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林翔云

第十八章 谁教育谁？
队里的年轻人较多，男女各半，都应该算是“回乡知青”，“学历”有的比我高，有的比我低，但讲起话来大多数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而且几乎都“出口成脏”，真要考究的话每一句话都不敢听了，更“绝”的是大多数女青年也一样，把“那活儿”挂在嘴上“脸不改色心不跳”，一点都不觉得害臊。
我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业余活动”也走不到一块，这些青年只会打扑克，讲下流话，晚上去偷鸡摸狗。开玩笑也只能开一些低级趣味的话题。有一次有个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叫我一声“舅舅”，我一愣，正想着他是谁呢，旁边的人都笑了，说我“至少有一个姐妹”是他爸爸的“老婆”或情妇，不然他怎么叫我“舅舅”呢？这种“笑话”他们天天开着，但我却永远笑不出来。
他们与人交谈的时候喜欢用“你爸”代替“我”，包括对自己的家人，经常出笑话他们也浑然不知。平时讲话时三句话至少就有一句“三字经”“国骂”，但闽南人的“国骂”更粗野，更难听。有人甚至说听他们开口讲话时要是不带粗话今天就有晦气了。
这里的社员们最喜欢用人们的“姓”来开玩笑，据说姓黄的是“牛”，姓杨的是“羊”，姓侯和姓刘的都是“猴子”，姓陈和姓潘的是“狗”，姓林和姓李的是“猪”（后面这几个动物怎么跟姓氏攀上关系，我一直没弄明白，社员们也说不清楚缘故），等等。谁讲话时不小心，比如我讲故事时要是说到“猪八戒”，他们便笑得死去活来，说我“忘了自己的祖宗”。这种玩笑偶尔听一次还可以，天天开这类玩笑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但他们乐此不疲，并把不懂得或者不介意开这种玩笑的人们看作是“傻瓜”、“笨蛋”。
有一次我在田里心血来潮竟对着他们大讲“科学种田”，不知不觉讲到美国的现代化农业，言语之间不乏赞美之词，几个敏感的青年说我“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是“现行反革命言论”，准备就在田头“批判”我。我利用上厕所（我从来不敢象当地人那样随便蹲在田里“方便”）的时机溜掉，又逃过一劫。
    “逃亡”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思绪万千，可怜自己的“对牛弹琴”，更加可怜的是这些听我“弹琴”的“牛”——比牛还可怜！如果全国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
    在乐西村最边远的“赤古潭”（每年都要吞噬掉几个年轻人的生命！）上的悬崖边坐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我回队自告奋勇向队长要求去参加修建水库，得到“恩准”。几天以后回来，风平浪静，这些青年也“健忘”，不再提起“反革命言论”的事了（后来我才知道，队里有一个同龄人暗中一直在帮着我）。但另一件事接着又发生了：
我妈妈每天三点就起床“磨番薯”，大约天亮时可以磨出十几斤番薯浆，用竹萝和布袋滤出淀粉，上面的渣就是大家一天三顿的食粮了——早晨吃的是“薯渣糊”，中午是“薯渣饭”，晚上向一个磨豆腐的邻居要点下脚料就可以“享受”豆腐渣和番薯渣合做的“双渣饭”了。吃这种薯渣是真正的“白吃”——一分钱也不用花，因为把滤出的淀粉晒干卖掉刚好又可以买来足够“制造”这些淀粉的番薯了。母亲用她每天早晨辛勤的劳动不但换来全家的一日三餐，还经常“施舍”同样贫穷的邻居们，甚至包括一个经常偷鸡摸狗的小偷。
队里有一个单身汉、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三十几岁还不能“成家立业”，有时中午懒得煮饭，睡一觉就饿着肚子“出工”。我母亲看他可怜，常常叫他来“白吃”，吃完走人，从来不曾听他说一句“谢谢”或类似的话。这一天他刚从我家吃了“薯渣饭”出门，迎头碰上同队两个无赖——一个绰号叫做“臭头痞”，一个绰号叫做“汉奸”，也就是前不久一直叫嚷要“批判”我的那几个青年其中的两个，问他“跑到四类分子家去干什么？”他如实回答了。当天下午，大队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阶级斗争新动向！四类分子家属×××（我妈妈的名字）用小恩小惠拉拢贫下中农……”母亲听了，气得直掉眼泪，父亲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做坏事，随它去说好了。”（之后的一段时间，这单身汉不敢再来“白吃”，但第二年我母亲还是叫他来吃了几次。）
这件事很快传开，连公社干部们都知道了。有一次我去公社领“木材票”（上头又来了新政策，每个知青供应一立方米杉木“盖房子”——我一直到离开这个公社也没有想到要盖房子，更重要的是没有钱买杉木和其他建筑材料，后来干脆把“木材票”跟农民换大米吃了）时，“四面向”办公室里几个人问我：“自己饿肚子还要施舍别人的就是你们家吗？”这真是“坏事不出门，好事传千里”——人妖颠倒的年代，连老祖宗传下来的俗语都反了！
    “臭头痞”名副其实“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里面”的鬼点子也跟外面一样多，虽然人长得丑陋不堪，去铁路上做了一年民工竟娶了一个标致的老婆回来。不过这“美女”只跟着他半年左右，就又跟别人跑了。他又娶了一个姿色“差一点”的老婆，这个老婆比“臭头痞”还凶。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喝了“敌敌畏”，虽然到医院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从此成了半身不遂的残废，“臭头痞”只能养她一辈子。
    “汉奸”长得倒是“无可厚非”，只是有点猥琐，贼头贼脸的，让人看起来不舒服，所以熟悉他的人按他姓名“汉工”的谐音（南方人的念法）叫他“汉奸”。据说他“长大成人”的那一阶段是个放牛娃，经常欺负、猥亵其他放羊、放牛的女孩子，后来女孩子们联合起来不知怎么的把他搞成“终生阳痿”。他的老婆结婚以后才知道此事，大骂这些女的“不人道”，害她“守活寡”。此人最拿手的是“盗墓”——全公社哪里有“无主”之墓（明、清、民国的都有）他都知道，早先是半夜三更去挖，后来经常在白天也敢动手了，他声称这些墓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挖白不挖”，还美其名是“破四旧”呢。他的胆量也够大，敢钻进墓里寻找贵重东西，找不到值钱的也不要紧，把坟墓上所有有字没字的墓碑墓桌全部用车拉回去，卖给别人用来建猪舍，或者有人要盖猪舍，他去“承包”（包工包料）也能赚不少钱。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农民的话）也只有他才敢做。
    前面提到那个与我同龄的回乡知青叫“阿伟”，是一个“私生子”——他妈妈是产科医生，做的好事在整个大队有口皆碑，丈夫在同他一起生下一个孩子（就是阿伟的哥哥）以后不久就去南洋谋生，从此没有再回来过。阿伟是在他“父亲”走后几年才出生的，真正的父亲只有阿伟的妈妈知道。但这并没有影响阿伟的“前途”，认识阿伟的人私下里说“私生子特别聪明”也丝毫没有恶意或贬义的成分。从小学到中学，阿伟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学校里都是名列前茅、顺顺当当，是我在乐西大队几年里唯一可以“说说话”的好朋友。也许受了我的影响，阿伟后来被贫下中农“推荐”“选拔”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学的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当了几年化学教师，又当了几年校长，现在在教育局当官，仍然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整个农忙期间我干的农活最多的是“挑水肥”，干这种农活时我是“乐在其中”，除了一天六担的“定额单干”我可以利用“回空”的点滴时间研究路边的小草，另一种“接力赛”（每个人挑一段距离然后换别人挑，回头挑着空桶走一段再换挑装人粪尿的重担，担子不必停放在地上，干这活也挺累的，有时甚至要小跑）似的干法也令人“回味无穷”——“挑水肥”的人女多男少，排在我前后的几乎都是女人，长得标致些的女孩子尤其是清梅和秀美俩（后来我发现她们经常有意排在我的前后）同我“接肩”的一刹那那种肩膀与肩膀摩擦的触电式感觉每一次都会让我激动几分钟，而且有时还可以利用“接肩”前后一点时间同她们说上几句悄悄话。也许是我“脚踩两只船”的缘故吧，清梅和秀美都没有和我“对上”，秀美后来嫁给我的好友阿伟。

