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回忆录《五味人生》

天知

《五味人生》（续3）

    鸣 达

七

幸亏在石山搭了一段油田的汽车，我回到青年连时，已是半夜三更。漆黑的夜里，青年点几趟房舍像几个横卧着的巨型怪物，趴在旷野里。万籁无声的大地，死一样的寂静。

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宿舍，一头扎在了囚了我六个春秋的铺位上。这是我经常做恶梦、至今提起都不寒而栗的地方。又是在这个地方，我像僵尸一样足足躺了三天三夜。

这时我所在的青年二连，已是由原来七一届的老知青和后来历届毕业的新青年儿合并而成的青年点儿。一百多人的连队，好似几百人那么混乱。
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学校的青年儿们，拉帮结伙，勾心斗角。白天不愿出工，出工不甘心出力。

晚上偷鸡摸狗的青年儿，活动已不再是村外，而是进入了屯里。老农家家关门闭户，傍黑就把鸡狗锁在了仓房里。即便是这样，青年儿们也没断了餐鸡食狗的好日子。再后来自己的连队也不能幸免，一头头成猪莫名地消失，只丢得猪圈空空，剩下了几个嗷嗷待哺的猪崽。青年干部明知何人所为，也得装聋作哑，自保其身。

许多男青年剃了秃头，引以为荣，自以为霸气。一些女青年打情骂俏，引以为乐，和男人睡到了一起。

    这会儿的老农带青干部，已不再是建点之初时，有那么一点创业精神，有着一把干劲儿的时候了。不知是他们的能力控制不了青年点愈加复杂的局面，还是他们已经看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末路，没有了管理的热情,没有了干下去的信心。
  
这会儿老农干部对知青的管理工作，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了情况敷衍了事，发现问题顺水推舟。特别是随着时间的磨蚀，这类干部也圆滑了头脑，扭曲了心路。对男青年的送礼有了贪念，对女知青的美色产生了兴趣。当时全国范围开展的专项打击老农迫青的运动，足以说明形势的严峻。

那会儿青年点有句俗语叫好人不香，坏人不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双向的混乱和放纵，使青年二连像脱了缰的野马，无时不让人担忧……。
这一年果真出了大事！轰动了东郭苇场，震动了盘锦地区。

              
八

南井子青年营的一个知青，把来探望自己的爸爸送到石山车站后，在返回的途中，误入了我们青年二连的地界。傍晚的冷风，让他索性在宿舍外晾衣绳上，摘下了一件破旧的棉袄被人抓住，挨了一顿胖揍。走了几十里路，又饥、又累、又冷的他，很快瘫倒在地。

青年们越聚越多，任他跪地求饶、百般辩解，都无济于事，反而招来更多人的解闷取乐。几十号人围上来，这个伸腿踢一脚，那个出手打一拳，最后还施加了上杠子、坐飞机等刑罚。

这个青年哀嚎惨叫的声音，响彻苇塘夜空，月亮早已吓得躲在了云后。

他摘的那件破棉袄正是我的，凭我多次说情都没人理睬，老青年陈国英劝阻了三次都被挡了回来。直至后半夜，打人的青年儿们累了、乏了，才算住了手。

第二天清晨，这个青年儿忍着浑身的巨痛，一步步地爬到了屋外。他还以为爬出了地狱之门，可惜被人发现了，又挨了一顿拳脚。

这个青年儿，终于慢慢地、心有不甘地、低下了脑袋。刚上车的爸爸绝想不到，车站和孩子匆匆分手的那一刻，同儿子竟是诀别……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第二天青年二连打死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欢喜岭。

我在欢喜岭村认的一个姐夫，骑车满头大汗地跑到我的宿舍，推门就问我：“明达！打人有你没有？”
  
我坦然告诉他：“没有。”

听了我的话后，姐夫一屁股坐在了门口的箱子上，松了口气，连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完又站起身，让我跟他回家吃鱼酱去，说是昨天打的小鱼儿。

我推脱说不去了。姐夫急了眼：“你姐让你去的！还有不少人打听你呢！”

我推脱不过，只得跟着姐夫去了欢喜岭村。
姐姐听说打人没我，乐得到队里打了两块大豆腐。不会儿功夫姐姐家来了不少妇女，一进院就问：“显福去青年点回来没？”

姐姐乐呵呵地告诉她们：“显福回来啦，也问明白啦，打人的没有明达。”

这些人听说打人没有我，乐得七嘴八舌吵吵起来。这个高兴地说：“太好啦”。那个显摆地抢着话：“我一猜就没有他，哈哈！”还有的人好像刚刚松了一口气地说：“这么多人的人命案子，没摊上，就好、就好。”

我在屋里听着她们的话，浑身涌动着一股股暖流。我从内心感谢她们对自己的关心，也知道其中的缘由......

