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逗你玩 于 2014-9-15 09:17 编辑
这是2001年在华夏知青论坛关于文革的几贴讨论文章: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与老地、海宽等讨论 宇鹏
延安老插贴出1966.8.18历史上的大事记和老地的一篇串联等文章,又勾起过来人的种种议论与回忆。这是因为"文革"对于我们来说有太多值得回忆的内容与思考。
海宽转贴的王友琴网上揭露"文革"中红卫兵的"打、砸、抄"的罪行以及遇罗克(?)揭露的大兴血案等,都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但他们已经努力在做。林子、老例用文学形式通过对具体人物、事件的描写,揭露"文革"中广西一个小县城两派的血腥大屠杀。虫二的"我的妈妈"、"X大姨"以及呼伦河的"风雨中窗口的那盏灯光"等都从不同角度涉及文革中发生的事与情感。
岳建一、刘双也力图让"丑陋的老三届"通过自己的忏悔来达到揭露"文革"的目的或什么。可这些见于网上或报刊、书籍的文章少得可怜,或到了不能再可怜的地步。巴金曾大声疾呼建一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来警示后人,但响应的太少。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不响应吗?或是他们真的有"劣根性"决定了他们有意来遮挡自己的"丑陋"吗?我的回答:不是!是这个制度或执政的权力不允许人们去响应、去揭露自己。
邓的纠正"文革"错误,或否定"文化大革命",无论从理论、思想、组织、形式上都是一种适可而止的手段。"四人帮"罪有应得,不过也是发起这场运动的这个制度的牺牲品,用象棋术语说,是"丢车保帅"。清查三种人也有草草了事之嫌。就连落实57反右的政策都不彻底。如果"右派"都彻底摘帽了,说明他也错了,说明发起这个运动的人们是彻底错误的,所以需要留下一点手脚。就是这样,还都引来一股一股阻挡不住的思潮,最终不得不动用士兵、坦克去占领天 安 门广场!"6。4"的不争论,其用心也在于维护这个专政的继续。南方周末8月16日刊登的"苏共亡党十年祭"文章,虽然有点遮遮掩掩,后面部分又很牵强附会,但还是值得一看的。能刊登出这样的文章已经不是一件易事了。
其实对于"文革"的回忆我也有些东西要写的。不过时间久远,一些具体人的联系和当时事件的具体细节都记不那么准确了。遇罗锦(?)文章提到崇文门李文波的事件,我当时正在那一带"活动",在公共汽车上看到花市街上人群激愤,嚷嚷资本家动刀报复等等。事后也没细问个究竟。但我接触的是另外被抄家的李家,地点在前门打磨厂与花市(地点记不清,也可能是揽柑市)的李家两兄弟。
打磨厂的李家过去是靠古董发家的。文革前他的女儿、女婿在香港。他的小儿子与我同班同学,学习很好,积极要求入团,我是他的入团介绍人。因为我是班支部书记、校总支组织委员,文革前力排众议就发展他入了团。"文革"运动中,同学们倒没有对他如何,悲哀的是他的家庭在"文革"中毁灭了。"破四旧"时我的同学也回家"勒令"家人要破"四旧",当第二天(或第三天)早上他从家里急忙回到学校,脸色苍白的对我说:我妈妈被附近的红卫兵打死了!他要求我带几个红卫兵去看看。当我们几个赶到他家时,一进门口看到的是他妈妈的尸体放在一张凉席上,身上盖着单子。他的家里乱七八糟,其父亲、哥哥、嫂子在90度弯腰接受附近初中的红卫兵训斥。
这一切,我无能为力去为同学的他做点什么。他说他的大爷也是资本家,在花市附近住,家里藏有金条。他领着我们到他的大爷家时,家里也同样被抄袭一遍。他家的照相机被一个小红卫兵背着,在街上耀武扬威。因为有线索,他大爷家藏在蜂窝炉底下炉灰掩埋用手巾包着的七根金条被我们翻出来了。我当时的重点是他大爷与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姓李,住大乘巷,后来家被内部人抄了)和马连良的书信往来。其中有他在香港丢失护照,与台湾一个什么人见面的书信内容。金条如数的交给附近派出所了,这些信件警察不要,我拿回学校扔到一个不用的厕所里啦。
这其间我返回一次同学家中。同学的爸爸、哥嫂又遭到一帮附近的红卫兵毒打。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说他爸爸向红卫兵反扑,哥嫂在场也没制止。我问过他爸爸为什么这样?他爸爸说:我没有报复,他们不让我睡觉,我想触电门死,我拿的是水果刀(没开刃很钝的洋玩意)。我嘱咐留在他家里的一个我校红卫兵,不要打人,就离开了。返回学校后听说,他爸爸被公安局逮捕判刑了,他哥哥也被红卫兵打死了。
以后,我没再问过我这个同学家里的详细情况,有些当时的事他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太乱,有当地派出所的人背后插手支持这些红卫兵,好几拨)。我插队几次回来都想到工厂看看我这个同学,知道他还好,我打消了见他的念头。前年校庆时知道了他家的电话,我与他通了电话,他与一个中学老师结婚,生活很好,自己不在工厂干了,干了个体(技术型)。我没有提当年他家里的事。这种悲哀到底给他心里留下多大的伤疤,我不知道。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再提起旧事,对他个人来说起码是残酷的。正象"文革"中女儿与父亲划清界限,离家插队,父亲死了,她到如今还在内疚。"悔恨"伴随了她多半辈子(其实父亲的自杀死与女儿无关)。
这些亲临、目睹、耳闻的事情不少,一件件的回忆写出来不太容易。特别是一些细节,当时的人现在都分散在各个角落(有的已经下岗)。我还有一个同学的妈妈因为是"地主婆"被家住附近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另一个女同学因家庭出身被遣返外地,至今没有音讯。其他年级和其他班上的同学里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包括教师里的事。虽然已经过去34、5年了,一些细节记不清了,但发生这些"史无前例"事件的由来与实质,我是终身难忘的。
昨天在聊天室里由于问我:做为清华、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是不是感到光荣。我说:我没有那个"光荣"的条件与资格。那些有"光荣"历史的学校,都是高级"革干"、"革军"子弟云集的学校。值得庆幸的我是"贫下中农"子弟,上了一所普通的中专学校。幸好学校里没有多少干部子弟闹腾,要不我们真成了历史和人民的罪人啦。
对于"文革"反思也好,忏悔也好,很有必要。如果能把它写进教科书里也是子孙后代的大幸。如果是这样我愿意去回忆,去忏悔,因为我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从历史角度,我有时候也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的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没有头绪,也没有答案。
我想:如果没有"文革"发生,朝鲜父子党的今天可能还是我们的今天。象朝鲜老百姓似的过着有计划的粮食、肉类供应与天天颂经似的生活。
没有"文革"、"上山下乡"、"6。4",我可能还是个自觉戴着思想、组织上枷锁的木偶,起码现在我是个用自己脑袋考虑问题的"自由人"啦!
(有些话这里也不宜展开讨论。俺本不想说这方面的事,都是老延、老地勾引俺的,下面的话俺不敢说。不过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我担心真有一天人讲话了,天真的会塌下来。)
2001年8月23日发表于华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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