龙行天下

村人说话多粗俗，
也有心眼歪着堵，
也就阿伟算朋友，
最喜姑娘接肩舞。

林翔云

第十九 “科学种田”
农忙还没结束，大队就连续召开三次“以粮为纲、围溪造田誓师大会”，准备“与天斗、与地斗”，“修补地球”。原来这个大队的腹地有一条溪流穿过，由于历史上多次改道，形成一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滩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九六四年社教时都有人提出要把它改造成“良田”，因为工程浩大，动不起来，此次趁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机会干一场。没有人敢反对，对于乐西大队几千人来说，这个工程可以同秦始皇筑万里长城相比，甚至更艰巨，而且最终能不能产粮食谁都不敢“打保票”。
我属于第一批“上战场”的“勇士”，到现场一看傻了眼——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先要建一条几公里长的溪堤，单单石头就得把远在十几公里外的一座“石头皮山”的石头用尽！沙滩的平整工程量也是巨大的，平整完还要在上面填土，土也得从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外“搬”过来！须知这些“搬运工作”全部得用肩挑手提——当时整个大队连一辆手扶拖拉机都还没有呢！
    有“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国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支部书记已经在“誓师大会”上讲了：“有人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我们不怕！五年不成，十年；十年不成，一百年！子子孙孙干下去，还怕不能完成吗？！”
我的工作是挑沙石，一天十几小时地干（真的是“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照样一天拿八分工分。百无聊赖，幸好有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相伴，才不至于闷死。《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主旋律”乐曲我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哼出来，至于里面的插曲当然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说来也怪，劳动真的可以改造人，这样没日没夜（经常加夜班）高强度地干活，我再也不敢想什么“科学种田”、“高科技农业”了！只想把自己改造成没有头脑的“机器人”，省心！
有一次听到广播里叫喊着：“热烈庆祝范飞治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范飞治当人大代表，我们贫下中农一百个放心，一万个支持！”、“范飞治是毛主席的好干部！”我偷偷问一个大队干部：“这范飞治何许人也？我们什么时候选她当代表了？”对方狡黠地笑着回答：“你还不知道？县革委会主任的情妇，跟陈知笔睡过几次当然有资格当人大代表了！”
这一年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大队都不“放假”，也不许“请假”，不过这样也好，省得为没有钱过年烦心。“围溪造田指挥部”特地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在沙滩上召开批斗会，把原县委书记赵大任抓来批判，罪名是社教时本来要拨给乐西大队“围溪造田”用的款和建筑材料被赵书记“挪”去建县城的一条新街。赵反对“围溪造田”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会半途而废的”，现在把他“请”来看看“人民群众”的干劲有多大！赵大任跪在溪堤上，面对着沙滩上辛苦劳作的男女老少，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然后又高喊：“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万岁！”
我猜不出赵说的“我有罪”是什么意思，是以前有罪呢还是现在有罪、或者今后有罪？但不管有没有罪，赵书记得留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赎罪，白天同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被关在溪堤附近的一个牛棚里与牛为伴。可怜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竟然沦落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好在看牛的老头出于“人类同情心”，经常偷偷给他一点番薯吃，才不至于饿死。
我同几个不会“打小报告”的回乡青年开玩笑说：“机会到了，你们赶快去巴结赵书记，以后他如果再做官肯定会照顾你们的！”
有一个人回应：“怎么巴结？”
“只要送几个大番薯去，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要知道朱元璋一直忘不了落难时乞丐们给他吃的‘八宝珍珠饭’。”
“那你为什么不去巴结呢？”
“我又不想做官，巴结他干吗？”
（仅仅过了两年，赵书记果然官复原职，很快又升任地委书记，一直做到省人大主任。赵知恩报恩，那位看牛的老头被“亲切接见”了两次，听说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金钱，只可惜他一字不识，要不然也做官去了。）
乡下的夜生活其实并不“贫乏”，每天吃过晚饭到队部参加“政治学习”，“评”工分，实在没事就学唱“革命歌曲”。每个生产队的队部里都有一个小喇叭，除了每天晚上七点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外，“上头”有什么“指示”都是通过小喇叭传出的，不过小喇叭最忙的是听公社党委书记讲话，这书记名字叫做王霜降——大概是他出生在“霜降”这一天吧，我猜的——爱出风头，喜欢卖弄小聪明，听说曾经念过高中，这在当时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但他的“知识”只是从县里批发再拿来公社零售而已，连最基本的政治术语他有时都没有搞清楚，比如他面对全公社几万人解释“形而上学”这个词，说是“形势大好，上学的人多了”，还有像“人民公社几百年前就有了，比如‘巴黎公社’”、“‘略尽地主之谊’是反动口号，为地主阶级翻案”等等，就被我们几个下乡知青当做茶余饭后的经典笑话。
一天晚上，王书记亲自通知全公社的农民都要到县二中的操场上集中观看革命样板戏，说这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不去看就是“现行反革命”。我们早早吃过晚饭，走了五公里到操场，只见黑压压一片都是人，几万人是肯定有的了。几个边远山村的农民翻山越岭走了十几公里，还自带干粮在操场上吃。
