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

枪神

为了把我们这些插建队青年完全置于死地，不仅在县城大规模组织力量对我们进行残酷镇压，同时，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用贫下中农朴素的阶级思想和愚忠愚昧的阶级感情，抓住我们个别插队青年的一些生活枝节小事，无限上纲上线，挑拨离间我们和社员的关系，制造我们和当地农民的矛盾，煽动挑起农民对我们的不满和仇视情绪。指令我们下乡插队所在的农村群众，也对我们进行残酷的政治围剿。在他们的操纵下，农村下面的情况更为严酷。我们的住所，包括大门，窗口，墙壁，厨房全部贴满了各种内容不实的恶毒污蔑的大字报。在他们的纵容下，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场合，那些农村农民只要见到我们插队青年，就要振臂高呼“打倒黑帮分子000”的口号，更有甚者的是，还专门组织那些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在我们吃饭的时候，站到我的门口外齐声高喊“打倒黑帮分子简毓骐”的口号，限制我们插队青年之间的相互来往，派人对我们的行动进行监视、跟踪、盯梢，我们已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甚至他们教唆小孩用石头砖块砸我们的窗门，用牛粪糊塞我们厨房的烟囱，把我们自留地种的菜拔掉，踩烂，不准农民和我们接触，说话，使到那些平时和我们关系较好的农民，见到我们就远远躲开，像避瘟疫一样，话都不敢说半句。他们不但对我们这些插队青年在政治上进行无情迫害，在工作上、经济上也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要各生产队把最重、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就安排我们去做，没有任何半点商讨的余地，且同工不同酬，相差天地悬殊。在他们印象中认为好点的，每个劳动日给你记上个三分，二分一天，差点的他们只给一分，他们认为坏的，就只给五厘甚至一厘工分一天，我的工分是一厘工分一天，这是没二话可说的。在农村里，正常的劳动力每个劳动日的工分都有10分左右，也就是说，农民干三天挣得的工分，我要足足干上一年才挣得到。在我们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时，也有些社员对我们是表示同情，他们背地里安慰劝解我们，说是由于上面有压力，不得不敷衍应付一下，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我们要忍一点。他们的说话使我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到底群众心中有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面对现实，思想和言论之中难免有些过激之处。在那个令人发疯的年代，有点偏激又算什么？那个年月，那个环境，哪个不发疯？！何至于要动用行政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些插队青年,这不分明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吗？在巨大的政治压力、残酷的经济绞杀下，我连半点喘息求生的机会都没有了。绝望好像那锋利的刀子一样致命地伤害着我曾经一度满怀希望的心灵。心灵的疼痛和流血使我的脸全部变得惨白并且扭曲变性。古人有云：“哀、莫大于心死，”我这颗并未苍老却是正当年轻的心在绝望中挣扎、呻吟，然后慢慢死去。

麻沙老农

每天工分仅一厘，可以说是全中国最低的工分。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龙行天下

突然满街大字报，
处处高压处处搞，
队里只记一厘工，
幸亏有人同情到。

枪神

麻沙老农 发表于 2015-5-4 21:30
每天工分仅一厘，可以说是全中国最低的工分。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谢谢麻沙老农朋友的关注及点评！

枪神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5-5-5 14:01
突然满街大字报，
处处高压处处搞，
队里只记一厘工，

谢谢龙行天下朋友的关注及点评！

枪神

悲观情绪像一片慢慢涨起的潮水，把我这曾经满怀豪情的年轻人抛入到命运灭顶之灾中去。我那時所处的情况就好比在自然灾难面前的人类，同飓风、海啸、山崩、地裂、地震、火山爆发等等不可抗拒的法则相比，一切人为的努力，抗争不是都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吗？

信心和激情是一支点燃的蜡烛，光亮越大、燃烧越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逾越自身心里的距离。当你满怀信心去抓住眼前那个希望的气球，它却始终只在你的激情照耀下，闪闪烁烁，忽隐忽现，当你的蜡烛燃烧殆尽，你的那颗心因为红影消失，而终将被黑暗的潮水吞没。

“真的没有希望”？

“我注定要走向毁灭”？

我自我诘问。在农村，我已确实再无立锥之地了，家里又是不能回去了的，情势逼着我作出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出走！

枪神

第四章  出走逃生

张若波、林炀杰和我三人在农村生产队里的处境几乎都是一样，受的迫害、歧视最深、最大。共同的遭遇把我们的命运联在一起了。我和张若波、林炀杰二人经过多次商量之后，终于决定远走塞外去另谋生路。我们这个“出走”计划是背着亲人及插青队友秘密进行的。为了筹集路费，我把自己的棉被、稍微好一点的衣物及凡能典当换钱的东西都悄悄托人拿去变卖，才凑得不够200元作为自己此次亡命天涯的路费。他们两个也好不了多少。

