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林翔云

母亲有时会带我到素真家帮忙照料小亚国，第一次看到有钱人的生活，他们家给小猫住的地方都比我们的房间高贵百倍！墙上贴满了有关基督教的画和人物肖像，最显眼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知道耶稣是他们心目中的“神”，但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问小丽慧，她似懂非懂，说是“耶稣为我们受难”。

三弟送人抚养颇费周折——因为他已经四岁，“懂事”了，家里一有生人来时他就大哭大闹，对来人拳打脚踢，奶奶一听说要把孩子送人就极力反对，骂我母亲“没有良心”。母亲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故意认了一个不是亲戚的“亲戚”、不是妹妹的“妹妹”，让我们管她叫“姨母”，然后偷偷地把三弟卖给“姨母”。奶奶知道后又把母亲骂得无处可逃。

一天夜里，三弟突然偷跑回家，浑身都是泥水不成人样，我问弟弟怎么回来的，弟弟说：“我每天都询问到镇上的人这条路怎么走，记住了。今天姨母——他也只叫姨父、姨母，坚决不叫‘爸爸’、‘妈妈’——他们看管较松，我就瞅了一个空跑回来了。路上有个独木桥我不敢上去，从桥下涉水而过，结果被洪水冲走，幸亏桥上有人跳下来救了我……”

我们抱头大哭，一会儿“姨父”、“姨母”来到，还是把弟弟强行抱走——弟弟凄厉的哭声惊动了整条大街上的人们。

父亲结束了在山区的“劳动改造”回到镇上，并与母亲有了一份“工作”——在镇办的“副业队”里干杂活，每个月有了十几块钱的“基本工资”，祖母不用去打石子，我也可以上幼儿园了。

这幼儿园设在镇“礼拜堂”里，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姓王，“园长兼园丁，煮饭还兼打铃”。教室的后面有一个小花园，这可是我们的乐园。有一天我在花园的地里费力地拔起一株小草，发现这草的下面还连着一块像芋奶一样的东西，我很高兴，拿着草蹦蹦跳跳地找到王老师说：“这是芋奶，我要吃。”

王老师摇摇头说：“这不是芋奶，有毒，不能吃，快把它扔了！”

我舍不得扔，纠缠着老师：“不是芋奶是什么，还这么香！”

王老师答“这种草叫做‘莎草’，它下面的根茎叫‘香附子’，是一种香料。”

说完王老师又自言自语：“它还是一种中药呢。”

这一下我更是不依不饶了：“你刚才说它有毒，现在又说它是药。是药怎么会有毒、有毒怎么会是药呢？”

王老师被问住了，但她还是和颜悦色地说：“以后你们读了书就会懂得。玩去吧。”

轰轰烈烈的全国“打麻雀”（轰赶麻雀）运动也波及到幼儿园里，那一天一大早我和同学们都拿着破脸盆、口杯等坛坛罐罐，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一面唱着刚刚学会的新歌《小鸟在前面带路》，一面到田野、小山坡上敲敲打打，还真看到麻雀掉下来。我看着在地上挣扎的小鸟，觉得可怜，就问：“老师，既然小鸟会给我们带路，我们为什么还要消灭它们呢？”王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

短短的几个月幼儿园生活，王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给王老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有一次王老师在街上对我的妈妈说：“你这孩子不管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以后会当科学家的。”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看到一群人在街上“批斗”一个“反动分子”，起初是把“反动分子”推推搡搡，后来就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呻吟哭泣——一个大男人流眼泪给小孩子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

后来这一幕几乎天天上演，只是“主角”常换，再后来我的父母亲也成了“主角”——“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四类分子”。但我的脑子里却一再闪出第一次看到这种“批斗”时的情景。

有一次我的父亲在“接受”批斗时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扭送到派出所“拘留”（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上头”的指示——怕有名的“反动分子”被“愤怒的群众”打死在镇上就少了一个“反面教员”，以后每年几次的“运动”还要靠他们“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呢），罪名是“讽刺党和政府”——据说是我的父亲曾经同副业队里的同事开玩笑说：“我原来在照相馆工作就得了胃病，下放到乡下砍木头、扛石头后胃病反而好了，这应归功于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照顾。”

