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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时的读书经历
文革开始，我16岁，读初一。到1966年大考前夕，上面宣布“革命啦”，不用大考啦，我们欣喜若狂。哪知这一“欣喜”，耽误了我们一生！
1969年3月 我们68届初中“未毕业生”，和全国6届1600万初高中生，被时代的大浪席卷，以“知识青年”的身份，被下乡！！因为喜欢鲁迅，下乡时仅带了一本他老人家的“杂文集”。艰苦的劳动之余，在晚上闲聊得够了的时候，就着煤油灯懵懂地体会鲁迅杂文的犀利，睡梦中梦见自己在“痛打落水狗”，笑醒了。
在那除了“四卷”雄文和八个样板戏之外的其他书籍都被禁读的年代，读到一本好书，犹如久旱遇甘霖，沁人心肺！不知在哪儿弄到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半懂不懂地看下去，原来是革命加“三角恋”。还有一些激励人生的话，倒似阳光射进心田。“没有了，斯契潘！”这句话，是苏联作家绥拉菲靡维奇《铁流》中的一句话，一直萦绕我几十年，可能是战争的场面太残酷留下的烙印。
有一天，老军工排长黄成龙到我们知青宿舍里，看到高中生夏伯言床头放着的法文原版马克思、恩格斯的硬封面书，拿起来就说“这个大胡子外国老头的书，封资修，抹收！”，夏兄连忙拦住说：“你是共产党员吧，这是你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你别胡闹！”，大概黄排长听说过这个姓马的人的名字，就一脸歉意地终止了他的“革命行动”。
在毫无希望的年代，我们宿舍几个初中生受到高中生夏兄的影响，凭兴趣自学起来。我因为体弱多病，自学中医、针灸，背“汤头歌诀”，什么“大青龙汤、小青龙汤”还有西医里的“高分子、低分子”把他们自学数理化的同宿舍知青笑死了。我也从精通历史的夏兄那里听说了什么“赫连勃勃、姚弋仲等晋代人的名字”。我学医的，首先在1974年当上了连队卫生员，脱离了大田劳动。恢复高考以后，我们一宿舍7个知青，6个人考上了大学。
“有追求，就会有希望，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现在常对我儿子说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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