由于当时我们正处在红色的恐怖中，我们的行动处处有人监视，盯梢。特别是我这个被他们锁定的坏头头，目标更大。因此，为了保证我们这次外逃出走的行动计划，不被发现，不得不处处十分审慎、小心。最后商量决定我们离开贵县时，要分散行动：我单独一个人先离开贵县到黎塘，在那里等候他们，次日，林炀杰、张若波他们再在贵县上车，到黎塘与我会合后，然后一起往西北方向行。至于我如何离开贵县则由我自己解决。这时，我找到了儿时的至交罗海楼，将我的处境和难处告诉了他。待人义胆侠肝的他，听了我的请求后，二话不多说，並立即答应再找一个靠得住的朋友，利用晚上时间、人少的机会，用自行车送我走。并密定下我出走的时间是1966年11月3日晚上的子夜时分。那时人们正在酣睡之中，不容易被发觉，安全系数高。

1966年11月3日这天，是我决定离开家乡远逃塞北的日子，想到从此我就要背井离乡远走天涯时，我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丢三落四的，每当见到母亲的时候，心里总想说上一两句话，可话到嘴边，又不知说什么好，欲言又止。母亲见此状况，问我：

“你今天怎么了，成天整个人魂不守舍似的，神色怪怪的，有什么心事？”

我连忙岔开话题，说：“没有，没有。”

看到母亲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敢把要远走塞外的事情告诉她老人家，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来，为了我的事情，母亲日夜担惊受怕、操心，整个人更显得憔悴苍老，我怎么能在她滴血的心上再插上一刀呢？

这天晚上的月亮没有被云彩遮住，虽不很圆，但分外明亮。我静静地坐在自家的小阁楼上，临窗眺望。只见月亮，清寒的光辉如纱似雾漫洒在没遮帘布的窗口上，想到呆在家里就只有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了，这一走，不知何时，或许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家了。内心阵阵紧缩。人在等待的时候，时间过得仿佛特别慢，听着墙上的老挂钟“滴答、滴答”有条不紊响声，我的心头也“卟卟”直乱跳。前路将会有什么在等待我呢？福兮？祸兮？天也苍苍，地也茫茫，世界之大，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的出路在哪里？“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个古老的真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谁也难料到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当然渴望一帆风顺，但逆风苦雨是不会因为你有良好的意愿而不出现。前景未卜……我不敢再往下想了，离起行的时间快到了，我轻轻踮着脚步，悄悄地走到母亲床前，望着皱纹满脸白发苍苍的慈祥的母亲，泪流满面，内心阵阵剧痛，我跪下来给母亲磕头，内心无限愧疚地说：

“妈妈，儿子不孝，对不住您老人家了，愿您保重，生养之恩，日后有机会定当图报。”

枪神

直到临行前我才将我要出走新疆一亊告知妹妹，吩咐她代我照顾好妈妈，不要将我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因此只有小妹简家琏为我送行。她流着泪，轻声地问：

“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她的声音嘶哑而悲凉。

我无言以对。是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还有回来的机会吗？此后天各一方，人海茫茫，而前路渺渺，再看夜空无穹……我不敢再往下想，怕远走的决心会因此变卦。我硬着心肠，与妹妹挥泪告别。我，就这样走了，远远地走了。想不到这一走与妹妹竟成人生永诀。待我再回到家乡时，我们兄妹二人已阴阳两隔，永无再见之时，我的那个家，那个曾留有我童年的欢乐和梦幻的家，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而令我抱恨终生。

我坐在海楼的自行车上离家而去，满眼含泪，深情地凝望着我那熟悉温馨的家，渐行渐离渐远……终于完全消失在夜幕里。满眶悲凉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任其似泉涌流。满目皆空，我心里也空空如也，只有说不出的凄凉和悲哀。

从贵县到黎塘有120多里路，就是海楼和他的朋友用自行车送我去的。一路上夜风时而吹来，吹过原野，吹过山林，不时发出阵阵轻微而又漫长的呼啸，仿佛是广阔无垠的宇宙发出的无奈的哀叹声，伴我远行。

