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王小英

江英的“刁民”  杨小杨

江英地处阳山、英德、乳源三县交界的山区，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加上土地贫瘠，自然坏境恶劣，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苦，解放前，因生活所迫，时有有组织到山下打家劫舍的行为，被山下人视为山上的土匪。

江英有棵大杉树，挺立在离镇上只有几百米远的小山包上，据说有八百年树龄了，三个人都难以合抱，当地人把它视为树神，英阳乡因此也叫杉树乡。据说解放前人们下山打家劫舍前，都要到杉树前喝鸡血洒起誓，还有人说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留下的反共救国军，也在大杉树前起誓要“反共到底”。这些传说给这棵大杉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当年我们刚到江英，韶关地区派驻江英的工作队就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这些故事。

寨狗磅，当年被视为阶级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一个生产队，知青下队前，驻队的工作队员再三叮嘱，寨狗磅没有几个人是可靠的，其中有个香婆感觉还比较可靠，但又是个“哑巴”，从来不敢向工作队反映情况。“穷山恶水出刁民”，在工作队看来一点都不假，江英到处是刁民。

我听声煜他们说过，刚到寨狗塝时，村民对他们大都敬而远之，可过了几天，情况就大有改观。村民发现知青不像工作队那样指手画脚、盛气凌人，而是和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靠挣工分吃饭，犁田、耙田样样农活都会，老饶挑起180多斤的担子健步如飞，把许多人都比了下去，成为寨狗磅挑担子的NO.1,村民和知青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许多。后来发现，不但香婆根本不是什么“哑巴”，许多村民也很愿意给知青们反映情况，全村的百姓对他们都很好。声煜有胃病，体质弱，为照顾他，寨狗磅的村民主动提出让他去管村里的那个小水电站和加工厂，声煜每每讲起这段经历，感激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李盘相，我们新中队的一个农民，满脸麻子，讲话阴阳怪气，还爱唱反调，开始在我心目中他绝对是个刁民。碍于他贫农出身，又是队长林伯的亲戚，我只好敬而远之。后来我发现，他虽爱唱反调，但他的反调不无道理；他虽阴阳怪气，但在阴阳怪气之中却蹦出不少好的点子。他提议买辆胶轮板车，用来运化肥、送公粮，减少农忙时劳动力的占用，还可给村边的杂货店运点煤油、食盐、杂货等，为生产队增加收入。车子买来后，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雨，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他拉车的身影，特别是拉着重车上坡时他艰难前行的情景，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有一件事特别令我感动。一天我从牛背上摔下，崴伤了右脚，尽管我还犁了一下午田，但到了晚上脚踝肿得像个大馒头，疼痛难忍，不能着地。恰巧盘相来找我，看到我受伤的脚，他二话没说，摸黑上山去采草药，个把小时后，他用捣碎的草药和上自制的药酒，敷到我的脚踝上，第二天脚就明显消肿，几天后就恢复了正常。后来我常想，能和这样的“刁民”为伍，真是我的幸运！

王小英

江英的书记   杨小杨

在新圩时，我们知青和公社的第一把手关系比较密切，像徐佑成、许兴民、吴和蒙，无一例外。到了江英和第一把手陈炳诗好像就不那么密切，而和先后两任主管知青的副手方行、杨宜江更谈得来。

方行人很随和，说话幽默，群众语言丰富，喜欢用歇后语，笑料很多，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讲话，什么“针尖对麦芒”，什么“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什么“大桥没桥，沙坝没沙，马坪没马”（大桥、沙坝、马坪都是江英的地名），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他批评人时还不忘幽你一默，令人心悦诚服。

方行是珠三角人，抗战逃难时，他父亲把他和他的双胞胎弟弟分别送给了两家人，方行因此到了阳山，成为了阳山人。解放后他和他弟弟得以团聚，尽管兄弟俩长期分离，但长相仍一模一样。他弟弟是新华社广州记者站的记者，不时到阳山采访，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据说一次方行的弟弟来到江英方行家中，方行没在家，他爱人在厨房做饭，孩子在床上哭，他爱人误把方行的弟弟当成了方行，就说孩子哭了你也不管一管，看没搭话，方行的爱人越说越来劲，末了，方行的弟弟才冒出一句，“嫂嫂，哥哥还没回来呢！”