    去年秋末，我们二连二十几个青年儿在南狼坨修补水渠，炊事员中午送来的饭菜，实在是难以下咽。一桶晋杂五高粱米饭，一桶萝卜条汤。几个青年打了饭之后，尽力吃着、咽着，可是满口的晋杂五壳子，在嘴里打着摽，不往嗓子眼里去。就在这时，有人看见走来了十多个农妇，就喊道：“花姑娘的有！”

旁边的另一个青年哈哈笑得喷了饭，说：“看把你憋的，你稀罕，全给你。”话没说完，青年们笑得前仰后合。

再看那十几个妇女都在四五十岁上下，衣衫褴褛的背着一捆捆豆荄，满头草屑加上粗糙的脸，确实难以使男人有什么兴趣。

不过有一个青年看直了眼，眼睛盯着前面的妇女。

“喂！喂！看啥呢？”另一个青年打趣道：“看好哪个了，老弟给你联系去。”

那个青年回嘴儿道：“我看着吃的啦，傻样儿。”

“豆子！豆子！”有几个青年反应好快，喊起来了。还有腿快的，直奔那些妇女去了。

“这是我们二连的豆子，都给我放下来。”有的青年连话都不说，直接把妇女背上的豆子拽了下来。

我见状非常反感，但拦是拦不住的。这边青年很快点燃了豆荄，烧着、吃着，那边妇女们用手作着揖，哭着、求着......

    我的眼前，浮现出小时候看的电影里，白狗子抢老大娘手里老母鸡时的情形，实在不忍看下去。妇女里有个老太太，好像还在欢喜岭姐姐家见过。

我凑到她身边问：“你们这是打哪来呀？”老太太也认出了我，像见了救星似的，抓住我的手求道：“大兄弟，帮一把吧，你把我那份要回来就行”。

我的心一阵酸楚，问道：“大娘，你还没吃饭吧？”

老太太晃晃头说：“吃啥饭呀，早上就喝了碗粥，到现在连水都没进呢。”

我的心有点冲动，霍地站起身，掏了下衣兜，捋出了二斤七两粮票，一块多的钱票，来到炊事员面前说：“打这些饭给老农吃吧。”

炊事员连看都没看，反正剩了大半桶的饭，挑回去也是费劲儿，给每个妇女打了满满的一碗饭。就为这事，我的名字在欢喜岭传开了。

这会儿青年点出了集体犯的人命的案子，她们自然想到了我，惦记着我。

也不怪欢喜岭人把青年点打死人的事看得那样重，两天后苇场派出所，县公安局，东郭苇场联合调查组都来到了二连。这下青年儿们傻了眼，没了声响......整个青年点的空气凝固啦！

    乳臭未干的青年儿，哪里经过这阵势，所有涉案人员被一个个地调查，大都是抬着头进去，耷拉着脑袋出来。总之，这场人命案，调查取证非常顺利，口供基本一致。

最后查明涉案人员达几十人，其中三十人被处罚，五人被判刑，按照死者二十一岁的年龄，总刑期为二十一年。

龙行天下

天知 发表于 2015-1-31 20:09
《五味人生》（续3）

    鸣 达

连队管理渐混乱，
偷鸡摸狗成自然，
终于闯祸打死人，
调查处分把刑判。

天知

《五味人生》（续4）

    鸣 达

九

    经过这次事件，一些家庭有门子的青年办理了病回城，或者转了点。还有许多青年干脆回沈阳，在家躲起了猫猫，青年二连开始散了架子......
    我更像一叶扁舟，飘荡在茫茫无际的苇塘，没有舵桨，没有目标，没有希望。
    我彻底把自己沉了下来，封闭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断了和任何人的接触。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干活出工，上工最早，收工最晚。我天天用劳动打发难耐的时光，用疲倦消磨失恋的痛苦。挖沟修渠每人十米，我要二十米；收割水稻每人分一亩，我偏要割两亩，当年竟挣得了全连最高工分。秋去冬来又到了年底，死气沉沉的青年点儿没有一点生息。
    一天中午，艳阳高照，微风和煦，这是盘锦冬季里少有的好天气。连队的拉水车从欢喜岭晃晃悠悠地回来了，几只落在水箱上相互追啄的小鸟，叽叽喳喳地传来了知青心中的头号喜讯：招工名额又下来啦！
    水车在连队伙房前还没有停稳，已有二十多人围了上来，青年副连长笑盈盈从车上跳了下来。
    一个梳着短辫的71届大龄女知青第一个迎住了他，急切地问道：“今年几个招工名额？”
    有一个小伙子跑了过来，问：“招工名额都是哪的？”
    副连长只笑不答，指了指手中刚从大队拿回来的文件，意思很明白，文件没传达不能乱说。
    这时指导员从屋里跑了出来，他姓张，大号叫张宝成，是刚从三连调过来的实权派人物，本来就发红的酒糟鼻子，这会儿显得更红。  
    只见他从副连长手里，一把抢过文件，眼神里透着对副连长卖关子的不满，二话没说关上了门，让人感觉到了他身上的霸气。
    从这一刻起，青年点不消停啦。青年儿们像打了鸡血似的骚动起来。虽说招工回城的名额只有几个，对百八十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却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不同角色，不同类型的青年儿，都报着美好的幻想，分别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形式，运作着自己招工的命运。
一连几个晚上，青年点的宿舍灯火通明，每个宿舍里都有嬉笑打闹，唠家常，套近乎的男女青年。一时间，整个青年连分不出哪个是男宿舍，哪个是女宿舍，青年儿们戏称自己，叫“窜笼子”。
    有的女青年直接到男生宿舍抱出来一堆堆的被面和衣裳，然后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也有的男青年跑到女宿舍，主动帮助修筒锹，磨镰刀。
    平时不爱言语的人，这会儿见了面也都相互打着招呼，满脸堆着笑。
    这些都是为搞关系，套近乎，拉选票运作的一个个步骤。
    还有更聪明的男女青年儿走的是上层路线，找领导直弄。
    晚上，连队领导排着号地被找到房山头、草垛后，说啥、干啥，不得而知。
    再看白天，欢喜岭、崾段、老挝的供销社，虽然距青年连队十里有余，且都有青年儿的身影。有买酒的、有买罐头的；还有扯布料，、买衣裳的。这些东西在现在看来不起眼，那个年代送礼，可都是打手的货呦。
    更有女青年儿做的更省力、更省钱、更省事儿，用眼神和动作给领导直接送“秋天的菠菜”，让领导的心乱了方寸。
    此时的我一动没动。我没有那些能力，没有那些财力，更没有炙手可热的人缘。我只有一张牌：全连的最高的工分。