听说今晚是“跑片”，不知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观看，王书记在土台上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轮流吼叫，此起彼伏，却也热闹异常。但样板戏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直到半夜时分，小孩子都已经累得躺在地上睡着了。忽然人头攒动，都在说“来了，来了”，我紧盯着进操场的大路，果然有拖拉机“突突突”开过来，只见王书记领着几十个公社干部毕恭毕敬地跪在拖拉机前，迎接样板戏拷贝，干部们赶忙带头呼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又折腾了十几分钟，电影总算开始放映，一看字幕，是《智取威虎山》，还好没有白来一趟，因为这出戏相对来说还是耐看一点。不过，说实在话，刚才那一幕大小官员的“跪接”戏更有看头，比威虎山上的群魔乱舞好看得多。
为了落实“一户一猪、一亩一猪”的号召，生产队买了猪苗让各家各户养殖，还派人帮助盖猪舍。我家也得养一头，但饲料是大问题。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发酵饲料”呢？当时正推广部队叶洪海的“中曲”发酵技术，我嫌麻烦，试着用农村做馒头、米糕用的酵母来发酵稻草、花生藤等，取得成功，就给队里所有家庭讲解推广，后来全大队也都普及这种发酵饲料了。
我乘机“怂恿”几个回乡青年一起搞“科学种田小组”，大队也支持，就派我去省真菌研究所，拿来几个菌种，开始试制“920”（赤霉素）、“白僵菌”（治松毛虫用的）、“青虫菌”、“5406”等等，搞得有声有色，引来附近几个大队都派人来参观学习。接着我又试验用段木种白木耳、香菇，用稻草、牛粪等发酵后种草菇、蘑菇，这些技术现在一般农民都会了，可在四十几年前农民们却把我们看作是“神”——我们说相思树的段木可以种菇，全省的相思木头立马涨价；我们说番石榴树的枝干粉碎可以做各种真菌的“培养基”，第二年番石榴果实都不容易买到了。
我把家里的一角也摆弄成一个小“实验室”——“烧杯”是用缺口的罐头瓶做的，“恒温箱”是用木箱、铁皮和煤油灯自造的，“天平”是用铁板和木棍架的，而“砝码”用的是沙包和小石块（拿去大队医疗所用托盘天平校正重量）……这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实验室”了！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投入！
在这个小小的“实验室”里，我根据自己做的一些实验数据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第一篇论文《高等真菌的综合利用》寄给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办的刊物《微生物学革命》发表，北京为此还“开了专门会议”，“印发专门材料”给各地学习——参加会议的专家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个十八岁的仅仅念到初中的知青。
《微生物学革命》是我当时唯一看得到的科技刊物，虽然里面充满了空洞无物、政治口号、吹牛拍马的大字报、大批判式文章，但我还是从中找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只是要剔除那么多的糟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一九七零年第一期的一篇“重要文章”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无敌的》，报导内容是无锡××厂学毛选小组工人“敢说敢干”把国外“资产阶级权威”确定的α-淀粉酶的液化温度从88℃提高到92℃，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九七一第一期又是一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无敌的》，报导内容还是无锡××厂学毛选小组工人“敢说敢干”把国内“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确定的α-淀粉酶的液化温度又从92℃降低到88℃，又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编辑部可能忘了去年的报导了。这样的报导在那个时候的报刊杂志上比比皆是，随手拈来要多少有多少。
更有趣的是《福建日报》多次报导的福州西湖几次“变迁史”——文革前，当时的省委书记觉得省城没有一个公园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就学慈禧太后建北京颐和园的做法，让全市干部、职工和郊区的农民到西郊的一块地里义务劳动挖出一个大坑，把它建成一个有山有水的还算漂亮的公园。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造反”了，说建公园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建议把它填平恢复原样。农民们也自发去填地变成一块一块的菜园。省革委会成立后，革委会主任又“号召”全省各地派人来福州建设“西湖公园”，又是挖水坑，造假山，种树植草，折腾了两年多，建得也差不多成个样子了。革委会主任调走以后，新来的省委领导说要“以粮为纲”，再一次发动全市工农商学兵把西湖填了种水稻。这每一次《福建日报》的报导都说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到了七十年代末，又轰轰烈烈地调动几万个“志愿者”到省会建设西湖公园了，不过这一次用的大标题换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后话。
农业“科研”搞起来了，“名声”也有了，但我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天天挨饿！白天饿着肚子做实验，晚上饿着肚子写论文。早稻登场的时候，我跟着队里其他社员到生产队仓库分粮食，却被告知我们家还欠生产队几十块钱！
分不到粮食，我问队长为什么，队长说：“根据‘预分’方案定的”。我又去问会计，会计告诉我“‘预分’时每个工分只按一分钱计算”，我们家四个“壮劳力”干了六个月挣得五千多个工分，折算为人民币五十几块，扣去买猪苗、盖猪舍还有一些“公摊”费以后已经是负数！
我跑去找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我是回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毛主席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书记被我的“大理论”搞糊涂了，就叫队长先按“口粮”借给我谷子，总算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对，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欠”队里的钱呢？又去找记工员，记工员很老实，把所有的工分簿都拿来给我看，我指出几户社员的工分“超高”请问记工员，答曰：“他们肥料工分多。”
我算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一头猪一天拉的粪尿折算成工分比一个强劳力干一天还要多！
我又注意到工分簿里有新的笔迹，甚至有涂改的痕迹，就笑着指给记工员看，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借着“昨天有些地方没看清楚”为故又向记工员要工分簿看，一看我们家的工分一下子增加了两千分！笔迹当然也是新的！