我和母亲去派出所探望时，父亲竟然在拘留所里同其他被关押的人员聊“东周列国”里的故事！只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了一句：“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能不能读书的事”——那一年镇中心小学已经不再接收“家庭成份不好”的孩子了！

回家时路过关帝宫，只见寺庙上面悬挂着一块崭新的牌匾，上书“古镇民办小学”六个大字，许多比我稍大一点的小孩背着书包进进出出。我突然对母亲说：“我要读书”。母亲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我进了关帝宫，庙里所有的佛像不知什么时候被搬走了，佛堂也被隔成几个小间，上面都挂着小牌子：“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二年一班”……母亲询问一个老师“学校还招生不？”那老师让我们直接找校长。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校长问了我几个问题，又让我做了几道算术题，满意地收下了这个从来没有上过一年级的小学生——这一年我六岁，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跳级”——直接上二年级。

上学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一群没能上高中、大学的年轻人办起来的，专门招收上不了“中心小学”的孩子。我属于“年龄不够”加上“政治原因”的“双料”，因祸得福。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田野》，教唱歌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一个精美的铅笔盒，我把这个铅笔盒当做宝贝，一直使用到中学毕业。

当我看得懂街道上贴的大幅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时，“大跃进”开始了。全校师生天天到溪里洗铁砂——古镇就在这条溪边，虽然叫“溪”，其实可以叫做“江”了，每年夏季发洪水比长江还要壮观！平时水流比较小，在古镇边被分成两条溪，中间一大片沙滩，跟长沙的“橘子洲”差不多。这片沙滩是古镇孩子们夏天的乐园，但也是人们心目中的危险之地，每年都有人被淹死在沙滩两边的溪里。

我和几个同学用门板制作了一条小“船”，乘着“船”到沙滩上“洗”铁沙，在岸边或者在小船上，每个人拿着一个小脸盆，从水底舀起一盆沙子慢慢“洗”出比较轻的沙粒，留下比较重的、黑色的铁砂集中起来堆在小“船”中间，速度很慢。看到有人用马蹄形磁铁吸铁砂，然后用手把铁砂刮到水桶里，非常羡慕，但没办法弄到这种磁铁。我们几个小学生完全用手竟也洗出了几百斤铁砂交给学校，得到一张粉红色的奖状。

古镇堆起了四座炼铁小高炉，东西南北四个街各有一座，几千人被派到四面的山上砍树，把所有树木都砍光了，包括数百上千年的古树也不能幸免，有几株老树在村子里祖祖辈辈被看做是保护村民的“风水树”，年轻人要砍，老年人不让砍，发生争执，护树者都被当做“破坏运动”抓到镇上批斗。

几天以后，镇周围的山头都变成光溜溜的，原先的青山绿水再也见不到了。木头就在山上烧成木炭，运来镇里，居委会派人到各家各户收（实际上是抢夺）铁锅、铁门、铁窗、铁床，连墙上的铁钉、屋顶上的铁钩等等全都搬到小高炉边，同柴草、木炭、铁砂一起投入到小高炉里，由公社党委书记亲自点火，火光熊熊烧了几天，晚上把整个镇子都照亮了，煞是壮观。

“铁水”出炉的那一天上午，我赶到西街的小高炉旁边看热闹，没有看到“铁水”，只见到几个工人用长铁钩勾出一块一块的大铁渣。庆祝的队伍还没等到铁渣充分冷却，就用绳子绑了一块，几个人抬着，敲锣打鼓、呼喊着“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万万岁！”到公社“报喜”了。

我们家的损失不算大，几套红木家具被奶奶“奉献”出来烧掉了，只有一个小铁锅是唯一的铁器也被端走，后来有一段时间只能用陶罐煮稀饭，邻居们也都一样。

镇上办起了“大食堂”，几百号人吃一锅“大锅饭”，其实从来就没有吃过一顿干饭，煮的都是稀饭，稀得可以照见人影，这还好些，煮稠一点的话一定有让人咽不下去的焦糊味——你想象一下，几百人吃的大锅稀饭怎么煮？几个炊事员的手臂都被大铁锅的蒸汽烫伤过。