十
        
    一阵紧锣密鼓的准备，三天后连队的招工大会开始了。足有二百多平方米的食堂做了临时会场，青年们一堆一块地坐着，显示出各自的阵营。
    首先是那个叫张宝成的指导员宣布；招工选举开始，五个名额，全是沈阳的。会场一阵唏嘘声，但很快静了下来。
    大会刚开始还是有秩序地进行，一个一个地提名评议，一个个地举手表决。有的青年看抢不上槽了，抢着举手，争着发言啦。最后许多青年竟嚷嚷起来，会场乱套了。
    张宝成指导员笑眯眯地看着会场，一口一口不紧不慢地吸着烟，一点儿都不着急。
    他看着青年们吵吵的差不多了，站了起来，一字一板地说道：“这次的招工选举，大家说得差不多了，该选的选了，该评的评了。不过有一个原则还是要坚持，那就是走骨干，留骨干。连里要有一个通盘考虑，大队还要拿出意见。因此说，票数高的，工分多的不一定走，想扎根的，不愿走的，不一定留。”
    他的话，让青年儿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个面面相觑，会场一下静得要死，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得出来。
这正是张指导员要的效果，只见他大手一挥：“散会！”
    招工选举大会的结果，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就草草地收场啦。接下来就是人们的议论和猜测，连队选送的应召人员名单，封闭得严严实实，一闷就是三天。
    第四天的早上，食堂的门口贴出了被连队批准的招工回城人员名单，其结果大大超出了全连青年的预想。
    票数和工分最多的一个都没走上，更让大家不解的是一个平时不爱出工，专门带头偷鸡摸狗的人榜上有了名。这个人让我想起了他不久前炫耀的：在盘山县，不用票能买四条青松过滤嘴烟的事。
    我明白了。其实全连的人都明白 ，不过没有一个人吱声。
    这次招工着着实实地给青年儿们上了一课，进一步加剧了招工送礼价码的竞争。
    我郁闷极了，一年来辛辛苦苦挨的累，流的汗，连个水漂都没看着，白搭白了！更让人上火的是，这可啥时候能熬出个头啊！？让家里帮我花钱送礼，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家里没有城市户口的姥姥和姥爷，没有定量供应的粮食份，每月的饭顿都得靠向邻里拆借，才能接上下月的粮。
    同我一个班的知青王春生回沈探亲，临回连队时上我家问有什么给我带的没有，家里只托他给我捎回来五毛钱，只够六个月的邮票钱。这样的家庭经济状况，何谈拿钱送礼呀？这样的命运，让我走进了死胡同。
    一连几天我躺在炕上冥思苦想，心里没缝儿，一汪汪的泪水湿透了枕巾。绝望和愤懑像一只无形的推手，终于让我怒气冲冲地奔向连部......
    我大步流星地来到了连部，“霍”地推开了门。张指导员正端坐在炕上。炕沿边摆着一碗油汪汪的炖豆腐，一盘小炸鱼，一壶刚烫好的白酒。
    他正准备进食，见到我这位闯门的不速之客，自知来者不善，故作镇静地问道：“你有事吗？”
    我怒目而视 ，单刀直入地冲他问道：“我在全连工分最高，为什么这次招工走不上？”
    他漫不经心地撩了我一眼说：“工分高的也不是一定就能走。”
    我继续追问：“那是我其它方面表现差了？”
    “不能说你差，也不能说你不差。”他心无底气地说。
    我冷笑地回道：“你就说我差得了呗，我知道我差在哪。”
    “差在哪？”他以为我自报短处，核计能抓住我什么把柄，透着话地说：“人无完人嘛，谁还没有个缺点错误。”
    我一看他的话要走题儿，不客气地抢话道：“我差就差在不能给你四条青松过滤嘴烟！”
    张指导员听了我的话一愣道：“你这是什么话?”他听出了我的话外音，有些慌乱地说道：“你可不是烟的事，大队早有话，青年点不改造好，唐明达不能走。”
    这话又多了一层意思，招工回城我不仅面对连队的阻力，还有大队的压力。
    这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我给大队提出的七条批评意见，原来上下领导还在算我的“旧账”。
    我顿时感到如来佛五指压顶，我这石猴五百年怕是蹦不出去了。张指导员的话更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既然我这等样人没了指望，还让这些鸟兽逍遥作甚！干脆来个鱼死网破，也闹个痛快！
我飞起一脚，先是踢翻了那碗豆腐，顺手操起旁边箱子上面一把足有一尺长的杀猪刀......