我是第一次远离家门。那年，我刚二十一岁，一个毛头小伙子。

本来我和张若波、林炀杰二人约定好，第二天，即是11月4日我们三人在黎塘车站会合的。可是列车过了一趟又一趟，出站的旅客出了一拨又一拨，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我望眼欲穿，他们俩人的踪影一直不现，使我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莫非是他们出走的计划被发现，他们俩人被抓起来了？他们会供出我吗？县里会派人来追捕我吗？一连串的问号直往我脑子中猛钻，我不敢想象我如果被抓回去以后的结果。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断地在心里直问自己。没有一个可以和我商量的人，只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去向了。俗话说的好：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想，我也只有破釜沉舟了。哪怕前面就是火海刀山，自己也要闯过去，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决心一定，我购了车票，毅然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开始了自己漫无目的的孤身万里远行……列车驶离了甘肃兰州时，西北大地已经大雪铺盖了，车窗外的视野就像电影里的  镜头摇出广阔无垠的戈壁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情景呈现在我的眼前，荒芜的戈壁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戈壁与灰蒙蒙的天边混合在一起，辨不清哪是天空，哪是大地，铅灰色的天空，低矮、阴沉沉的仿佛整个儿要压下来似的，压得人都喘不过气来。

枪神

经过了七天七夜的列车颠簸，终于来到了塞北高原的乌鲁木齐市了。已是入黑时分。下了车，我站在车站的月台上，望着这陌生的塞北高原，举目无亲，整个人都懵了。一片白雪茫茫，凛冽的西北风，呼呼直叫，风卷着漫天大雪向我无情地砸来，塞外大地以它独有的方式款待着我这个从南国来的远走天涯的沦落人，寒风冷雪是它送给我的见面礼。刀割似的溯风无情地吹透了我单薄的棉衣，我冷得浑身直打哆嗦。脸被风吹得像刀割般疼痛，迎着刺骨的寒风，蜷缩着身体，这时从家里带来的御寒衣物都已经被我全部武装起来了，仍抗御不住寒风透骨，牙齿上下直打架，脚上只穿着一双旧胶鞋，冷得手脚钻心般的疼痛，稍在室外站一会儿，四肢快冻僵了。想进候车室去喘息一会，连门都没有，铁路车站工作人员根本不让进去。离开车站，茫然四顾，一片漆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摸摸口袋那几张快被我捻得出水了的人民币，这是最后剩下的50多元钱了，这是保命钱啊，我舍不得拿去住旅店。我在大风雪中徘徊，飘飞的大雪笼罩住一切，周围除了老树，就是皑皑白雪，唯一让人感到和现实相联系的地方是那冷落的路灯。可是它那暗淡的灯光在风雪中显得更加阴冷和孤苦。正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望着他们，想到自己孤身只影，举目无亲，触景生情，辛酸的泪水控制不住又流了出来。我独自站在雪地里好久、好久，都没有挪动脚步，直到浑身都快冻僵了，才折身随着那些盲流的人（指没有目的地到处流动的人群），沿着依稀可见的雪路，又往乌鲁木齐汽车站奔去，因为听说汽车站的候车室可以允许旅客在里面逗留，这等于是一个免费的大客栈了。

到了乌鲁木齐汽车站，刚一推门，一股热烘烘的混夹着人气、汗气、膻气、骚气与各种各样臭气的热浪迎面扑来，使得我差一点呕吐。只见候车室内，密密实实的人几乎就要把这个候车室挤破，人压人，人叠人，人睡人，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找不到。那时，候车室外北风怒吼，像要把整个大地撕破似的，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在下，积雪都已没过人的膝盖，气温摄氏零下17度；而室内雾气腾腾，汗流满面，更有甚者，那些从甘肃来的婆娘，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上身脱得精光，毫无顾忌地在那里互相捉虱或喂奶小孩，嬉笑怒骂，室内外气温相差之大可见。

候车室内人声鼎沸，小孩的哭声，吵骂声，嬉笑声，哀叹声，各种各样的方言声混杂一片，震耳欲聋。我进也不能，退也不是，正在我举步维艰，不知所措时，只见有人猛拉我裤脚，我低头一看，原来是睡在椅底下的一个年轻人在拉我，他指指他身边挪腾出的不到一尺宽的地方，示意我睡下来，总算碰上个好心人。我也顾不那么多，在那个场合，已无什么面子可讲了，便像他那样，猫下身子，钻到椅底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处。对比那些连站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我可算幸运多了。一交谈，才知大家都是两广老乡。尽管又累又饿，却无法入睡，睁着眼睛到天亮……想到如今自己的处境，只觉心头阵阵酸楚，出路，出路在哪里？我在脑中深深地思索着。

龙行天下

万般无奈方出走，
说好三人终独秀，
严冬来到新疆处，
一片茫然何处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