为统一发型。

     尽管如此，看到我们知青自己理发，陆续就有老乡找上门来，要求帮他们解决头上的问题。好在他们的要求不高，我们也来者不拒，我们的理发事业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平时你给我理理，我给你理理，本来不觉得有什么，但到了过年可就是大事了。

     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快过年了，人人都要收拾一下，理发自然成了一件大事。我记得当时我们总结过年的两件最累人的事：“春联写的手抽筋，剃头剃的手臂酸”，那真是真实的写照。当地贴春联，门上要贴，窗边要贴，正房要贴，凉房也要贴。此外在房梁上、猪圈边、粮仓外、柜门旁还要贴方子、贴福字。算下来一家就要写几十条，我们一下都成了书法家。而理发，从过小年就开始忙，一直要忙到年三十。记得有一年除夕，早起就开始有人理，大家轮换着干，一天理了二十几个脑袋。

     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的理发水平越来越好了，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后来离开了农村，有了儿子，我还一直坚持给他理发。直到儿子上了中学，突然有一天说，“同学问我，你的头在哪里理的？他也想去理一个……。”我感到儿子长大了，我这理发铺也该停业了，应该让孩子自己去打理自己了，从此儿子就自己去理发店解决脑袋的问题了。

     通过理发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除了理发手艺，还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忙里偷闲统筹安排，学会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匪浅，受益终生。回想当初母亲执意要我带上理发推子，她不光是交给了我一把推子，还领我走上人生道路，令我没有荒度一世，虚度一生。此时我应该感谢母亲，愿母亲在天之灵能感知我的心，听到我的心里话：母亲，你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生活的的钥匙。母亲您是最伟大的！

     正是：学习理发不寻常，为己为人为老乡。

              生计修得心路广，归来安敢忘亲娘。

                                                                                      2012-6-17

老茶

以下是引用孙伯江在2014-3-18 17:15:00的发言：
想当年，我们知青集体户也是没有油和菜，吃饭就盐粒。长此以往，大家严重缺乏营养，只要蹲下再坐起来，两眼就发黑。

我们在农村时吃的是胡麻油，队里的胡麻熟了统一交到大队油料加工场加工，社员在加工厂领取胡麻油。按固定一般社员每年每人三斤胡麻油，我们知青每人多给一斤，但还是不够吃。每次回北京，我们都要爸爸妈妈给买一些大油，炼好后带回来一起吃。这样的生活，营养缺乏是肯定的。

老茶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19 8:16:00的发言：

母亲备了理发推，

下乡常用众恭维，

年节更是好辛苦，

服务为人毕生辉。

理发是人人都要做的事，因此通过理发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至今我们想起来都觉得很有收获。感谢龙版主的好诗。

老茶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19 8:48:00的发言：
      下乡预备好理发推子，悠悠慈母心，富有远见，不仅为知青理发，还能为村民服务。想当年，我们理发一般在赶墟（赶集）时解决，集市所在的村子有个理发店。不过全村的老少爷们没有人进理发店，他们等人上门服务。这种走村串户的理发师，由学过手艺的村民充当，定期到各家各户为男人理发，收费低，而且年底才一次性收取费用，受到村民欢迎。

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你们那里定期理发、年终收费的形式也很特别，值得推广。感谢“麻沙老农”的介绍。

老茶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20 11:26:00的发言：
我们也有一套推剪的，给牧民理发很受欢迎！

龙版主原来也是在内蒙插队的吗？是牧区？在那个梦？

老茶

我的知青岁月

八、老沙马之死

      一天，民兵队长徐松山通知我们几个知青（当时知青都是基干民兵）到西沙窝，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到了地点，徐松山神神秘秘地说：“老沙马死了，防疫站说是‘鼻疽’传染病，叫我们挖坑深埋。我们的任务是挖坑掩埋尸体，现在就行动。”于是大家舞起铁锹，一会儿功夫，在沙窝中就挖了一个不大的坑。等运送老沙马尸体的车子一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已经被剥了皮的一堆马肉扔进了坑里，然后迅速填埋沙土，一会儿就完成了任务。

      老沙马是一匹使役了二十多年的老马，性情温和，身材高大，皮毛深褐，因背部有一片鸡蛋大小、灰白色斑点而得名“老沙马”。老沙马天生一副好身材，一直是驾辕的好手。记得我们知青刚来到临河时，就是它把我们和行李从县城迎进村的，和我们知青十分有缘。说到有缘，老沙马和我个人还有着更深的联系，可以说，我和它同时经受过一次磨难。

      那是在此前不到一年的某一天，生产队接到大队的派工，要给大队小学运送几车土坷垃（当地盖房用土坷垃垒墙），维修校舍。车倌朱志学和我接受了任务，就到大队去拉坷垃。车倌朱志学是个很有经验的车把式，对人十分和蔼，尤其是对我们知青有着慈父般的情感，处处能感觉得到他的关心与爱护，我们都叫他朱二叔。在坷垃地装坷垃时，朱二叔叮嘱我，路不远，就装两层，省得杀车（即捆绑）了。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往车上装坷垃，很快就把大胶车装满了。