龙行天下

又来招工新信息，
就是没人批自己，
原来上头仍施压，
气得举刀要撒气。

天知

《五味人生》（续5）

    鸣  达

十一

    张指导员哪里见过这阵势，大惊失色，“啊呀！”一声，推开半扇窗户没了身影。
    我随后冲上了窗台，也不知道他是跳下去的，还是掉下去的，只见他浑身是土，边跑边喊：“杀人啦，救命啊！”
    我估计他能往前趟房跑，那里有男青年的宿舍，可以求救。自己朝着近道儿截了过去，到了前趟房，却没见着这鸟儿。
    再找，才发现他是慌不择路，顺着稻田地，朝着大队的方向跑了。
    我绕了大半圈，竟和他拉开了二百米的距离。
我死命地追赶，他拼命地跑......
    一个索命，一个逃命。
    紧张的空气，催人的气流，惊得地里的牛群四处逃散。二十多分钟后，大队部出现在眼前。张宝成声嘶力竭地开始喊：“杀人啦！救命啊！”
    我一步步地逼了上来，他拼命地撞开大队走廊的门，直奔大队主任的屋，一头扎了进去。
    此时大队的主任、几个副主任和挂钩单位的干部有十几个人，正在热气腾腾地吃着早饭呢。办公桌上一大盆猪肉炖粉条子，满眼翻肥的肉片，让屋里充满了打鼻子的香味。其中最大的官是苇场来大队蹲点的郭主任，夹着肉片，吃得正香。
    张宝成跑进屋，几乎是扑倒在他的面前，眼里充满了恐惧和哀求，已经哑了嗓子：“郭主任救我！”
后面的我，只十几秒的功夫就冲进了屋。
    屋里吃喝的场景，让我想起了这些平时鱼肉青年，作威作福的主任们的嘴脸。他们不仅吃青年、喝青年、巧取青年连队的利益，还学会了收受青年们的钱财。自行车、挂钟、手表、烟酒，只要给了他们，就会投桃报李，让你如意地拿到招工表。  
    可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低收入、多子女的百姓家庭，送礼的钱要靠家庭几年，甚至十几年勒肚皮的积攒啊！致使许多先送礼后回城的青年屈辱摇头，大吐苦水。
    大多数的青年儿，更是送不起礼，只得是像羔羊一样地屈从他们，认宰认割。
    眼前这位来大队蹲点的郭主任，更是心黑手重。铁青的脸，眯缝着眼，无人不惧他三分，平时我都不敢看他一眼。
    这会儿，我已经顾及不了那么多，唯有恶念让我想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若是全宰了，轰动盘锦，给那些黑了心的带青老农干部一个震慑，一个警示！
    郭主任哪里知道我的心理，看着哆嗦不止的张宝成，朝我大声喝道：“你要干什么？敢对贫下中农动刀！”   
    听了这话，更让我火冒三丈，二话没说，拿刀直接扎向了他。
    郭主任见状大惊失色，“啊”地一声，向后仰去，急道：“你冷静点，冷静点儿！有甚么事不能解决吗？”
    听出这是讨饶的话，但是已经晚了。此时的我，已是箭在弦上。
    再看那十几个人都挤到了炕里，张宝成这会儿腿都站不起来了，畏缩在灶坑旁。
    我看出了这帮鸟人，只是工于心计，打斗全不是对手，心中窃喜，大事已成！
    兴起之间，我一个箭步冲到了炕上，挥刀正要结果了官最大的郭主任。
    郭主任黑黑的脸，已吓得死人一样的惨白，直逼而来的刀刃寒光让他闭上了眼睛......。
    突然，有人从背后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腰，喊着我的名字，说：“唐明达！看一眼我是谁，再杀不晚啊！”
    我回头一看这人，此人急出了眼泪......。
    这是让我心动的人，一连老连长王喜林。
    我和他的缘分，缘于一次我到一连看望我的同学。那天是八月节，正赶上一连杀猪，餐时按规定每人一碗肉，我的同学只得拨出半碗肉给我。应该说，一年到头连油星都见不着的青年，给别人拨半碗肉，要比割自己身上的肉还疼啊。
    我坚持要走，同学强留。
    王喜林连长循声走了过来，见状豪爽地说：“告诉伙房打我的那份，来到我这就是客，不能走！”
    他的话，让我的眼睛发湿，心里发烫，鼻子发酸。这一刻，我认定了他是个好人，是我要报答的人。   
    王喜林的出现，让我顿时收住了手脚，生怕伤了他。
    他顺势把我抱住，拥着自己出了屋，像亲哥哥一样，万分着急地对我说：“你小子才二十多岁就豁出命来啦，你还没摸过女人，没见过女人啥样呢！”他指了指屋里说：“你和老头子对命，划不来啊！”
    我无奈地对大哥说：“这帮人不给我活路啊！”
    王喜林嗔怪地接过我的话：“啥活路，不就是招工回城吗，想开点，有我呢！。”
    说话间他已经把我拽出了走廊，站在了门口，又非常认真地说：“你要是不相信大哥说的话，你现在进去，我不拦你。要是相信大哥的话，你赶紧走！”
    在这位大恩大义的大哥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呢？情谊和理智让我收起了刀，侠士般地走了......