我和哥哥每一顿都要去大食堂门口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取到稀饭，起初还配有一点咸菜，后来菜也没有了，洒一点盐就灌到肚子里算一顿。听说“外地”的大食堂“不吃饭要插白旗”——就是说粮食已经太多了，不吃干饭的话别人就会来嘲笑、插白旗，但都仅仅是“听说”而已。

我们的语文老师张思良念过初中，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古代文人们的“闲情轶事”，还会教我们猜谜语、对对子，写诗，画画，跟同学们关系都很好。有一次我到他家里讨教几个问题，看到班上几个女同学都在那里打闹玩耍，我并不在意——也不会在意。不久后的一天，我们全校同学到一个水库远足（春游），突然来了十几个警察把张带走。我和几个男同学纷纷议论，说张老师这么好，为什么抓他？要抓也应该抓范××（另一个语文老师，讲课时一板一眼的太过严肃，跟我们关系不太好）才对！

又过了几天，古镇影剧院召开“公审大会”，我们才知道张老师犯了“猥亵未成年人罪”被判了八年“劳教”。我对“猥亵”两个字不能理解，问了好几个大人都不回答我的问题，有的还对我扮着鬼脸。

第二天上午到了学校，全班的女同学一个都不见了。范老师一进班级大门，就问：“你们在水库边讲的话有人告诉我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自己坦白交代就没事，否则就罚站到黑板下一个钟”。我不敢吭声，但还是被同学揭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受罚在黑板下站了半小时。

其实范老师教学水平也很高，一心一意想把我们“雕琢成才”，只是讲课时刻板一些，没有笑容。几个月以后，全班同学们还是开始喜欢他了——公开表示喜欢他的都是男同学，女同学是不是也喜欢他我就说不准了。

范老师的弟弟后来也当了民办小学的老师，教我们算术课，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范老师。为了区分他们，我们叫弟弟“小范老师”。有一次我向小范老师讨教邻居跟我争论的一个数学问题：“五个母鸡五天下了五个鸡蛋，按这个速度一百天下一百个鸡蛋要养多少母鸡？”小范老师很有耐心地同我“研究”了半天，最后才得出正确的结果，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多次的这种“启发式教育”也培养了我后来在学术上“较真务实”的态度，对任何问题哪怕是别人以为很简单的问题都要刨根问底，不达目的誓不甘休。

有一次校长到我家里家访，妈妈问他我在学校里的表现，校长说我“很跳鬼”，妈妈听了以后还很高兴。我对“跳鬼”这个词百思不得其解，郁闷了好几天，后来终于弄明白了——原来闽南话里“跳鬼”是“调皮鬼”的意思，没有贬义。

民办小学的所有校舍、经费全是师生们“挣”来的——学校从来没有放过暑假、寒假和其他假日，包括星期六、星期日也没有停过。全体师生到附近山上挖土混合稻草“印制”土坯，不但自建校舍用，还出售“赚钱”。师生们还为镇上的企业、机关单位捏煤球（当时还不懂得什么“蜂窝煤”）、卷鞭炮（现在看到许多鞭炮厂爆炸的报导我还在庆幸自己）、剥花生、捶石子等体力活挣钱。

从上学的第二年开始，每年“六一节”我与同班一个名叫“陈琳”的女同学拿着校长写的“感谢信”到镇上每一家企业、商店募捐——我胆量较大，再大的“衙门”也敢闯，进了人家的办公室劈头就是一句“阿姨叔叔你们好！感谢你们一年来对我们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有人当场捐献几十元，最高的捐献几百元——靠这种募捐和全体师生的“勤工俭学”盖起了小学校舍，还真象个样子。而我们这一班同学，五年里搬了六次“家”，都是破庙、牛棚、柴围、旧货仓，到毕业时都没有机会“享用”过亲手建设的新学校。

记得有一回县教育局拿了一份镇“中心小学”的期中考考卷来考民办小学，我们班除了五个考九十九分，其余全部一百分，轰动全县。而民办小学的体育成绩更不赖，在全省的板羽球赛拿到第二名！