杨宜江两口子都是潮汕人，原在省盐务局工作，不知哪年下放到阳山，方行调离江英后，他就接替方行，任江英的副书记，他夫人则在江英农村信用社上班。

下乡后我多次申请入团，自然未获批准，后来老皮、凤妹等几个人相继入团，我就有点着急了。林彪事件过后，三哥小村当了5年预备党员后得以转正，极大地鼓舞了我。我找到杨宜江，他坦诚地说就是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他说入党、入团要求家庭历史清楚，你父母还在受审查，不能说是清楚呀（典型的有罪推论，可在当时这样说是再正常不过的）。我告诉他我哥哥在兵团入党了，他说“是吗？那叫你哥哥那边赶快写个证明材料过来”。记得那次谈话后不久，大队团支部让我再次递交申请，后来很顺利就通过了，介绍人是如芸和我们队的李新。

有一次我正在看田水，碰到杨宜江率领公社一众干部沿公路检查工作。他见到我说，上面早就要求插秧要整齐，你们这里怎么还是歪歪扭扭呀？要拔掉重插！我说杨书记，歪歪扭扭不会减产，可拔掉重插是要减产的哟。他说好了，我说不过你，公路边上太歪的那些调整一下就行了，让我也有个交待。是啊，他也有他的难处。

那年队里花了400来块钱买了那辆胶轮板车，虽然用来运化肥、送公粮大大减少了劳动力的占用，但因天公不作美，原来打算挑到青莲去卖的豆子没卖出去，这样板车买来了，却没钱买化肥了。杨宜江知道这事后，就让我和林伯赶紧去找他夫人，从信用社贷了500元，解决了购买化肥所需资金的燃眉之急。

杨宜江身处那个位置，有时候不得不说些“官话”，但他骨子里还是实事求是，还是体恤民情的。后来他任阳山党校校长，我每次回阳山都会到他那里喝杯茶，他则带我游北山寺（那时党校占用了北山寺），看那两棵宝贵的唐朝桂花，讲解那里的诗文，后来他调到清远工作后，我就再没见过他。

                      

情系江英  杨小杨          

自1973年离开江英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40年来，我无数次回到江英，和这片贫瘠的土地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

我第一次回江英是1975年暑假，我从河南坐火车回家，还没到广州，中途就在英德下车转汽车到了江英。80年代初，我随厅长到连县、阳山的煤矿出差，办完事后专门请假回江英看看。可能是县煤炭公司告诉了江英，时任副镇长的李锡观（李明他们村人）到新屋来找我，给我介绍江英煤炭资源的情况。可惜那时没权，无法关照江英。1999年初，为了纪念下乡30周年，我们大部分知青都带孩子回阳山，回了江英。

回江英回得多是2004年以后的事情。那年如芸从美国回来，我、老皮、志远、颖华陪如芸回阳山、回江英。如芸提出要回六仔崆看看，那次也是自1971年调研结束后我第一次回六仔崆。我们看到村民依然在吃那个溶洞里的水，我们了解到由于后山铅锌矿的开采，溶洞水可能受到污染，对村民的健康已经构成威胁；我们看到群峰小学的校舍已是危房，门窗坏了没钱维修，100多个孩子只得在瑟瑟寒风中上课。钟如芸当场捐了2000元，让学校马上把门窗修好。回广州后我写了个报告，反映了群峰小学危房和六仔崆饮水的问题，由父亲批转有关部门。没想到这两个问题很快都有了着落，省教育基金拨款给群峰小学建了新校舍，六仔崆村也引来了自来水。