十二

    离开大队，我心无着落地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飘向何方，不知落在何处。
    在欢喜岭的公路上，我久久的站立着，呆望着。眼前不时走过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这让我想起了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尤其是把我带大的姥爷和姥姥。下乡六年，每次探家，看到的都是他们加重的白发，渐弯的驼背。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孝敬他们，有没有为他们送终的福分啦。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突然决定回家。
我顺着通往石山火车站的县道，踏上了近七十里地的远途。自己走过了一村又一村，大约走了三十多里路时，路过右位村，感觉到肚子饿得慌。自己抬头看了下日头，已过了晌午了，那也不能住脚，还得挺着往前走哇。
    这时一挂空马车，从我身边跑了过去，自己像看到了救星似的向车老板摆了摆手，讪笑着紧撵了几步，示意要搭下他的车。
    真是人走背点，喝水塞牙。那车老板不仅不同意，竟向跑到车前的我，甩了一鞭子。我顿时觉得脖子像被刀拉了一下，丝丝的疼。我惊愕地瞪着眼睛，瞅着这赶车的人，不知道是人还是鬼。
    再看车老板黝黑的脸上露着得意的坏笑，一股热血直冲我脑门涌了上来。我想起兜里的刀，气急败坏地一下子抽了出来。
    车老板看见了我手里寒光闪闪的尖刀，妈呀一声，赶紧甩了几大鞭子。那车顿时马扬四蹄，直跑得路面尘土飞扬。
    这边我是穷追不舍，步步逼近......
    此时不是马毛了，而是人毛了。车老板不仅甩着鞭子，还不住地变着声地喊：“杀人啦！杀人啦！”
    这会儿，车老板一定很后悔，要是知道碰到的是要命的主，不要说是搭车，就是人背都行啊！但是后悔已来不及了......
    我的脚步离马车愈来愈近。，这会儿该是赶车的人疯了，马也毛了。只见马车飞奔起来，近乎离开地面的车轱辘，卷起了一串串浓浓的沙土......
    不巧，我迷了眼睛，加上又饥又渴，慢慢地没了力气。自己和马车渐渐地拉开了距离......，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不过也痛快，起码教训了下这个不懂事理，悖逆情理的车老板。
    又走了二十多里的路，好歹捱到了石山车站，已是下午四点多钟。
    我摸遍了全身，只掏出三角钱，买了一个面包，狼吞虎咽地进了肚里。看看列车时间表，已没有了去沈阳的火车，再说兜里也只有一角钱了。
    我索性想到了货车，因有过坐货车的经历，下了站台，奔向货场。还好，一列喷着气，车厢印有沈阳字样的货车，正在准备启动。
    我一眼看中了一个门缝足有半米宽的车厢，紧跑了几步，窜上车，钻了进去。车厢里面装的是一摞摞摆放整齐的草袋子。
    真不错，真不错！我心中暗喜。自己倚坐在两摞草袋的夹缝中间，顺势躺了下去。
    走了近七十里路，格外困乏的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行进的列车带进车厢的阵阵寒风，很快吹醒了我。自己迷迷糊糊的站了起来，透着车厢的门缝，好像隔着牢房的铁窗，看到车外没有一颗星星。近前和上空，让夜幕罩得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
    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
    精神上的无助，冻僵了的双腿，难以支撑饥寒交加，疲惫不堪的身体。自己又一次地倒下，昏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听到了说话声：“这人好像是个盲流。”
    又一个人说：“不像，这人脸挺干净。”
我一下睁开了眼睛，只见一老一少穿着铁路服的工人，正要抬我。
    他们是在火车进站台检车时发现了我。在二人的搀扶下，我随他们下了车厢。外面一簇刺眼的灯光照射的站牌，让我看见了“揽军屯”三个字。
    哦，这是到了沈阳啦！我挣脱了右臂要走，伸出的腿，还没抬脚，又跌倒了。
    “这是冻的，到屋喝点热水，暖和过来才能走。”老师傅能有五十多岁，说着话又挽起了我的右臂。
    我点头冲老人笑了下，眼神里表示着我的谢意，因为嘴已经冻得说不出话来。
    我被二人连扶带抬，弄进了车站值班室。
屋里站炉子烧得通红，老师傅让我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年轻的那位师傅二十岁左右，给我端来一大缸子温开水。半缸子水下肚之后，我顺理成章地向他们讲诉了自己的遭遇。
    老师傅忿忿地说道：“这他妈算啥事儿？年轻轻的，该上学的不让上学，该做工的不让做工，可把这茬孩子糟蹋坏了！”
    年轻的师傅告诉我，老师傅有三个孩子，两个下乡。一个在昌图，一个去了昭盟。
    “他妈的，地还是那块地，田还是那垅田。你说让孩子上人家那挤兑什么玩艺儿!”老师傅是满腹的牢骚，一肚子的气话。我心里暗笑：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要是活着的话，你还敢这么说呀，憋着吧。
    这时桌上的马蹄表响了起来，一看表已经是晚上十点啦。
    这会儿，我的身子缓过来了，自己坚持要走。两位铁路师傅也没强留,把我送出了屋。
我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龙行天下