龙行天下

想起改造大沙滩，
半夜电影也争先，
科学实验有成果，
工分会计在乱填。

林翔云

第二十章 赤脚医生
有工分没有钱用还是一个大问题，我和大哥去邻近村子里买了几十根竹子，全家人动手破竹、修蔑、编制了几十个很漂亮的竹篮、竹筐，向生产队长请了一天假，挑着这些竹制品到小镇卖。刚走到镇中心十字路口，就看见几个胳膊上套着红袖章的“市管人员”凶神恶煞般的跑过来，领头的是以前经常在我们家里同我父母打麻将的黄立忠，手上还拿着一个扩音器，我本来还想跟黄立忠打个招呼，没想到他抢先一步到了我跟前，对着扩音器叫着：“这姓林的是四类分子家属，竟然还敢来这里挖社会主义墙角！把他的竹制品没收充公！”说完就来抢，旁边围观的农民也跟着起哄，把我们全家一个多月的劳动成果连同买竹子的本钱抢了个一干二净！
在我旁边卖农产品的人们见势不妙纷纷跑路，有个卖鸡蛋的老太婆被人群撞倒在地上，蛋清蛋黄流了一地，老太婆哭着闹着，黄立忠一巴掌打过去，老太婆趴在地上不作声了。
看到老太婆的遭遇，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不同他们计较了——其实计较不但没有用，可能会更惨！赶快回家去向父母亲哭诉吧。
从此我们再也不敢有任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宁愿挨饿受穷，没有“资本主义尾巴”谁也不会来“割”的。一段时间竟也平安无事。
    报纸上连续报导了一系列“一根针、一把草”治病的文章以后，公社也号召社员上山采草药治病。我同队里一个懂得不少草药的中年人一起到附近山上采集到一些能治疗感冒、头痛、皮肤病等小伤小病的植物，在生产队的仓库门口搞了个“植物标本展览”，详细列出这些草药有哪些性能、能治哪些病痛，受到好评。不久公社通知要培训“赤脚医生”，生产队、大队推荐我去，我巴不得有机会学习，马上就去公社报到。
    “赤脚医生”学的就是“一根针、一把草”，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一根针”，主要是因为在所有的学员里我第一个敢在自己的身上扎针，人身上一百多个重要穴位的名称和它们主治什么，我很快就倒背如流、熟记在胸，不久已经可以用一包银针给社员们治病了。队里有个老农因为跳“忠字舞”兴奋过度中风，那种症状极容易造成半身不遂，我及时给她针灸，治好以后很快又能下田劳动了，一时传为佳话。直到现在我身上还带着一包银针，碰上有人偶有小恙，不管认识不认识，“略施小技”就可以治好。几十年来确实也救过不少人。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一把草”，植物里蕴藏着太多的化学知识。我的师傅——陈老医师带着我们十几个学徒爬遍全县海拔一千米以上的所有山峰，采集平原上难以一见的珍贵中草药，并在山区向村民们传授用草药治病的知识，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有一天在一个大瀑布后面采“石斛”、“虎杖”、“金线莲”等，我迷恋那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竟与众人拉开了距离，看不到一个人影，使劲叫唤也没有回音。早已听说这个地方毒蛇、猛兽经常出没，我惊恐万状，身上又没有“七叶一枝花”（一种宝贵的蛇药），只好先采了几种可以解蛇毒的草药拿在左手上，右手抓了一根木棍，以备万一，一面寻找、分析同伴们可能走的方向。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冷风吹过，乌云飘过来，马上就要下起暴风雨。我心里想：不好，这样的气压蛇要出洞了！刚动了这念头，前面已经一条毒蛇飕飕地窜过来了。我屏住呼吸，盯着毒蛇，却见它到我前面不远处竟转弯溜走了。我惊魂未定，走了几步，又碰到一条蛇！十几分钟时间就与五条蛇相遇！我念着观世音的“六字真经”，只求菩萨保佑了！说来也怪，蛇们就象没有看到我一样，一条条在我的身边消失。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我才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蛇没有了。趁着下雨，我离开了这个危险地带，找到一条小道，回到村里，见到同伴们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在山上也到处找我，直到下大雨的时候才下山。
那天晚上住在大队办的小学校里，校长同我聊天，后来竟问我愿意不愿意留在这里教书（代课）？我说“我出身不好”，留在这里甚至有可能连累他。校长笑着说：“我才不怕呢，这地方天高皇帝远，谁管这么多！”又给我讲这里的村民对老师非常尊敬，而且关怀备至，经常给老师送粮送菜，同山下有天壤之别。说得我真有点动心了，就老实对校长说：“这事情还得我父母同意才行。”
第二天大家收拾行装动身到“对面”的另一个村子，“对面”是真的，但要走到那个村子得走整整一天！两个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坑沟”，而且分属于两个县管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每个人背着几十公斤的药材和简单的行李，互相搀扶着下到沟底已经是晌午时分，本欲找一块平地休息做饭，却赫然看到几堆白骨！陈老医师告诉大家：那些（人的）白骨有的是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的，有的则是自杀死的，本地、外地人都有，这里有一个风俗，死在这沟底不能“收尸”，否则死人还会“找替代”，大家听得毛骨悚然，顾不得肚子咕咕叫，急忙离开，往上方爬去。
