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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东方红’的歌声，我渐渐长大，开始上学读书。一九五六年由老家转入天津苏州道小学，不久，便加入了少先队，六年的学习生活转瞬即逝。小学毕业后，正赶上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原苏联趁火打劫逼债，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叫嚣要“反攻大陆”，西方世界掀起一股“反华大合唱”。一场节粮度荒给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涂抹了一层悲壮的色彩，留下终生难忘的感慨与回忆。
“民以食为天”一个“吃”字难住了千家万户。当时每人每月均不到30斤粮食。蔬菜副食也定量供应。黑市上一个南瓜10多元，一个鸡蛋也在1元以上，商店里“高价点心高价糖”，每斤糕点均在30元以上。当时父亲的月工资仅有90多元，全家共九口人。为了填饱肚子，我和弟弟和院里的玩伴儿经常去海河边的田庄码头（当时是蔬菜批发码头）捡一些卸船时掉到河中的黄瓜、西红柿、茄子之类的拿回家洗净，除去上边的汽油味后，就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美味佳肴’。有时，我们还远足去柳林、南马集去挖些野菜，摘上一些鲜嫩的榆钱、榆叶、洋槐花掺上棒子面、麸子烙饼吃，吃起来感觉比什么都香。
那时每当母亲做饭时，岂止是“斤斤计较”而是要每餐一两一两地称。全家每月的粮食定量总数除以30天，每天吃多少都要精打细算，还要适当留些机动以备急需。每天早、中、晚三顿各吃多少，分配妥当后，再分餐做饭，否则，就要面临“断顿儿”的危险。以后又流行一段“增粮法”，一斤米可以蒸出好几斤饭来。这种方法主要是体积大也显得多吃完却不解饱，只能“瓜菜代”。吃饭时，紧张而又热闹，一双手饥饿的眼睛盯着热腾腾的饭菜，等待着“一家之主”的“按量分配”，以保持餐桌上的平静。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义。
尽管肚子里唱着“空城计”，尽管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尽管成千上万的市民因饥饿患上了浮肿，为了顾全国家利益，多少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多少城镇居民一夜之间下放农村，多少厂矿企业、文化团体和院校关停并转，下马解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无私无畏、无怨无悔、无坚不摧，积极主动地为国分忧，自觉自愿地节衣缩食，任劳任怨地干好本职工作，终于还清了苏联强加的所谓“债务”，击退了国际上掀起的反华逆流，战胜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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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 11: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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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8 20:35:49
发表于 2014-11-9 07: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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