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武当剑 于 2014-12-12 18:02 编辑
《我的知青生活》 欣闻镇江知青研究会出版了《我们的知青生活》一书,由于腿伤受困于家中,也无法一览其中的精粹,甚感无奈。无奈归无奈,困于家中倒是有空闭门回想,也来回忆一番我的知青生活。 首先说明一九六九年的我,没有那种贴近潮流的觉悟,也没有热血沸腾的冲动,心里知道“上山下乡”是文革动荡造成的无奈后果,几千万失学又失业的年轻人无法安置,“上山下乡”也就“很有必要”了。由于担心居委会上门“刮台风”惊吓了我的父母,只好万般无奈地“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和同学一起去了新曹农场。顺便说一下:在“申请”去农场以前还去溧阳县几个公社实地探访了一番,希望在离家稍近的农村插队的,结果未成功。 六九年三月七号出发那天,我母亲伤心得发了高烧卧床不起,父亲老泪纵横把我送到门口(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看见父亲哭泣)。然后我去约同学杨某某,她的母亲也是一面饮泣一面叮嘱我们在外面好好的互相照顾。 到了农场立刻给家里写信,告诉父母“这儿很好,房东天天煮大米饭烧肉给我们吃”。父母回信将信将疑地说:“你们不要报喜不报忧啊,真是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希望你们好好劳动,不要受坏人鼓动往家跑,要和房东搞好关系…” 一开始在农场其实并不觉得劳动艰苦,由于同学都在一起,感觉上还和在学校期间参加支农劳动差不多。苦活累活都是农工干得多,知青都是比较轻松的。后来集中到知青连、知青排,干活才相对辛苦一些。 到农场后我一直干连队文书,没事时参加劳动,有事时坐在连队指导员自行车后座上随他一起去参加连、营、团部的会议和“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还被团部的老干部杨胜带到二营十一连一起蹲点,七一年夏天参加过团部到泰州招新知青等。 在农场的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而难忘的回忆。说美好不是因为当时的生活很美好,而是因为当时我们正处在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们知青一起劳动,一起交流,一起讨论当时的时事和政局,互相倾诉对未来的担忧和迷惘。女生们在一起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但男生们在一起有时会开些有趣的玩笑,评论女生的长相和打扮。我们连不少女知青都很漂亮,自己的心中也对其中的一、两个特别在意,但是怕影响回城的机会,总是把心中的感情包裹得严严实实,不露一点痕迹。尽管在压抑内心的感情,但这种朦胧的感情并不因压抑而痛苦,依然是美丽和激动人心的。在我离开农场以后不久,存在于年轻人心中的这种纯洁和美好的感情终于在农场普遍爆发了,许多同学开始恋爱,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的许多同学夫妇俩都是一起下放到农场的。 我父亲于一九七零年三月干部下放到句容县,父亲下放后我就开始酝酿从苏北农场迁回苏南插队了。打了几次报告,团部军务股研究了几次,最终还是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批准了我的报告,我离开呆了两年八个月的农场来到句容县行香公社插队。 我转到句容农村插队以后我父亲又被调到县卫生局去了,最后又调回了市里。 在农村不比农场,生产队评工分完全看你有多大力气、会干多少农活。我干什么都和男劳力一样,他们挑多重我就挑多重,推独轮车也一样。年终生产队给我评的是男劳力最高分值——每天10分工。卖力劳动留下的结果是我落下了腰肌劳损,发作时连烧饭都困难,只能倚着墙壁慢慢坐到灶煻后面,饭烧好后在灶煻边打个滚出来。直到现在我的腰肌劳损每年都要发作一、两次,疼得直不起腰来。 农村那时也在学习小靳庄,批判邓小平。大队和生产队经常叫我帮他们抄批判邓小平的专栏,还要以诗的形式来写。记忆最深的是有个农民写的批判诗:“邓小平是个大坏蛋,工资拿了几百块,一顿要吃几个菜,不把他打倒我伲心里不痛快!”