龙行天下

生活困难卖弟弟，
一上小学就跳级，
大炼钢铁淘铁砂，
勤工俭学好成绩。

龙行天下

给楼主提个建议：你这样发长篇有一个缺陷：会让后来才进来的朋友找不全你的大作，不如把全部大作逐步按照跟帖方式每天一点盖成一座楼，这样随时有尊严的朋友都能顺利从头欣赏到尾了。可否如此？请你参考。

林翔云

谢谢版主！

林翔云

第三章 可怜的爸爸
在我的同学中，吕培明、蔡维涟、谢如明、戴金水、陈柏霖、任书则、黄家喆、张水晶、李曙光跟我的命运差不多——吕培明的爸爸吕贤君是小镇最大的资本家，蔡维涟的爸爸蔡德胜解放前是镇长，“镇反”的时候，吕贤君和蔡德胜一起逃到厦门，想乘船去香港，却都不够钱买船票，吕培明的妈妈把首饰当掉连夜送钱去厦门，蔡维涟的妈妈却舍不得当首饰，第二天土改队追到厦门，吕贤君已经上船安全离开，而蔡德胜被抓回小镇枪毙。小镇上的人们都夸吕培明的妈妈有见识，骂蔡德胜的妈妈“小气鬼”，害了丈夫一命。
谢如明的哥哥谢庆全参加“反共救国军”，被抓到与蔡德胜还有戴金水的哥哥戴金木同一天被“镇压”。留下一件血衣，上面有谢庆全用鲜血写的“儿身虽死精神恒在”——这是我在谢如明家里时，谢妈妈拿给我看到的。
戴金木死的时候才十四岁，是我们邻居杨二贵店里的小伙计，被杀的那天早晨他还去我们那条巷子里的水井打水挑水，见到我妈妈叫的很甜：“阿婶，你也这么早啊！”
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们老家的土改队长找到他，问他有没有见到他的叔叔戴连兴，说戴连兴“参匪”，金木说“我没有看见过。”于是土改队长就把他抓去“陪斩”，因为每天要“公审”几个人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在“公审大会”上，当十几个判处死刑的名单念完的时候，他问：“我呢？”
土改队长回头一看还有一个孩子，就对他说：“你也得死！”
金木听了当场昏死过去，瘫倒在地上。
“估计死的时候我哥哥应该没有痛苦”——戴金水如是说。
陈柏霖的爸爸陈元泰以前是省参议员，为古镇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镇上健在的人们至今都还在怀念他。一九五一年他在香港看到报纸上登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果”，对友人说：“现在不打仗了，像我这样的建设人才应该回去报效国家，肯定有我的用武之地。”回到古镇的第二天就被抓走，不久也被当做“历史反革命分子”枪毙了。
任书则的爸爸任浩一九五二年当民兵队长，有一天晚上土改队抓来水美镇镇长李真元准备第二天要枪毙，这李真元是任浩的好朋友，任浩连夜偷偷地把李真元放走，第二天被土改队发现，当天就被“公审”枪毙了。
蔡维涟、谢如明、戴金水、陈柏霖、任书则家都是“镇压家属”，比我们家还惨。
黄家喆的爸爸原来是古镇小学校长，只因为他在公演戏剧《白毛女》时说了一句“戏剧是艺术，戏里面的故事和情节不一定完全真实”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跟我爸爸同一个命运。
张水晶的爸爸张艺泉和伯伯张艺源在“土改”划成份时被定为“工商业家”，他们家不算很富有，论财富在这个镇上只能算“中上”水平，所以兄弟俩非常高兴，当天就设宴庆祝一番，张艺源对众亲友说：“这一下好了，连共产党都称我们为‘家’，可以大干一场了！”接下来“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献车献炮”，“公私合营”，“肃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把他们折腾得倾家荡产。兄弟俩欲哭无泪，全家人还被镇上的人们当做笑料，声名远播。