打那以后，我每年都会回江英，有时一年还回去几次，余颖华可能回得比我还多，其他知青也间或回去。2007年我们知青捐资2万元购买“读书机”，帮助坑边小学开英语课；多年来罗伟平年年捐助江英贫困学生读初中、读高中，我们新屋四个知青捐助林伯的孙子读完技校；我和颖华多次陪同狮子会、越界扶苗等慈善组织以及可口可乐、UPS等企业到江英考察，先后解决了坑边、群峰几个自然村的饮水问题，解决了多个村小的“读书机”问题，资助了多个贫困生读书，完成学业。去年“五.四”我曾组织我们公司的员工捐款，并带队到位于大塘坪村的庙崆小学捐建“爱心厨房”，解决孩子们的午餐问题，这也是我4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大塘坪。我曾为把燕塘牛奶公司的养牛场引到江英，为六仔崆大面积种植油茶作过努力，虽然未能成功，但我相信，50年前陶铸成立江英公社时发展山区经济作物的决策是对的，40年前六仔崆的村民想种植杉树（已经部分实现）、种植油茶的愿望也是对的。为帮助江英的父老乡亲脱贫尽自己一分微薄的力量，这也是我的愿望。

其实我常回江英，除了江英情结以外，还受到了阳山县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黎旭日主任精神的感染，他今年已经83岁，但还常年行走在阳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几乎每个村庄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哪个村有多少贫困学生需要资助，哪个村小缺少什么样的师资，哪所学校孩子们午餐的问题没有解决，他都一清二楚。那年六仔崆想种油茶，他和丘国庆副镇长多次陪我到六仔崆开会调研，冒雨上山勘察，他认真负责、无私奉献的精神感人至深。还有丘国庆镇长，以及那些村小的校长和老师们，他们没有嫌弃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以自己的坚守和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一定能换来江英面貌的改变。

 

作者简介：杨小杨  1966年广东广雅中学初二乙班学生。1968年11月到阳山县新圩公社新圩大队9队（寨脚）插队，1971年1月转江英公社向阳大队新中生产队。1973年10月到河南省焦作矿业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广东省煤炭工业厅工作，后供职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2000年下岗后到私企工作，后创办广州畅通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王小英

写在满天晚霞时

陈 挺

 

 1968年，千百万青年学生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1月10日，我们28个广雅学生满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到了阳山。

回首往事，岁月沧桑。昔日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今日年过花甲，步向晚霞满天、夕阳西照的老年。当我们惋惜在求学之年被辍学去“修理地球”的时候，也庆幸在穷乡僻壤受到特别的关顾和磨练，得到难以忘怀的阳山情、知青情。

 

毛主席派来的新农民   陈 挺

 

到达阳山的翌日早晨，我们被送往新圩公社。当汽车即将到达的时候，远远的一幅大标语映入眼帘：“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新农民！”啊？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我心里又疑惑又激动。

我在1967年底随着“长征队”北上步行串连时到过阳山。我们曾经在蜿蜒的山路行进，曾经在阳山县城休整，曾经在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和村民攀谈、做社会调查。现在，我又重临阳山了，但不是过路人，而是来插队落户的新农民。

我们插队的新圩公社比我“长征”时到过的小山村开阔几百倍，两面是高山，中间是平坦的农田，缓缓的河水流向辽阔的天穹。这是阳山县领导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县里把我们安置到自然条件最好的新圩公社，公社又把我们安置到平原地带的新圩大队和连陂大队。

很快我们就知道，农民不会自发地、主动地欢迎我们的，因为他们要给我们自留地，给我们草山割柴火，给我们记工分，给我们分口粮。一句话，我们会分占他们的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果。

下乡不久，毛主席又发出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是，新圩人并没有把我们看作纯粹的教育对象，徐婉玲、黄启枝分别被委任为新圩大队、连陂大队的大队干部，生产队将我们当作生产队干部使用。后来，我们之中陆陆续续地有人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大队电工、小学代课老师、公社广播站广播员……，公社上下都非常信任我们，对我们寄予殷厚的期望，因为，这里太需要有知识、有文化、肯为山区贡献力量的知识青年！

 

落户雷屋队     陈 挺

 