至今也弄不明白一个农民怎么知道邓小平工资是多少、每顿饭吃几个菜。要是一个月拿几百块、一顿饭吃几个菜就得被打倒,今天我们都得被打倒了。 在生产队劳动实在太苦,关键是苦得要死还挣不到钱,每个工年终结算只有两、三毛钱,天天出勤一年下来也没有一百元,扣掉口粮和柴草,基本没什么剩余了。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父亲的老同事把我介绍到句容县油米厂做临时工,在大米车间推小车,三班轮换,每个班八小时要推四百多包稻,每天工资一元钱。我干得很卖力,每月除了休息一、两天以外我从不缺勤,一个月下来可以有二十七八元工资了。每月拿到工资除了留下生活费,其余的我都给了我母亲,我觉得我长到二十四、五岁终于可以孝敬孝敬我的父母了。机米车间里灰尘很大,每次下班鼻孔里都是黑的,吐痰也是黑的。有一天我姐姐从外地来句容,到车间里来看我,看完后我姐姐流着泪对我说:“…弟弟你这活不能再干了,干不了几年准得尘肺病…还是回去种田吧…” 我心里一酸,但还是笑着安慰我姐姐说:“我可不想离开,我还指望好好工作,哪天有机会把我转成油米厂正式工呢。” 油米厂当时也轰轰烈烈地搞批林批孔运动,不久又让我帮厂里抄大批判专栏,整栏整栏的让我一个人抄写,我也很乐意,这样我可以少下车间干苦活了。后来又指定我参加厂里的大批判中心小组,是唯一的一个参加中心小组的临时工。这样我几乎成了厂里专业为他们抄大字报的人了,抄之前还得给他们审稿,把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地方改一改。 在句容油米厂干了一年半,忽然碰上清理农村劳动力,厂里不得已辞退了我,临走前一些干部职工还恋恋不舍地请我吃了顿饭为我送行。 一九七四年底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劳动。令人感到希望的是终于有了一些零星招工回城的消息,这也成了我继续呆在生产队劳动的动力。在那些日子里又碰到对我很好的上海和南京插队女知青,心里很明白但仍然不敢露声色,再说在农场时那些漂亮的女生我都不敢要,现在眼看有回城的希望了,更加不敢被感情拖累,“扎根”是知青内心最大的恐惧。 一九七七年四月八号,在下放农村八年零一个月零一天之后,我被招工离开农村回到城里进了一所高等院校当工人。八年的锻炼使我们具有了不怕苦不怕累、珍惜当前且不奢望明天的务实态度,而且几乎练就了“山崩于前不失声、海啸于后不失色”的性格。 从刚进学院的工人到科员,然后到一九八六年夏天,老处长有一天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你这个年轻人,既有思想,工作也干得不错,怎么不知道政治进步啊?” 我朝他笑笑,不置可否。 我祖父解放前在盐城开厂又在农村买田,尽管抗战时期出钱出粮资助过新四军,解放后还是划了个工商业兼地主。这帽子压了我家几十年。文革中我没资格当红卫兵,只好当个逍遥派,红卫兵是乘专列去北京接受老人家检阅,我们是爬火车去北京串联。我这个中学时期连共青团都入不了的人,现在老处长要我入党了。 老处长让我给他写份入党报告,我写了,然后就入了。然后我被提为科长了,然后又被评了先进工作者了。科长一干就干了近十年,然后院党委书记有一天对我说:“由于文凭有欠缺,我不能给你评高职,就在行政上解决你的问题吧。”然后就提我当处长了。 二零零九年我退休了,退休前学校想让我去张家港校区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我婉言拒绝了。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每个时段干每个时段的事。该学习的时候我们努力了,没上大学是国家不给我们机会;该插队的时候我们插队了,身不由己但也吃苦耐劳了;该工作的时候我们工作了,兢兢业业从不推诿偷懒;现在该休息的时候我要休息了,给再多钱我也不干了。 退休后每年去美国看看女儿,顺带游览国外的名胜景点。我两个姐姐的儿子都先后考上清华大学,毕业后都出国了。我女儿本科毕业后去美国深造,现在也在美国工作了。我们这代人未完的大学梦,下一代都替我们完成了。 以上写的就是我这个老知青的生活。
2014年12月12日于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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