李曙光的爸爸李向荣被打成右派的经历很有趣——有一天，单位里讨论“谁是右派”，李向荣对历次运动表现都非常积极，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严厉地指责几个“乱说乱动”的同事，说他们就是“右派分子”，得罪了不少人。没想到就在他忍不住去了一趟小便所回来，所有的人都一致通过让他当“右派”了！
陈琳会念我们民办小学的原因，据说是他爸爸“犯了错误”，从县里一个科级干部下放到小镇来“劳动锻炼”的。
陈琳比我大两岁，是我的邻居，我们从小就很要好，虽不能叫“青梅竹马”，却也“两小无猜”，有一年的六一节我们俩又一起到镇“供销社”募捐，有一位“领导”看着我们说了一句：“好一对金童玉女啊”，这话很快传遍全镇。从此以后，陈琳除了每年的六一节同我一起去街上“讨钱”以外，再也不敢跟我来往了。但我们两人在学校里都有了“诨号”——一个叫“金童”，一个叫“玉女”。
古镇的小孩子们喜欢玩一种游戏叫做“救国”，也叫“偷军旗”，玩的时候所有的孩子分成两队，以街道中间一条水泥缝为“国界”，各自在“后方”插一支旗子，旗子被对方偷过“国界”就算输了。一开始双方在“国界”两边拉拉扯扯，被强拉过去就算是成了“俘虏”，会被“关”在一个用粉笔画的小圈子里，“自己人”来救时，只要有身体接触就算“被救”，马上恢复“战斗力”。我看出这种游戏的破绽，经常主动被抓去当“俘虏”，眼睛紧盯着对方的“军旗”，一“被救”立即“偷”了旗子就跑，这方法经常奏效。
有一次游戏双方刚好一队全部是民办小学学生，一队全部是中心小学学生，我又故伎重演，主动被抓当了“俘虏”，被同学“救”时“偷”了对方旗子就往回跑，双方在“国界”在线打起了“全武行”，中心小学队竟然高声喊叫：“国民党反攻大陆了！”引得围观的中心小学学生也都纷纷加入参加混战。民办小学的学生们看到了也都自动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虽然中心小学人数比民办小学多了几倍，但我们的人同仇敌忾，都被对方的那句口号激怒了，憋着一口气痛打对方，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这一场“战斗”下来，民办小学胜了——我们以三个轻伤的代价换取了对方十几个重伤，可谓“赫赫战果”。虽然后来双方的头头都被家长和老师狠狠地批了一顿，但从此以后中心小学的学生遇到民办小学的学生都主动“退避三舍”了。
我哥哥也是中心小学学生，他胆子比较小，那天看我们打群架时不敢加入，后来被中心小学的学生们看作是“胆小鬼”，经常欺负他。不过只要我听说谁欺负了他，那作恶者几天内就会被民办小学的学生在某个巷子里痛打一顿。慢慢地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哥哥了。
奶奶的梳妆台上有一件“宝贝”——一个精致的小小的有机玻璃盒子，里面有一个漂亮而密封着的玻璃瓶，瓶子里的液体漂浮着一小段象是肠子一样的东西。我常常看到奶奶对着这“宝贝”发呆，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奶奶，瓶子里装的是什么？”
没想到奶奶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了下来。我不敢再问，到了晚上偷偷地问我妈妈，才知道那是我远在台湾的伯父身上的一块肉——阑尾！   
原来我伯父有一次去日本，无缘无故地把这个器官切下来寄给我奶奶——当然免不了挨了奶奶的一顿臭骂：那也是奶奶身上的肉啊！
妈妈还告诉我：伯父去台湾的前一天来同全家人道别，跪在奶奶面前说：“妈，儿子不孝，不能守在家里伺奉你老人家了，这一次可能离别会久一些。”
奶奶问“要去多久？”
伯父说：“快则两三年，慢则四五年。”