我和章淑平(老皮)分在连陂大队比较富裕的第六生产队。这个队只有10多户人家，绝大部分姓雷，又叫雷屋队。

我们全部先“三同”几个月。我的三同户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和睦大家庭，爷爷科叔是经验丰富的老农，主要为生产队看田水，奶奶科婶在家操持家务；儿辈有长子雷贤、二女雷金娣、三子雷伙；雷贤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儿媳贤嫂是女能手，男强劳动力干的农活她都能干；孙辈有雷贤的两儿两女。

虽说“三同”，其实只是同吃同劳动，并不同住，我和老皮一起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仓库有上下两层，上层放着队里的谷种、农具，下层是我们的新家。一个小书桌临窗摆放在中间，书桌两旁各有一张单人床。队里用禾草给我们编织了床垫，厚厚的、比棉花褥子还要暖和。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刚下队时，秋收还未结束，第一天的劳动是割禾。割禾难不倒我，因为在广雅下乡农忙时已经学会了，难的是挑禾草回家。收工时，社员们麻利地将禾草捆绑好，用竹杠挑起就走。他们的禾草捆得又高又宽，在后面只能看见挑担人的脑袋和双脚。怎样把一大堆禾草结结实实地捆在一起？正当我束手无策的时候，金娣过来了，她手把手地教我怎样绑禾草，教我怎样巧妙地将竹杠插入禾草捆里再挑到肩上。

有一天，生产队打泥砖。打好的泥砖又大又重，我虽然能挑起百斤，一次也只能挑两块。那天不知为什么竟拉肚子，短短时间连续上了几次厕所，脚步逐渐轻飘飘的，实在挑不动了，只好请假回家躺着。中午收工的时候，许多嫂嫂和女孩子到我床边看望，七嘴八舌地教我许多治肚泻的办法，热闹中一位嫂嫂捧来一碗热腾腾的汤水，说是用草药和鸭蛋煎煮的、治肚泻的，要我趁热喝下，把鸭蛋吃掉。她们还安慰我说，现在是出产黄瓜的时候，“有钱难买黄瓜泻”，不用怕的。

这里番薯芋头半年粮，平时三餐吃粥或者麦羮(玉米糊)，墟日晚才能吃上一顿干饭，过节和特别日子才有肉吃。这里每个月都有一个“节日”，除了春节、中秋这些我们熟知的外，还有三月三、四月八、五月五等等，好像专为解馋找借口似的。每逢过时节，我们会收到各家各户送的美食，有时多得一天也吃不完。

生产队开队委会商量重要事项时，总邀请我和老皮出席。生产队按劳动工分分配实物时，总叫老皮监督斤两。生产队还让我们给社员读报、讲时事。

社员们关心、信任我们事情说也说不完。只是直到今天，我还想不明白，拉肚子不是好事啊，为什么“有钱难买黄瓜泻”呢？

 

科学，谈何容易    陈 挺

生产队里家家都养一条猪，一般养10个月左右就能出栏。社员们说养猪又要粮食又要柴火煮猪潲，不赚钱的，只像把钱一点点地存到猪的身上，出栏了把猪卖了，才把钱一下子全部收回来。我和老皮就向社员们推荐发酵饲料养猪的方法，报上、书上说可以大大地降低养猪成本，可是没人相信，我们决心亲手试试。

我们请生产队最懂营生的人帮忙挑了一只小猪，29斤。这是一条人见人夸的好猪苗，身材匀称，健康精灵，看着它我就觉得成功了一半。我们按照书上说的，把米糠撒在剁碎的番薯苗里，压实了让它发酵。当发酵番薯苗发出了恰如书上说的阵阵清香时，我们不加热不加料地直接喂给小猪吃，我暗自想，不用粮食不用柴火的科学养猪法成功指日可待啦。可惜，事与愿违，小猪不肯长大，变成“石头猪”。看着另一家同时间买的同样大小的猪苗已经长了一倍，估计有50多斤重了，我们只好承认失败，请人帮我们把这条小猪卖掉。