举刀愤怒向群贪，
好友连长坚决拦，
搭乘货车回家去，
冻得半死热水暖。

天知

《五味人生》（续6）

    鸣 达

十三

    我顺着车站的小路，摸黑直穿滑翔机厂跑道，来到了市里的沈辽路。这条路线是我非常熟悉的，孩提儿时，我常到铁道南的沙坑洗澡，扎蛤蟆，所以轻车熟路，三十多分钟就到了家。
    我家住的是四合院式的大杂院小平房。进院时，家里和邻居的灯都熄了。我踩着筐篓轻轻地敲着家的窗户玻璃，轻声说道：“我是明达”
只一声，屋里灯一下就亮了，小弟弟为我打开了门，全家都起来啦。尽管自己的脸上挂着笑，父亲还是用不安的眼神打量着我。
    妹妹给我热过饭后，我一边吃着饭，爸和妈一边问着青年点的事儿。
    我极力掩饰内心的苦处，强装笑脸地编着青年点的“好处”。爸妈其实是瞒不过去的，始终皱着眉头问这问那，其实他们知道青年点是很苦的。
    第二天，弟弟妹妹上学了，爸妈也都上了班。我掏净了炉坑，劈了两筐劈柴，又把院子扫了个遍。这些都是姥姥的活儿，家里人除了上班儿的，就是上学的，谁也帮不上忙。要是自己能回城，一定会帮姥姥干许多活的。
    姥姥给我擀了一碗面条，还告诉我：家里粮证给我留了十多斤白面呢。我在碗架柜取筷子的时候发现了爸妈的饭盒。
    我问姥姥，爸妈中午不带饭吗？姥姥告诉我，每当我放假要回来的时候，头一个月爸妈就不吃中午饭啦，为的是把我放假在家吃的粮份攒出来。
    那年代人人吃自己的粮食定量，计划差一点，就会揭不开锅。我看着骨瘦如材的姥姥，心在被一刀刀地割。
    我眼里含着泪，知道可怜的姥姥平时是吃不到细粮的，瞅着碗里的面条怎么也送不进口。
    姥姥背着身儿，叹气道：“这日子还不如张大帅的年月儿，咋就这么苦呀。”
    我急忙用手堵住姥姥的嘴，说：“姥啊，不能这么说。这是反动话！张大帅时老百姓也是苦的。”
    “我说的就是老百姓。东北人就没挨过饿！山东的，河南，河北的，为啥都往关外来？”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我竭力阻止姥姥继续说下去。
    姥姥还是说：“一把老骨头啦，怕啥？现在想吃点啥，都吃不着！你姥爷病得这样，就想吃粉条。老丫头拿着票，上九路、铁西圈楼跑了俩月，连个粉条的影都看不着。这是什么世道唉？。”
    我来到小屋，看着病重的姥爷，帮着他梳理着打了卷的胡须，难过极了。姥爷看着我难过的样子，摆着手有气无力地说：“不想吃了，不吃了……。”
    听了姥姥的话，深深感到一家人活得真是不容易啊。
    当天晚上，我一宿没合上眼睛。想着自己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不仅帮不了家里，还给父母增加负担。辗转反侧，思来想去，决定回青年点。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好了行囊，父母怎么也不让我走，但还是没有拦住我。自己背着兜子跨出了门，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情，又让我转身回来。
    我认认真真地给姥爷，姥姥，爸爸，妈妈每人磕了一个头，想到回青年点吉凶未卜，生死几回，今天不给老人磕个头，怕是没了这个机会了。
    几天来，自己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夺眶而出。生怕老人看见，我转身推门就走。但是，我还是听到了妈妈和姥姥的哭声……。