一只小小的飞虫在我嘴唇上叮了一下，我一个巴掌把它打死，一看象蜂又象蝇，刚在琢磨它是什么种类，嘴唇已经肿了起来，脸部很快就肿得象猪八戒！幸亏陈老医师马上捣碎一撮草药涂在我脸上，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消肿。
    爬到一半开始做饭、休息，看到旁边长着许多贵重的中草药，一行人又忙着采摘起来，忘了沟底那一幕。采了一会儿，陈老医师说不要再采了，否则爬不到山上天就黑了。大家把药材捆绑好，连同行李分给各人背着继续往上爬。看到村庄的时候太阳果然已经下山，有人尖叫起来：“陈老，你看那是不是‘钩吻’？”陈老医师走近一看，果然是。这“钩吻”又叫“断肠草”，极毒，陈下命令要大家把今天采到的药材通通倒掉——这是采药人的规矩（怕药材里混进毒物）。人们都有点舍不得，但也得照做，不敢怠慢。
    第三天吃过早饭，因为不能在此地采药材了，我们准备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只听有人吹着哨子叫“出工咯”，一会儿看到农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向田里走去，男女老少每个人都从路旁摘一叶“断肠草”放在嘴里，用牙齿嚼着，然后吐掉。我不解，请问陈老医师，答曰：“他们的老祖宗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想在这地方发展又怕子孙后代中毒，就传下这么一个风俗，提高消化道的耐毒性能，村子里的人即使不小心误食一点钩吻草，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原来如此。
    又爬了一座高山，在山上看到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盆地，几个村庄整整齐齐地分布在一条小溪（小溪尽头肯定又是一个大瀑布！这是我凭这几次“进山”总结出来的经验，问过陈老医师，没错！）旁边，山清水秀，好象一幅画。下山走进靠近瀑布（陈老医师好像“特别喜欢”在瀑布周围采草药！）的一个村子里，找到大队长，说明来意，同过去的几天一样，大队长还是把我们安排住在小学校里——此时老师和学生正放暑假。
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几天，天天在悬崖峭壁上行走，脚下虽然是万丈深渊，我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可以坐在大石头上一面谈笑风生，一面欣赏大好河山的美丽景色了。
村子里的人们朴实而好客，对客人们礼貌有加，我听了许多在山下从来不曾听说过的奇闻逸事，但最有趣的莫过于这里的人们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称作“山里人”或者“内山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平原人”，因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从山上到他们这里来的。他们编了许多外地人又“村”又“俗”又“土”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问我：“全世界有没有五万人？”我反问他：“这盆地有多少人？”他说“足有两万人了”，我笑着给他讲了“夜郎自大”的故事，他百思不得其解，回去不知还要请教多少人。
    几天下来“战果辉煌”，采了几十担珍稀草药，走的时候每人挑一担，其余的雇人挑到山下，再雇了一辆货车拉到公社卫生院。我又学了不少“炮制”药材的技术，有些是用“现代”方法制作的，如胶囊、浸膏等。其中有一种贵重的草药叫做“球兰”，叶子很厚，捣碎成浆涂在胸脯上可以治疗小孩肺炎高烧——这种病在那时每年要夺去不少儿童的生命。我在一个废旧的仓库地面上铺一层细砂，种上球兰，获得成功，引得其他公社甚至外县的“红医班”也派人来参观学习。
省卫校来我们这里招收了两个女学员，男学员们也都翘首以待，期望有一日能“飞黄腾达”圆当医生的梦。陈老医师告诉我，他已经向公社党委报了三个准备推荐去省医大学习的名额，其中一个就是我。
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谁知“后院”却“起火”了。“火”是“汉奸”在生产队里放的，他不知从那里打听到陈老医师的安排名单，就唆使队里几个回乡青年到大队和公社“告状”，说陈老医师“有意培养反革命分子家属”，让“臭头痞”的弟弟取代了我。（后来“臭头痞”的弟弟呆了不到半个月就因为懒惰、捣蛋被开除回生产队了。）
“汉奸”对公社分管“医卫”的干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反革命分子当医生，只能实行反革命的人道主义”。这话倒是事实，我如果当医生，肯定“有医无类”，是不会歧视任何人的。