这里信守女人不能烧石灰，否则就会烧生，烧不成石灰。我和老皮偏不信这邪，不是“男女都一样吗”？经过强烈要求，我们都去烧石灰。不巧，那窑石灰竟然真的烧生了，尽管有许多石头化成了里里外外都白白的石灰，却有部分石头仅仅涂上了一层薄薄的“白膜”，白膜裹着的是青黑色的没有烧熟的石头。在这里，石灰既用来盖房子、农田杀虫灭害，也用来煮麦羮，是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烧生了石灰，给生产队造成了损失，尽管干部群众都没有责怪我们，我心里仍然很难过。更难过的是，我们没能打破女人不能烧石灰的谬论。

落户生产队的时间很短，我们满腔移风易俗、科学种田、建设新农村的抱负没有足够的时间实践。落户的最大收获是对农村有了感性认识，和雷屋结下了不解之缘。

未完 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4-4-13 18:22:58编辑过]

龙行天下

每人都有新角度，

凑集百科成全书，

知青经历面面观，

生动画面正展出。

王英

广雅知青之间  陈 挺             

 

28个广雅知青中，多是学校的班干部、少先队干部、团干部、学生会干部，还有我很崇拜和佩服的品学兼优的师兄师姐。广雅教育的自律、自强、互相关心、团结友爱等优良品质在知青中保持发扬。

1969年参加县四级干部会议时，县宣传部报道组的赵振泉记者专门为广雅知青拍了一辑照片，不知是谁提议为照片题诗，一组小诗就在吴幼坚、罗伟平为首的集体智慧中诞生了。诗中虽然不乏“携手并肩夸壮志，展望全球红旗飘”的时代印记，却真实地表达了广雅知青“立下愚公志，誓改穷和白”的胸襟情怀。

钟如芸、余颖华下的四队(梁屋)和卢学光、古汉光下的五队(莫屋)与六队(雷屋)同在一个大自然村里，我们常常互相串门、互通信息、互相帮助。钟如芸的三同户有人在县水利局当司机，是富裕之家，有全大队第一台衣车。钟如芸带我去借用衣车，和我一起坐水利局的顺风车去广州、返阳山。我们议论自己生产队里的情况，探讨各队、各户的贫富原因。

翟广和何莲彬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建立了颇佳的口碑。她们也照看我们的小病小痛，还热心地帮助我们增长医学知识。何莲彬教我们针灸扎针，她不仅在自己的身上示范，还借出银针，教我们在自己身上练习取穴扎针。翟广教我们按压人体穴位，她教的穴位口诀“颜面合谷收”、“肚腹三里流”， 又实用又易记，我至今不忘。

新圩大队的罗伟平、许光远组成一户，他们心胸最宽广，特别是当过学校团委委员的罗伟平，对于知青之间因为性格使然的龃龉，他总是用“各种性格互补，对工作更有好处”的观点居中斡旋化解。许光远是我的手风琴启蒙老师，是公认的好心人。所以，不仅同大队的知青爱去他们那里聊天聚会，我和老皮等连陂知青也爱到他们那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寻求友谊，饿了就不客气地在他们家煮食，餐桌上常有猪肉或者鸡肉。煮饭的大米、菜碟里的青菜肯定“共”了他们的“产”，但猪肉或鸡肉是怎么来的？谁买的还是谁养的？当时可能询问过，但现在想不起来了，哈哈。

1971年1月，广雅知青的大队人马要迁到比新圩困难、艰苦的江英公社，我和翟广、徐婉玲、卢学光、沈苏民却被挽留在新圩。送别那天，虽然照相机留下了我们笑着在汽车下和他们握别的画面，但是，当汽车一溜烟地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我和翟广、徐婉玲坐在公路边掉眼泪。我们实在舍不得这个集体分开，心里好生难过。春节的时候，我和翟广、徐婉玲去江英探望他们，几乎走遍所有集体户。

 

一线连万家   陈 挺

 

1970年，我们在公社的号召下，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年初三上水晶背(水浸背)水库工地安营扎寨，为建设水库大坝会战了10多天。下山不久，我就被抽调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

公社广播站通过四通八达的广播线，连接千家万户的小喇叭。在没有电视，收音机极少的农村，广播是社员们取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我们广播从报纸、杂志里选出来的文章，广播自己写的稿件。 