十四

    大约八点钟左右，我在沈阳站登上了沈山线的381次列车，直接上了第9节车厢。
    就在我透着车窗，看着窗外的那一刻，眼前熟悉的景物，一下子把自己的记忆，拽回到一九     七一年十二月的那个寒冷的严冬......。
    六年前，就是这个时间！就是这个车站！就是这节车厢！我和同学们背着行装，拿着红宝书，怀着改天换地的理想，充满革命的激情匆匆地登上了这趟列车。
    那天的场面是相当的壮观！整个车站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这边有醒目的巨幅标语，那边是耀眼的红旗招展，革命的口号和革命的歌曲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天……。
    然而，今天已看不到那催人的列列红旗，听不到了欢送的锣鼓声声。热烈的场面、激动的场景，已云消雾散。那些喊着让盘锦快变、大变、巨变的知青领袖，大部分都已回了城；张贴扎根农村干革命决心书的人，已在城市结婚生了娃。
这会儿，自己觉得好像是被骗了的小孩儿，被扔在了被骗的路上......。
    我只身回到青年点后，抛开了幻想，绝了回城的念头，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勇气，让我决心和黑了心的老农带青干部斗到底！
    出乎意料的是回青年点一月有余，连队和大队对我追杀指导员，冲击大队部，没有任何说法，悄无声息。
    苇场蹲点的郭主任悄悄地离开了大队；张指导员匆匆滚蛋回了家；再往后大队的董付主任、李付主任也都没了踪影。
    这让我再次潜下心来，捡起了中篇小说《不平静的春天》的第二稿，开始了默默地写作。
这会儿，二连已调来了新的指导员，是复员回乡的军人。他尽管努力地做了一些工作，连队的局面还是每况愈下。
    那时新老青年的精神，已经没有了支撑点，白天基本无人上工，青年成帮结队回家。秋收时，一百多人的连队，几百亩水田，只拉回了一车稻谷，成了那年当地最大的笑话儿。
    一些男女青年不知廉耻，一对对的白天在一个被窝里，同在一室嬉笑打闹，自夸着做爱的技巧；许多青年无所事事，一帮帮的跑到十里八村去寻衅滋事。
    安分守己，出勤上工的老实人受人鄙视，而说打就捞、强抢横夺的点霸，却受到众人的推崇。
    连队丧失了平时的纪律，青年没有了行动的准则。荣辱不分，黑白颠倒，致使青年点全面失去了控制，整个连队成了烂摊子。
    一天早晨，几个七一届的老知青进了我的屋，几乎是破门而入。
    我看着他们气恼的脸色，止住了手中的笔。
第一个说话的是聂连学，悻悻地对我说：“你写那玩意有啥用，能回城咋的？别写啦！大伙商量好了，一二三连的老青年一块上访。”  
    还有一个已经二十八岁的女知青叫孙曾环急切地说：“咱们老青年跟新青年轱辘不起，不能再这么囚着啦。”
    听到上访，我马上表了态：“我签名！”
老青年陈国英在旁边笑了，说：“咱们来找你，不是让你签名，是让你牵头。咱们这些人就你能说会写，就领着大家走一趟吧。”
    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友，又都是相怜的苦命人；同时我也觉得再不走出去，老青年就是坐以待毙；再说，过去一直是我一个人扑腾，现在这么多人想到了一起，自己怎能不动呢？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拉队伍上访！

龙行天下

家中也是太为难，
咬牙再回知青点，
点上混乱太严重，
小伙带头上访前。

天知

《五味人生》（续7）

  鸣  达

十五

        当时一二三连的老知青们，都已是二十五六的年龄，无不为华年已去，青春不再而焦虑着，愤懑、绝望的情绪，已是干柴烈火，只振臂一呼就集聚了四十多人，组成了规模不小的上访团。从没当过干部的我，成了团长。
       我拿出了几个方案，大伙一致同意。看着一个个瞅着我的信赖的目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上访团首先来到了大队，接待我们的是刚刚上任的大队副主任王喜林。有几个老青年和王喜林嚷了起来，我赶紧过来解围，说：“大队不是出招工名额的地方，我们到大队只不过是打个招呼，解决问题得往上找，到东郭场部去！”再说，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上访的老青年难为自己的恩人王喜林。
       王喜林大哥就是仗义，他是初期待带队的老农干部，对老知青有着一定的感情基础。听说了我们的意图后，当即答应出一台大60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东郭去。
       这些回不了城的老知青在知青堆里本就是弱势群体，没受过待见，哪里见过这般待遇。大家在拖车上直乐得打闹说笑，有几个人还唱起了歌儿......
      不到两个小时，我们老青年们就风风光光地到了东郭场部。刚一下车，四十多人一窝蜂似的钻进了供销社。平时看不着细粮的老青年个个手里掐着一个刚出炉的烤面包狼吞虎咽，啥吃相都有。
      一个姓高的老知青更狠，一连吃了六个面包，还不罢口。好几个人劝他，别花冒了盘缠。那年代兜里有个三块两块的就算大数，平时揣个块八毛就不错了。我们只有几个人买了汽水，大部分人面包是干噎的。
      解决了肚子的问题，这才想起了正事，一个个板起了面孔跟我来到了场部。
      不巧，苇场领导全都下管区去了。场部的秘书热情地帮我们联系了青工股。青工股的干部认真地告诉我们，老青年的问题已有反映，南井子70届老青年来过好几次了，但是场部每年的招工名额是有限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主要是看县里有没有倾斜的政策。
      我们还是通情达理的，没有难为青工股，打道来到了盘山县。
     四十多岁的县委书记，穿着毛式服装，胖胖的很有派头。他先让我们都落了座，细心地听了我们的倾诉，表示了理解。
     他耐心地讲到盘山县本身出不了招工名额，只能被动地接受上面分配下来的招工名额，尤其是沈阳的名额，只能看沈阳市的动作了。至于招工指标向老知青倾斜的问题，老知青在高升，甜水几个农场还有68届的。过去上面来了招工名额，也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事，结果引发了很多矛盾。哪个农场都有老知青的问题，谁占了谁的名额都不好，招工名额肥此瘦彼的处理方法，会出大乱子的。
      县委书记的话说得有条有理，让我们无话可说。中午，盘山县委还给我们老知青安排了午餐，每人一小碗红烧肉，大米饭管够。我们还能说什么，又能怎么做呢。不过这一路也没白走，让我们捋清了上访思路，从根本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几个骨干分子开了个会，一致认为，只有到沈阳才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一听说回沈阳，上访团像炸了锅似的，许多人跳了起来，兴奋地喊着：“对！回沈阳。打回老家去！”
     还有的人禁不住地唱起了当时最为流行的歌曲：“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
    上访队伍可能是因为从青年点出来，一路顺风顺水，不仅没有任何阻碍，还全都是热情的接待，明显失去了斗志，出现了松散的状态。
     我的心沉沉的，第六感觉是，到沈阳就没那么简单了，等待我们的绝不是什么乐事。不仅如此，还要发生大事！
               