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我不知道伯父为什么要去台湾，也不知道为什么回不来，但却从心底里盼望着他和伯母、堂兄弟们回来团圆——这可能是常听到奶奶念叨的结果。我伯父在大陆时已有四个儿子，老三“源”送给我大姑母抚养，老大“雄”和刚出生不久的老四“夔”带去台湾，老二“鄂”留在大陆与奶奶“作伴”。到了台湾以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团”、“圆”。夔和团去美国留学，都成了数学家。
今天的人们讲到当年的“大跃进”时，总要用上一句“热火朝天”，这古镇的“大跃进”除了“大炼钢铁”、“大办沼气”都只能勉强算得上“热火朝天”外，真正的“热火朝天”却是一场大火把古镇烧掉了四分之一——原来古镇的房子隔墙几乎全是用芦苇杆砌上泥巴做成的，镇中间的十字街把镇子平均分成四部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每次大火刚好烧掉“一个街”。
那一天夜晚镇影剧院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家隔壁的牛奶制品厂所有工人都去看电影，锅炉房不知怎么的烧了起来，很快整个工厂和附近的街区变成一片火海，我们住的西街被烧成灰烬以后，过了许久才陆陆续续重盖起来，几千人在风雨中饥寒交迫、艰难地过了好几年，而我一家受的的灾难更大——有人趁火打劫，在火灾刚发生时“帮忙”各家搬运家具的过程中开箱倒柜偷窃东西，竟找到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个“积极分子”向“领导”信誓旦旦地说旗子是在我们家的箱子里看到的，也只有我的祖母会藏着民国的旗帜，因为“她的儿子民国时代当过大官”！
祖母岁数大了，代她受罪的当然只有我爸爸——为此我的父母又被批斗了几回，每一次都是死去活来。
有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被唤醒，只听见爸爸捶门的声音，还夹杂着含糊不清的言语：“我的孩子，你醒了，我来了。”声音很怪异，令人恐怖。隔壁的邻居把芦苇泥墙挖了一个洞，妈妈探进头来说：“乖孩子，你快爬过来，你爸爸病了。”
我赶紧从洞中钻到邻居家，祖母、妈妈、哥哥都哭着，我们从门缝中看出去，只见爸爸还在捶门，后来开始用力撞门，终于把门撞倒，而他自己也重重地摔在地上，又爬到门边，用下巴撞击门槛，那门槛是花岗岩石板，爸爸撞得头破血流，鲜血从门内流到门外。
我们赶快开门冲过去救护爸爸，只见爸爸已经昏死过去，好像要断气的样子。妈妈和哥哥、我都跪在爸爸面前，哭着叫着。
一会儿邻居请来医生，给爸爸量体温、把脉、测血压。医生说体温高达一百多度（华氏度），脉搏快得吓人，血压却很低。医生说：“可能是昨晚被批斗、毒打造成的‘歇斯底里”症，血冲大脑，幸亏他撞破了下巴把淤血都挤出来了，我开个药方治治，也许能治好。”
全靠老天爷的保佑，爸爸沉睡了几天，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却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样。妈妈东借西挪，弄来一点点粮食和给爸爸治病的药草，不知又吃了多少苦头、看了多少人的白眼！——几年以后妈妈偷偷对我说了一句话：“那一次你爸爸要是死了，我们全家人也都活不成！”
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我每天早晨三点多钟都会听到爸爸在睡梦中发出“啊啊啊啊”的惨叫声。听医生说，这就是爸爸那一次“歇斯底里”留下的后遗症，目前的医学水平还没办法医好。