当地人邱水发是广播站的元老，他教我使用需要预热的体积庞大的电子管扩音机，教我用电焊锡修理社员送来的坏喇叭，带我下乡拉、换广播线。

选我当播音员的是公社书记许兴民，但他很快就调回家乡连县工作，吴和蒙接替了他的职务。吴书记是潮汕人，1950年代支援山区，来阳山当干部。他在领导农业生产方面很有成绩，被誉为“禾仔书记”。吴书记特别抓紧水稻生长的各个关键环节，从谷种催芽开始，播种、插秧、除虫、灭病、耘田、收割……都召开生产会议，我和水发都要参加。有时开田头会议，我们跟着他和一群大队干部下乡巡田。我把会议内容、书记指示、农作物生长情况、农田要采取的措施等等写成广播稿，交公社办公室梁佩悦主任修改后播出。

没有会议的时候，我会到新圩大队的生产队走走，到山区的梯田走走，下大队部和大队干部们交谈交谈，然后将所见所闻配合公社的精神写成广播稿。据说全县只有新圩广播站经常有自己采写的广播稿，因而在1971年底，县广播站的负责人带着我到南雄县城，出席韶关地区农村广播工作会议。

王英

从业余到全职    陈 挺       

 

连陂大队让我们成立了大队文艺宣传队，队员有广雅知青也有当地青年，主要在晚上排练、活动。我们编排了一个快板剧，说的是农村一家四口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走社会主义道路。黄启枝、李穗立分饰剧中的妈妈和儿子，两位当地青年分饰剧中的爸爸和女儿。虽然快板剧的台词脱不掉套话、标语口号，但在启枝、穗立的带动下，当地两位演员逐渐抛开了拘谨，整台戏演得活泼生色，无论在大队还是在公社演出都得到了好评，大队干部们很高兴。估计因为这事，我被大队评为1969年度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县里的学毛着积极分子大会。

广雅知青还排练了京剧《红灯记》中的折子戏“痛说革命家史”，先后参加了公社演出和县文艺汇演。我和吴幼坚是扮演李奶奶的A、B角，余颖华和李明是扮演李铁梅的A、B角，罗伟平扮演李玉和。其实大家一致认同，唱京剧最有京味的是李明和徐声煜。可惜徐声煜长得不够高、不够壮，按所谓“三突出”的标准不适合扮演英雄李玉和。前往县里演出的时候，大家力推比较有舞台经验的余颖华和我出场。但是我嗓音不行，高音上不去，没信心能演好，吴幼坚就给我打气，为我配音。演出时，我一到高音之处，吴幼坚就在幕后放声助唱。大家同心协力，演出了公认的高水平节目。

1972年3月，余颖华、吴幼坚和我调到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正名为县文工团），我担任了导演组组长。当广东省举办文革以来第一次全省文艺汇演时，县里派文化局邓局长和我两人出席。汇演历时一个月，全体与会人员集中住在佛山市委党校，演出的有省、地、市、县各级文艺团体。虽然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艺领域仍被“极左思潮”箍罩，但科班出身就是比业余强，他们编导的节目艺术水平高，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真是大开眼界、机会难逢啊！那时没有照相机，没有录音机，更没有录像机，我凭着记笔记、勤练习、登门求教、不怯上问也不耻下问，既提高了自己，也带回了一台汇演的优秀节目，有男女声表演唱、采茶戏、舞蹈、小话剧。演出时，每个节目都得到满堂掌声，观众反应前所未有的热烈。

打倒“四人帮”后，我先后导演了清官判案的粤剧《十五贯》、讽刺“四人帮”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每次排演前团里安排我和主要演员到广州观摩，再发挥集体智慧进行排练。那时最困难的是没有合适的演出服装，阳城镇服装社没有好裁缝，到大城市订做来不及，只好自力更生。我动手裁剪、缝制了粤剧的官袍和便服、话剧的西服套装；文化局盛局长借出了压在箱底多年的高跟鞋给剧中的“江青”。在八个“样版戏”独踞全国戏剧舞台10年之后，这两个长剧的演出迎合了时势，满足了观众渴求，天时地利人和，大受欢迎。