      从坷垃地到大队学校有一里多地，途中要穿过一条水渠，水渠上架着一座小桥。小桥高出地面一米左右，因此形成了两面坡的罗锅桥。我和朱二叔坐在胶车上，一路走一路聊，气氛十分融洽，眼看来到了桥下边。在前面拉套的两匹马走上桥的最高处时，朱二叔迅速跳下了胶车，吆喝着三匹马奋力爬上高坡。这时，前面的两匹马拉紧了套绳，老沙马也快步冲了起来，胶车顺利地爬上了桥的最高点。

      就在胶车从桥上慢慢滑下来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知是胶车冲下小桥时速度太快，还是老沙马年老体衰难以胜任肩上的重负，突然老沙马摔倒了。我一直坐在满载坷垃的胶车上，老沙马突然摔倒，使我屁股底下的的两层坷垃顺势滚向前方，我也随着坷垃的滚动，摔在了车下，左脚还伸到了车轱辘下面。此时胶车巨大的的冲力向坡下继续滑动着，胶车轱辘急速的从我左踝骨上面滚了过去，脚踝部顿时感到一阵麻木和疼痛，我倒在了马车下面。

      老沙马的突然倒地，让朱二叔也感到意外。眼看着老沙马被胶车拖动着在坡上滑动，坷垃噼里啪啦的砸在老沙马身上，更为要命的是老沙马被身上的绳索卡住了脖子，压得老沙马已无法脱身，在车辕下气息不畅的吐着粗气。在这万分焦急的时刻，朱二叔已没了往日的平和，他声嘶力竭地喊着我的名字，“小章，快来帮我扶一下车辕，老沙马要憋死了！”

      我当然知道现在需要做什么，立刻奋力的站起身，踉跄着走到车辕跟前，使出吃奶的劲用双手往上搬抬车辕。但此时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一发力自己就咕咚一声跪倒在地上。朱二叔隔着车辕看了我一眼，二话没说迅速从腰间拿出一把赶车人必备的快刀，麻利的割断了尅在老沙马脖子上的绳索，把老沙马从辕下牵了出来。看老沙马没有什么危险，朱二叔又快步走到我身边，问我怎么样了？我瘫坐在地上，此时左踝部已经开始肿了起来，我试着动了动腿，感到有些麻木。我说：“可能是腿断了。”朱二叔拦了一辆马驴车，安顿要把我送往大队卫生所。

      大队卫生所其实也没有什么医疗设备，连医生都没有，只有一个兽医马在峰在那里应付。马在峰一手拿着听诊器，一手微微挪动我的脚踝，似乎想听到有没有骨头碎裂的声音。我知道在农村是没有医疗条件的，这只能回去静养。就这样，在同组的哥们儿、姐们儿伺候下，我在知青的土炕上静养了两周多，就开始下地干活了。年轻时总是不在意，当时没作任何检查，但随着岁数增长，阴天下雨受伤部位就会感到疼痛。经过照x光片，才知道是小腿骨头骨裂，虽然骨头没断，但现在老了，骨裂部位已有明显骨质增生。

      在静养期间，听说老沙马并没有外伤，还能继续拉车负重，真的比我有出息。但是从那以后，老沙马不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直至日渐消瘦，最后死去，这大概不过一年的时间。

      我与老沙马有这样一个生死情节，他的去世让我十分感慨。在掩埋了老沙马的第二天，我们又来到西沙窝，准备凭吊一下老沙马。但现场的情况叫人莫名其妙。昨天隆起的沙堆，现在已经不见了踪影，老沙马的尸骨哪去了呢？

      回想民兵连长徐松山在掩埋老沙马尸体时说的话，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向，但没有按要求深挖深埋，这似乎有什么伏笔？后来听社员私下议论，“鼻祖病就烂鼻子，跟肉有什么关系呀？”言下之意，肉是可以吃的，莫非有人把肉吃了？

      当时农村的耕畜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使役中的耕畜每年都有登记。耕畜老化死亡要经防疫部门检查批准，确认没有传染性疾病的方可宰杀食用。但是牲畜属于集体财产，在生产力低下的农村，一头牛、一匹马的死亡都是很大损失，将骨肉直接丢掉了、掩埋了，农民肯定无法接受。如果能宰杀、分食了，似乎还可达到一定的心理平衡。

是这种心理使然吗？不得而知。不过，此后生产队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从此不了了之。老沙马之死终于成了一个迷。

      正是：沙马殷勤一世功，临终竟遇主人烹。

              休言老友无仁义，只怨咱村日子穷。

                                              2012-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