龙行天下

都是一帮问题爸，
没死已经是命大，
受到污陷更挨斗，
歇斯底里大爆发。

林翔云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5-3-20 08:18
都是一帮问题爸，
没死已经是命大，
受到污陷更挨斗，

“污陷”应为“诬陷”之误。

林翔云

第四章 九岁的老师
“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全国天天载歌载舞欢庆丰收、准备三五年赶超英美的“盛世”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挨饿！至今还说不清“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哪三年。我们这个小镇从“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候每个人就已经开始挨饿了，第二年街道上有时可以看到饿死者的尸体。有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要去学校“早自修”，走在街道上被什么东西绊倒，一摸冷冰冰的，竟然是一具尸体！吓得我连滚带爬地冲到学校，半个小时都说不出话来。
大食堂办不下去了，居民们恢复以前的做法，凭粮证到粮站买米，自己在家里煮饭吃。镇上唯一的一间粮站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每月月底30号或者31号，粮站门口从一大清早就有上千人去排队，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居民们可以提早一天买到下个月的口粮——这“口粮”本来都是大米，也可以买面粉，但现在变成一半是大米，一半是番薯干。大米是存放在仓库里几年的已经变了颜色的米，而番薯干全部发霉，很难吃，也要强迫自己吃，不吃就会饿死。菜馆和小食堂卖饭菜的时候，“饭”是一定要交粮票的，没有粮票你有多少钱也吃不到粮食。而“饭”不一定是米饭，经常要配发霉的番薯干。有人把米饭吃了，番薯干实在咽不下去留在饭碗里，还会挨骂，说是“糟蹋粮食”。
有一天我在粮站附近捡到一张粮票，票额是“1市斤”，拿到家里，全家人高兴了好几天。听大人们说，如果要出门，就要拿着“米证”去粮站换地方粮票，出省还得用地方粮票换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上全国粮票比地方粮票每斤贵几分钱。原来每个月还供应几块豆腐和几两猪肉，现在都取消供应了。
黑市上还有不用米证或者粮票就可以买到的大米，每斤价格比粮站的高几毛钱，叫做“黑市米”或者“高价米”。“困难时期”的时候，每一斤大米涨到两三块钱，猪肉每斤十几块钱——我们从来不曾买过，所以价格也不太清楚。
我的父母由副业队安排去糖厂当季节工，有一次带回来几个雪白的馒头，我高兴得马上抓过来一个啃了一口，却满嘴是渣，咽不下去，父亲告诉我这是用蔗渣做的馒头，是糖厂“最新的科技成果”。
暑假到了，我和几个同学去附近的农地里“搜集”各种农作物自然掉下的叶子，回到家里把叶子切碎，加点从食品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还可以吃的东西揉压成团，放在脸盆里蒸煮，成了比糖厂的“最新产品”好得多的各种食物，每一次同学们都吃的津津有味，但有时候吃了以后全部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
伯父留在我们家里的孩子——老二鄂从小喜欢画画，更喜欢杂耍，就是不太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后就自己找到附近的一个农场当临时工了。他对祖母非常孝顺，经常在下班后到农场一条小溪里捕捞小鱼小虾连夜回家煮给祖母吃。我们闻到鱼香味躲在被窝里流口水不敢出声。
后来小鱼小虾好像都绝种了，鄂有一次看到街道上一只冻得瑟瑟发抖的老鼠，把它活捉回来杀了给大家打牙祭，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管这老鼠是冻的还是被人毒杀的。
伯父婉转地从鄂在香港的一个表姐寄来一桶猪油，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大瓶酵母片。我们不懂得酵母片是治疗消化不良的药品，吃完以后饿得更加难受不堪。邻居们只要有侨港澳关系的也都是这样，可能香港人认为酵母片富含蛋白质，可以当粮食吃吧。
我的祖母饿得“水肿”（浮肿）还要请医生来检查开证明才拿到一张“供应一斤（500克）米糠粉”的条子，当时听说米糠粉可以“治疗水肿病”，我拿着这张条子到“大食堂”排队购买，从星期六下午三点排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才买到——现在讲给孩子们听，没有人会相信。
祖母终于还是饿死了！米糠粉并没能救她的命！我的外祖母、大舅父也先后饿死。