雾梦

林翔云 发表于 2015-4-13 09:07
第十九 “科学种田”
农忙还没结束，大队就连续召开三次“以粮为纲、围溪造田誓师大会”，准备“与天斗、与 ...

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个十八岁的仅仅念到初中的知青。

龙行天下

赤脚医生学得快，
扎针采药全搞来，
本应被推上医大，
却被捣乱拉下来。

林翔云

第二十一章 有心没胆
    回到生产队继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我来说“打击”并不大，只是有点“遗憾”。我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在家里的“实验室”研究植物——我已经认识了两千多种植物的名称及它们的药性、功能等，自学的化学知识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便用各种“土办法”提取这些植物根、茎、叶、花、籽、果的有用成分，并进行初步的利用设计。
到山区当代课老师之事，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只好作罢。
托老天爷的福——我插队的第二年春耕时碰上“倒春寒”，虽然秧苗冻死了不少，但有经验的老农说：“早烂秧，谷子涨破缸”，这一年夏季粮食果然大丰收，市场上“黑市”大米每市斤一毛六，比国家“牌价”高不了多少。公社党委书记在每一天晚上的“联播节目”（每个生产队都得按“政治任务”组织收听）里大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号召办大食堂，“准备大踏步走进共产主义”。
队里几个年纪较大的农民却心有余悸，向队长建议利用房前屋后多种瓜果：“万一再出现十年前的饥荒”，“瓜菜代”有备无患——十年前这里流行着一个民谣，至今孩子们还在念着：
天公下红雨，
大水淹田土；
政府来救济，
救济救干部。
真正的农活我其实掌握得并不多，但插秧却是我的“拿手好戏”，可以一口气在田中央插上一百多米长的秧苗成一条直线，不必站起来（实际上站一次，秧苗“线”就要弯一次）。锄头活我觉得最难学，如果让我“锄花生”——在花生地里除草的农活，这里的人们把它叫做“锄花生”——我会真的把花生都除（锄）掉。有一次被队长发觉，问我为什么不小心把花生苗锄掉，我说：“你不是叫我‘锄花生’吗？”把队长气得半死。
有一次干的农活是“劈田埂”，我一锄头劈下去，一窝蜥蜴窜出来，我吓一跳，队里的农民们围过来把它们全部活抓，将小蜥蜴放在手心拍打变成红色，生生的吃了，他们说生吃小蜥蜴“补身体”，我看得目瞪口呆。肥大的母蜥蜴被熬成汤，每个人中午时都喝了一小碗，味道确实鲜美。
   “上山下乡一周年纪念日”我如约参加，向生产队队长请了一天假，拿着“准假证”到大队部打了一张“路条”。大队文书把我的姓写成“黄”，我也不计较，反正我奶奶姓黄，妈妈也姓黄，以后自己的“老婆”也极有可能姓黄，无所谓。走了三公里到车站买到两毛钱的车票，等了两个小时车不来，干脆走路到古镇，浪费了“准假证”、“路条”和车票，而且拐到车站还多走了两公里，想想真不合算。
走到小镇时天已经黑了，去常田县插队的同学少来了三个人——一个老爸刚饿死不久，还在“丁忧”；一个凑不到路费，来不了；还有一个女同学被大队支部书记强奸，无奈嫁给书记的儿子，“无颜”来见老同学。
张水晶家附近的房子已经被农民拆了种菜，不久就要拆到他家了。聚会笼罩着一层阴影，以前每一次聚会嘻嘻哈哈的景象不见了。有个同学说他春节时贴的对联是：上联——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联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横批是——谁教育谁。
不知是哪个同学从包里掏出了两本手抄书《第二次握手》和《少女日记》，大家传阅着看，气氛才慢慢好一些。
张水晶开了个头，同学们轻轻地哼（后来变为唱）起了《南京知识青年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 长虹似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让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腮上的泪，去掉心中的忧愁心中的悲伤。啊！……
心上的人啊离别了你，去向远方，爱情的花朵长埋在彼此的心上。
跟着那太阳起，伴着那月亮归，沉重的修补地球，是光荣神圣的职责，我的命运啊。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来到！
唱完之后，张水晶当场挥笔写了一首“自由诗”：
茫茫的长夜，
辛酸的眼泪，
昏暗的油灯，
陪伴着孤影，
只听见窗外秋虫在哀号！