十六

       我认真地提醒大家：真正的上访，还没到节骨眼儿上，大幕还没有拉开，后面一定会有艰难和风险。有许多老青年不解地瞅着我，或许以为我危言耸听。
      果然，还未出盘山县就出了叉子！
      下午四点钟，我们上火车的时候，车站的喧闹声，盖住了我的招呼声，没有票的四十多人像没头苍蝇一样，一个个车门的乱闯。那时知青上火车逃票是普遍现象，机警的列车员们分兵把口，对每个上车的旅客一个人一个人地检着车票......
     我眼看着上访团的人在检票时，被列车员一个个地挡了下来。心中暗想：看来分兵作战绝不是上策，只有集中力量突破。
     这会儿，车站上的人差不多都上了火车 ，声音不再那么嘈杂。摆旗的铁路工人出现在车头旁，火车就要启动了。眼前的情况已是非常紧急。我摇着手臂朝我们的人喊道：“朝我这来！从我这上车！”
     我不由分说，带着身边十几个人涌向一个车门口。列车员毫不示弱，站在阶梯上，用身体挡住了车门。
     这是通往沈阳最后一次列车，我不能再犹豫了，一把将列车员捞了下来，老青年们趁势冲上了车。
     这时从车站派出所跑出来两个警察，向我们这边奔来。我意识到大战在即，要求我必须做到的是稳住神儿，挺住架儿！
     我抓住那个列车员始终没松手，列车员见到跑在最前面的警察，指着我高喊道：“刘所长抓住这个人，他是头！”
     刘所长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直接就要往后背。真是有眼无珠，就他那体格，哪里是我的对手。我抽出手，顺势照他的前胸一推。刘所长往后踉跄了几步没站住，竟跌下了二十多米深的路基。他捡起滚下来的帽子，自知解决不了站台的骚乱，从路基底下跑向了派出所打电话去了。
     这时许多老青年从车上冲了下来，糊住了那个后面的警察，为我解围。
     几分钟的功夫，打完电话的刘所长从屋出来了，向这边招手，示意让那个警察撤回来。我见状，急忙将车下的老知青撵上了车。
    火车喷出长长的蒸汽，好像不情愿似的徐徐地启动着......。
     “我们赢啦！我们胜利啦！”几个老青年手舞足蹈地冲我喊道。
      我们莫名其妙地取得了第一次“战斗”的胜利。至今也不知道那位所长的电话打给了谁，又是谁放了我们的行？不过这一番风波，倒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上访的路上，又向前跨出了一步。
       火车驶近沈阳站的时候，已是夜晚九点多钟。我未到假期的又一次的突然回家，让父母吃惊不小，多事之秋的青年点，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我担心。
      然而更让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足以把我击倒。当我走进最惦记的姥爷住的小北屋的时候，竟是如也空空。老人家是在我上次离家回青年点的路上，一股火走的。
      我抱着姥爷的遗像痛哭失声。我是老人家心中最疼爱的大孙子，竟没能为他送终。母亲是姥爷，姥姥的独生女，还是我很小的时候，二老就在我家，是他们把我拉扯大的。
      我同姥爷还有个不解之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姥爷为了填补家用，捡拾破烂卖钱，我是他最好的帮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哪有破烂可捡啊！
      当时从小学到大学，正在停课闹革命。我闲在家里，每每看见姥爷推着空车回来，垂头丧气的样子，又是难过，又是着急。十几岁的我和小伙伴们，整日在机电学院，四十一中学玩耍，目睹了大字报的世界。校里校外，楼上楼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是铺天盖地。全是红卫兵批判走资派、白色专家、反动技术权威、修正主义教师的，而且是一天一茬大字报。
      于是我“勾结”姥爷合伙“作案”......自己天天背着袋子，翻学校的墙头，进校区划拉大字报，姥爷推着小车在墙外接应。我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成了姥爷心中的宝贝疙瘩。他从不叫我的名字，就爱叫大孙子。
      这会儿，看着姥爷遗像，祖孙已是阴阳两隔。从老人哀怨的眼神里看出，他在埋怨我：大孙子呵，姥爷一年一年地盼你回家，还是没盼到头儿呵，姥爷想你啊！......
      姥爷去世的噩耗，虽然让我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晨我还是按照上访团的约定，同大家按时来到了沈阳市委的大门口，两位站岗的军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只能将事先写好的请愿书，交由收发室的工作人员，转交给市委领导。  
     收发室的人见我们堵着市委大门，大有不见不散的气势，不敢怠慢很快传递进去。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左右，一个带着近视镜的中年人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非常客气地给我们解释道：“沈阳市的招工名额，每年分配的去处主要有昭盟，盘锦，铁法以及昌图各线，但是必须由省统一调配。上述地区不归沈阳市管辖，所以你们的问题只能到省里去解决，最合适的归口是辽宁省知青办公室。”
     这位秘书还专门给我们画了寻找的路线图，并且告诉了具体的门牌号。
     人家事由说的清楚，因由讲的明白。我们只得再次改道，扑向最后的衙门，也可以说是最后的希望。

龙行天下

上访之路节节花，
全都推向上一家，
最后推省知青办，
最后一击有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