古镇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小社会，据说姓氏就有一百多个，“百家姓”几乎全部占尽。各种“人才”也是应有尽有，三教九流一样都不缺，包括婚丧喜庆需要的各种“人物”，比如办理丧事需要给死者穿戴化妆、尸体入殓、抬棺材、仪仗队、挖墓穴、进棺、填土等等这些平常人不愿意做而又必须有人做的活都不成问题，当然，有钱人还会请和尚或道士来给死者念念经、做做“功德”，打打“鬼城”，小孩子最喜欢凑这种“热闹”，但这几年都看不到了——人一死就草草埋葬，棺材也不用了，用死人睡过的草席一卷，叫两个“土工”抬到山上，随便挖个坑扔进去填上土就行了。离小镇只有一公里的“三公山”是个乱坟岗，经常看到几条脏兮兮的狗——也不知道是野狗还是家狗在那山上抢吃人的尸体！
到处传说着某某地方有人吃包子的时候吃到了小孩或女人的手指或指甲，我不相信，但附近一个村里发生的一个案件却因为有县公安局的破案报导和法院的判决书而不容质疑——有个初中生星期天挑着几斤大米和咸菜、番薯、换洗衣服去学校，在路上被人打死，凶手在法院上供认他的犯罪动机是“只为抢夺这小孩子带的粮食”，“死也不要当饿死鬼！”。估计抢回去全家人吃一顿他就准备挨一枪了！——后来学校组织同学们学习四川刘文学、福建张高谦的“英雄事迹”，估计杀死刘文学和张高谦的“地主分子”和“坏分子”也是这样走上不归路的，不同的是他们都遇到了“英雄少年”！
    糖厂每年只开工四个月，榨季过后只留下机修工人维修机器，其余的都是临时工遣散回家。我的父母去“华侨农场”当了几个月的泥水工，打听到附近有一条“战备公路”需要临时的养路工人，就去报名，双双被“录取”，发工资时才发现只有原来说好的一半——另一半工资被工头（黑包头）克扣了。
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还是最大的问题，母亲不得不每天半夜又同几个邻居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偷割”柴草挑回镇上卖钱，经常被守护山林的农民追得无路可逃，被捉到不但劳而无功，有时还被打骂。有几次 “偷”得比较顺利，柴草卖了钱买了几两肉“打牙祭”，全家高兴了好几天。我和父亲有时在天亮前也要走十几公里去“接柴草”，练就了一副好肩膀，所以后来的“上山下乡”对我来说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当时母亲的“最高理想”是让全家人“一个月能够吃上一次鱼或肉”。但要实现这个“理想”比现在的穷人想买别墅还难！
贫苦的生活并没有让我“失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一篇作文里就大言不惭地写下：“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
我从小喜欢看书，但不一定是科技书籍，东周列国、三国演义、西游记、一千零一夜等等都看，同学们经常围着我听我讲故事，“草船借箭”、“空城计”、“大闹天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我都讲得活灵活现，有时候还把它们用在“实践”中——我的一位同学养了几盒桑蚕，看得我眼痒痒的，用身上仅有的一毛钱买了一小盒蚕卵。春天的第一声雷唤醒了蚕儿，我看到一个个小小的蚕蚁，高兴极了，想尽办法去邻居家的菜园里偷了几片桑叶给蚕儿吃。随着蚕儿一天天长大，桑叶的供给成了问题。
有个邻居外号叫做“吝鬼”的拥有一株大桑树，靠着每年采一点桑叶晒干了卖给医药公司买烟抽，春天里怕别人偷他的桑叶，日夜看管着。我和几个养蚕的同学们想尽办法与他“斗智斗勇”，三十六计都用上了，包括“围魏救赵”、“美人计”等等。比如“美人计”就是让一个女同学去爬桑树，看到“吝鬼”追来就赶快下树跑开，我和其他同学看到“吝鬼”追远了才上树每人采了一大把桑叶，足够蚕儿吃几天了。“吝鬼”抓到女同学却不能打骂，因为一打骂邻居就会围过来说他“欺负小女孩”。
后来蚕儿长大到再也无法供应桑叶了，只好忍痛把整盒蚕卖掉，扣去一毛钱的“进货成本”，净赚三毛五分钱，我高兴了好几天。
镇副业队也办起了食堂，母亲找了好多人说情才得以在食堂里当上了炊事员，有时会偷出几个馒头给我和其他兄弟们吃，生活有了一些“改善”。我也同副业队的大部分人混熟了。副业队的会计要我帮他记账、算账，有时还要同队长讨论“财务规划”，我学会了简单的“收付记账法”。
有一天队长问我：“副业队要‘扫盲’，你能不能当老师？”
我回答：“试试看吧”。
于是我九岁就当起了几十个大人的“老师”，开始教的课本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和算术，其时我正在念小学四年级。
一天晚上，我教的两个“学生”争论“患难”的“难”字应怎么念，有人路过，说了一句：“这个字应念‘去声’”，一个“学生”不服，说“我们老师教念‘男’”，过路人说“请你们的老师来说说看”，我到了，一看竟是校长，吓得跑掉了。
五年级的课文教好了，我也早就自学会了，所以干脆不再上五年级的课，“跳”到六年级上课。这一年县教育局举办全县小学生中国象棋比赛，我被学校选出到县里参加比赛，得了冠军。

龙行天下

林翔云 发表于 2015-3-20 08:51
“污陷”应为“诬陷”之误。

受教了！谢谢楼主！

龙行天下

困难时期总挨饿，
想方设法搞吃的，
九岁给大人扫盲，
象棋比赛喜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