流萤在檐前穿飞，
冷风飒飒地呼啸，
异乡是多么凄凉，
多么凄凉！
我迅速谱上一个忧伤的曲子，含着泪同大家一起轻轻地哼了一遍，觉得“还可以”，于是每个人都抄下来回去学唱。不久这首歌在我的同学圈子里传开，幸亏传得不远，否则我早晚也跟《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的作者一样倒霉——当时已经在“追查”《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的作者了。
张水晶把我叫到一边，故作神秘地拿出一本连环画（小人书）给我，说是黄丽慧托他转给我的，我接过来一看，是《西厢记》，这“封资修”的东西早都被红卫兵烧完了，鬼丫头不知从哪里搜罗来的。我打开看完，才悟出原来丽慧不喜欢我叫她“妹妹”。
张水晶还告诉我一件事：陈孝英离开父母到山区插队后，受到当地青年农民们的欺凌，人们称她是“小右派分子”，给很低的工分，分不到口娘，实在饿得没法子只好写信求告父母。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孩子，陈礼敎和谢美兰再恨她，也还是每个月寄了几块钱给女儿，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第二天下午回到生产队，刚好来得及参加晚上的“政治评分”，却被队长训斥了一顿，说我“超假”——我只请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的假，拿出“请假条”给众人看，只见上面写着：（最高指示）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兹请假一天，明天归队。下面是我的签名和队长的“同意请假”四个字，没有日期。
我说：“现在还不到明天，我怎么超假了呢？”社员们都笑了——笑队长被捉弄了。队长恼羞成怒，强行扣掉我一天的工分（八分）。我一肚子气无处发作，借着后来教歌的时机发泄不满，故意教唱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唱段“管叫山河换新装”，按惯例我先唱一遍：“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那天晚上刚好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下基层“采风”，走到我们生产队队部门口，听到有人唱京剧，就在门外站了几分钟，等我唱完了叫人请我出来谈话：“你唱得很好，有‘京味’，尤其是那句‘激起我仇恨满腔’唱得慷慨激昂，很有激情”。我说：“我被扣了工分，心里有气，唱这一句时故意提高嗓门对着生产队长吼的！只可惜对牛弹琴，他们也不懂。”
谁知这位“京剧大师”竟说：“样板戏就是要这样唱才有感情！”
文宣队队长又询问了几个问题，包括我家庭的情况，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已经有“赤脚医生”的前车之鉴，不想再给自己找麻烦，就老实对他说：“我出身不好，宣传毛泽东思想肯定不够格”。趁早让他打消当“伯乐”的念头。