我们除了在县城演出，还下乡演出。每次下乡，我们以公社为大本营，先在公社礼堂演出，再背着简易的道具服装，送戏到边远大队。有的大队(像秤架公社的太平洞)离公社有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演出后我们就在农民家里过夜。我走遍了阳山所有的公社、边远大队。大约在1978年初，文化局任命我为文工团副团长。

从业余转为全职(不敢称为“专业”)之后，我在阳山度过了6年多全职文艺工作者生涯。

 

我要读书    陈 挺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的学业，重拾课本、读书深造是我的心愿。

1970年，大学复课了，由各地选送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知青中先后有古汉岗、徐婉玲、卢学光、许光远、何莲彬到广州上大学，有翟广、胡珊妮到韶关念中专。但是，我已经当广播员，完全没有了被选送读书的机会。

1973年有新政策，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选拔考试，再由单位选送，我和未离开阳山的知青大都参加了考试。据说，我们广雅知青都考得很好，但是名额有限，那年上大学的只有杨小杨、黄小励、饶建生、钟如芸，章淑平、李志远、李穗立、陈子元、叶凤妹上了中专。

那年没能上学，我心里很坦然，谁叫你这么早离开了农村呢？但是，过了不久，“白卷英雄张铁生”应运而生，指鹿为马之风甚嚣尘上，我备感失落、失望。好吧，既然国家不量才招人用人，已经老大不小，该考虑成家之事了。

1977年，当我作为县委书记邓华轩亲自带领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运动”重点工作队队员，在新圩大队工作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全国就要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大学招生，在年底举行。我又动了考大学的念头。运动一结束，我就边工作边复习、补习，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了个全县第二名，比第一名仅差0.5分。在韶关师专教书的许光远说，整个韶关地区考取像我这样高分的只有20多人。我参加了体检，又被省招生办的人约谈，满以为胜券在握。正当我坐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经有许多考生被录取了。这时，阳山中学的杜世苓老师和何锦梅老师来到我家，很婉转地告诉我：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可能你年纪比较大，又有孩子，没有你的录取通知书……非常感谢有这么好的老师关心，安身立命吧！

就在我再次收拾心情别无他想的时候，又有了一线希望：在邓小平主政下，大学将以招收走读生的办法再录取一些落榜考生。在家里人的奔走下，我在1978年5月走进了华南师范学院，成为数学系的走读生，而所有住读生已经在3月份入学上课了。

上学不久，在学校附近遇见了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曾在阳山收音机维修站的黄志华，又意外又高兴，原来她已经调到广州邮电学院当老师了。当知道我几经曲折、正在走读的事情后，她感慨地说：“就应该把读书的权利还给读书人！”我听罢热泪盈眶，一个劲地点头。

在爸爸、妈妈、弟弟们的帮助和照顾下，儿子在广州上托儿所、幼儿园，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专心致志读书。

这届大学生年龄参差，最大和最小的相差10年多，我们“高中老三届”是年龄最大的一群。但是，广雅多年的教育、培养，使我不落后于年轻同学。升大二时，系里将七个班重新组合成两个(大专)师资班、五个(普通)师范班，我被选进了师资班，转为住读生。我被选为班里的文娱委员，还和年轻同学一起排练舞蹈，代表数学系参加学校汇演；在体育课上，我被老师点名为同学们示范跨栏和倒立；我还代表所在班参加学校的四百米接力比赛。毕业时，我以优异成绩留校当助教

王英

细水长流的友情   陈 挺       

 

1975年底，我在阳山医院分娩，儿子中午出生，在县城工作的吴幼坚、余颖华、胡珊妮、徐婉玲下午就到医院探望。她们问，你儿子生下来有多重？我遗憾地说，产房的磅坏了，不知道有多重呢。哪知道，胡珊妮出去一会儿，拿着一把称米、称菜的大秤回来了，秤杆有一米多长。大家轻手轻脚地把襁褓里的婴儿放到秤盘里，小心翼翼地拨动铁秤铊，“七斤半！”大家都乐了。真开心！这是人生不可忽略的重要数据啊，多亏珊妮想出这个好主意！