龙行天下

私下坚持搞实验，
知青境遇真作难，
队长硬扣一天工，
唱戏表达心中怨。

林翔云

第二十二章 情窦初开
与我们一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邻居女主人叫李秀真，虽然“家庭出身”是“下中农”，却因为丈夫是十一队的会计员，加上娘家比较富有，经济比我家好多了，从我们一家刚搬来住的那一天就对我表示好感，偶尔煮点好东西也叫我去吃，我每一次都是狼吞虎咽，她总是说：“慢点吃，还有呢。”刚到田里劳动时我不习惯走田埂小道，经常摔交，回家后都是她给我涂药、安慰，还骂政府“怎么让这样嫩的孩子也来农村受苦？真是罪过！”她的身体很弱，据说几年前动过手术切去了一个肾，所以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惟独对我从来都是体贴入微，问寒问暖，我对她的感觉就同亲妈妈一样。
她的丈夫对我也很好，甚至想教我学会计知识，说是以后当个生产队会计员也不愁吃不愁穿。可是我不想学，让他觉得很遗憾。他们膝下有四个女儿，没有男孩。大女儿在我成为他们的邻居前刚刚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二女儿也已经订婚，三女儿给亲戚抱养，四女儿小月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但并不娇生惯养。
我和小月两家“分”到的菜园都位于“衙门地”，紧挨在一起，中间连分割的篱笆都没有，只有一条灌溉用的小水沟作为“界线”。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只要我傍晚时分去挑水浇菜，总看见小月随后也到。我把菜浇透了，她也刚好“停工”；我蹲在地里拔草，她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拨弄菜苗。终于有一天她带来一本精装的袖珍本《毛主席语录》送给我，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宝贵的礼物了！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扉页里夹着一张纸，上面用铅笔画了一个“井口”，旁边写着：“今晚八点”。
我心领神会，心跳立即加速起来。回家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又到附近小街上的小百货商店里“挑选”了好久才找到一把小巧玲珑的指甲刀，价格同我口袋里装的全部家当相等。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才向着“井口”走去。
    这“井口”指的是我们的菜园地旁边一口半干涸的水井，据说当年县太爷就是用这口井的水泡“铁观音”茶的，算是“官井”，但现在废了，干旱时已经没有水，下雨天有水也是浑浑的，不能食用，只能洗衣浇菜。井口直径很小，比故宫里的“珍妃井”大不了多少，只容一个小水桶下去打水。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到达“井口”，我拿出小指甲刀送给小月，小月接过去一看，显得异常兴奋，连说：“太漂亮了！还有牡丹花，这花我最喜欢了！你真会买！”其实我买东西是最笨的，根本不会挑选，刚才买这指甲刀看上的只是上面有一朵牡丹花而已。
那个晚上的月亮好象特别圆、特别大，对了，那天是中秋节！月光把“井口”周围的景色全部镀上一层银。两个人站在“井口”旁边，四周都是两米多高的“金光菊”（学名“肿柄菊”）围着——天生一个幽会的好地方，小月不知什么时候发现这地方的？
“金光菊”花朵很大，象葵花一样，香味浓，我喜欢它。但也许是气味太浓烈，这里的村民叫它“臭菊”，很“贱”——春天时随便摘一枝条插在地里，不久就长成一片小树林，可以做绿肥，也可以当菜园子的篱笆。
我以“金光菊”为题材，对着小月发表长篇大论。渐渐地，发现小月对这样的话题好象不太感兴趣，赶快打住。我转弯抹角地问她的“理想”是什么，方知她的“理想”是吃的好一些，穿的不比别人差，在村子里不被人瞧不起，如此而已。这就是一个“回乡知青”的“抱负”，我很想“开导”她往高一点看，试探了几次，枉然！
小月也问了我的理想，我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不能成为‘大人物’，也总要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吧，要不然到临终的时候，回忆一生碌碌无为，后悔不及。”这最后一句话可能是受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影响。
小月表示赞同我的“观点”，但又觉得这样做很难，看得出她的心里还有话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
这种“沉重”的话题严重影响了约会的“质量”，弄得两人情绪都不好。我干脆把话题岔开，谈“风花雪月”、“吃喝玩乐”，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虫兽，花草鸟木，无话拣话讲，心情轻松多了。
渐渐的，我注意到小月最喜欢谈的话题是“人”——身边熟悉的人，她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番评价，评来评去，她开始“评价”我的母亲了：“你妈妈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我回答说：“当然，她‘待字闺中’时是在厦门，一天到晚没事就看报纸，看看思明电影院又放映什么新片子了。”
小月故意说；“这跟漂亮没有关系吧？”
“我看过她在厦门时拍的照片，确实太漂亮了！烫着头发，穿着旗袍，又透着几分洋气。”
“一个厦门的千金小姐，现在却那么能吃苦，实在不容易……她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呢？”
“我伯父当大官，我外公是大地主兼大资本家，有钱跟有势结合。”
“外公我见过！”小月突然巧妙地把“外公”前面的“你”字去掉了：“前不久他来的时候，我在路上就看见他了——外公手上拿着一捆可能是半路上检到的柴火，看到路中间有一块大石头，他还花了不少力气把石头搬掉，说是怕晚上走路的人不小心摔交——真是好心的老人。”
小月开了头，我也就只能把双方亲人前面的“你”、“我”都去掉了：“外公一辈子做的好事说也说不完。听妈妈说有一回外公回老家刚好遇上家族开会，两个同姓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违反了族规，族人决议要把这一对年轻人‘沉塘’处理，外公说‘沉塘’不如‘沉海’，就说服族长把两人交给他‘解决’。到了厦门，外公买了船票托朋友把两人带到新加坡去了，后来两人做生意发了财，直到现在每个月都还来信问候，有时还寄点东西给外公。”
多次提到厦门，小月突然扑闪着眼睛说：“听说厦门风景很美，真想能有机会去看一看！”我说：“以后我一定带你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