1988年底，我回到出生地香港定居，怎样找工作？能站稳脚跟吗？真是彷徨迷茫。这时候，比我更早到香港的罗伟平、黄启枝、何国新都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罗伟平邀请我到他公司的写字楼小坐，离开的时候，他快步走在前面为我开门，绅士风度翩翩，最早让我体验到香港公司的氛围和规矩。何国新给我讲自己谋职、打工的故事，总结说：“在香港，一开始是你搵钱，以后就钱搵你。”这番话让我顿时安乐了许多。启枝帮助我熟悉香港生活，无论衣食住行。我第一次吃麦当劳是她请的，第一次喝益力多也是她请的。启枝已经有大陆的财会文凭，仍上夜校考取英国标准的会计证书，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激励。我也报读夜校，先后读了英文、初级会计、中级会计和计算机编程等课程。我的经历完全验证了何国新的精辟之语。

28个阳山知青中，有7个移居香港，除了谭树荣联络不上，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启枝和罗伟平常常担当了聚会的发起人和联络人。

阳山像广雅知青的第二故乡，回城以后，大家以各种理由回去过无数次。

每次回到雷屋，和嫂嫂们手拉着手，用阳山话拉着家常，说着人事景物的变迁，总感受到一家人般的亲切。

杨小杨、余颖华、罗伟平身体力行、热心组织，发起了捐助江英贫困学生读书、捐赠读书机给江英边远小学的行动，无论有没有落户过江英的知青都义无反顾地响应。我们到使用读书机的小学观课，到余颖华支教的学校参观并捐赠学习用品，我们听关工委主任讲阳山下一代的教育情况，听县领导讲阳山的建设发展……

时间流逝，环境变迁，际遇各异，都不能削弱广雅知青之间的珍贵友情，不能削减我们和阳山的深厚感情。

今年是我们下乡45周年，杨小杨、翟广发起阳山行。6月22日下午，胡珊妮、何莲彬、余颖华、李志远、卢学光和我分乘他们开的两辆私家车出发，重游故地、探望当年的新圩、江英领导。这是又一次愉快的回游。我又回到雷屋，探望了雷伙，探望了老皮的三同户雷佛森和军?，还巧遇了当年生产队巾帼能手彩婶和恒嫂。去途中，我们先到清远探望已退休的吴和蒙老书记，当我们请他一起回阳山时，他说，这次不去了，等你们下乡50周年的时候，我再和你们一起去吧。哗！下乡50周年的时候，我们差不多都“古来稀”啦。然而，明年就八旬的老书记敢这么计划，我们能不应他的五年之约吗？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应着：“好！好！”

                              (2013年11月定稿于香港)

 

作者简介：陈挺，1966年广雅中学新四丁班学生。1968年落户阳山新圩公社连陂大队。当过新圩公社广播站广播员，阳山县文工团团员、副团长。在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之后自愿回广雅中学教书，一级教师职称。1988年底回香港定居，先后在大公报、经导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济导报社)工作。

千帆过

   阳山知青的山书很吸引人，书中的故事可谓篇篇精彩，谢谢王英的推荐，让我们知道阳山的知青曾经的经历。

龙行天下

老知青们志气大，

严格要求贡献佳，

战友处处相互助，

乡亲感情也牵挂。

王小英

 

 1968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有二十八位知青来到了粤北阳山插队落户，他们来自广东广雅中学，在所谓”天下之穷，莫过于阳山”的穷乡僻壤历练了艰苦，奉献了青春。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他们都年过花甲，为自己为后人为历史，他们用一年的时间，自费出版了记叙自己人生的文集《广雅知青阳山情》。这本书，是广东第一本由插队知青群体撰写的回忆录。书中记录的故事不虚构不掺假全是真人真事，夹叙夹议所抒发的感想不虚伪不造作全都发自内心。此书还有一个特点，作者都使用实名并且附有个人简介，这种襟怀坦白的展示方式，是知青纪实作品中少见的。 
阳山知青的故事，客观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某个侧面。读者可以从中了解知青一些典型的思想和表现，对研究上山下乡历史的学者而言，这也是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建议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