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休息了三天,感到身体恢复许多,想到现在正是双抢大忙季节,队里活多人手少,大家都忙着抢收抢种,我怎么好意思还再休息下去。,虽然这次病发突然,无法及時向队友说清,但自己还负责队里玉米制种实验的工作,这些是别人帮不了的,想到这里,我再也无法躺下去了。因此,不顾三伯母和哥哥的劝阻,硬是拖着仍未痊愈的身体,坚持回到队里投入双抢。但亊后听人说,队里说我是怕辛苦,故意装病偷懒以逃避夏收夏种。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俗话说:疾病是天灾,天灾临头,就如赤地千里的干旱,汪洋一片的水涝,由不得人的。况且病来如山崩,来得急来得猛,病去如抽丝急不得。自己的身体还没全部恢复,就急着往回赶,而且这次病得真不轻,还要被说三道四,想想自己平时工作,总是风里来雨里去,拼死拼活地干,从不挑肥拣瘦,也不讨价还价,图的是什么?想到这自己内心感到很委屈,精神很沮丧。 “双抢”工作结束不久,我听说城里又开始动员第三批青年下乡了。这批知识青年下乡,据说与我们下乡插队时的形式有所不同,是采取建队的形式。由下乡青年自己组成一个生产队,尽管形式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目的却是一个:就是要组织青年下乡。由于第一批下乡插队后,许多没有报名下乡的青年,反而得到分配工作的机会,加上看到第一、第二批下乡插队青年下乡后的待遇,使许多青年人感到心寒,都不愿意报名下乡,所以动员工作特别难做,但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给他们动员青年下乡的任务,无所不用其极。利用权势,搞红色恐怖,以办各种学习班的名义,变相非法拘押适龄青年和父母,进行“说服”“动员”,强迫,勒令,各种手段都在使用。想不通、不报名的,停止被动员对象和父母的工作,包括以出卖体力、换取血汗钱养家糊口的,如担煤、装卸、搬运等粗、重、苦、累的临时体力工作都不让做,直到其同意让子女下乡后才给予恢复出卖体力做工的机会,同时还以吊销全家城上户口进行要挟;而家庭出身不好,成分较高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更是列在“动员”下乡的名单内,这些人如果稍微表示不满,马上组织群众开会批斗,动员的人还公开扬言说: “组织青年上山下乡是当前国家的一件大事,就是要采取强迫与自愿相结合的手段,通要通,不通也要通,没有二话可说”。 而且还把下乡指标摊派到各户,強制执行,实行两丁抽一,三丁抽二,这是天罗地网,无人能逃。不论你主观上如何抗拒和抵触,但是你必须服从,必须上山下乡。群体志愿化为乌有,个人意志统治一切。许多父母就是在这种高压下,心里滴着血,眼里含着泪在保证书上签下名字让子女下乡的。他们明知道这是自己亲手把自己的骨肉推下火坑、推下深坑,但为了全家人,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不这样做,今后一家人将如何生活下去? 我县第三批青年下乡那天,我刚巧回到了县城,我看到他们送别时的场面,许多人上车前哭哭啼啼,场景使人心酸,催人泪下,这哪是去干革命呀!简直就是被充军、被流放,更似是一种生离死别,和我们下去时的情况相比,天壤之别。 面对发生的这一切一切,我想不通,感到迷惘,想到自己的现在,我感到孤独失落,想到将来,我感到渺渺茫茫。总觉得现在自己就像凭借着大自然所赋予的满躯活力和一腔热血开进了自己挖掘的坟墓一样。 经历理想的破灭和被原始农村改造的巨大痛苦,农村的现实又使我面临生存的严峻考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样贫困,我开始感到自己当年上山下乡这一行动,并不象理想中的那样崇高、伟大,反而感到这是一场灾难。尽管农村的天地确实是那么的广阔,而作为我们城市去的知识青年,在那里注定没有可能有大作为的。身体上的劳累、病残,再加上精神上的苦闷无望,我和绝大多数插队青年一样,都在一种悲观灰暗的心绪中生活。在那举目无亲的土地上,对那里的贫困,我们不仅无能为力而且只有去适应承受;陌生的土地并不需要我们,也没有精力来教育我们。当然,面对历史的安排,它们也无法逃避我们。我们在这尴尬的错位中被确定了尴尬的角色:成了在家乡和他乡都没有地位的社会弃儿!被艰苦困扰的隐忍,被孤寂囚禁的疯狂,被爱情遗弃的彷徨和青春活力无以宣泄的苦闷。加上那摆脱不了的枯燥无味单调,又苦又穷又累又没希望的生活,使我最终形成了一股对上山下乡不满的抵触情绪。常常面对大千世界,只能长歌当哭,怀着一缕如烟如雾的期待,挣扎于失望、绝望、消沉的边缘……《松花江上》成了我最想唱、最爱唱、最经常唱的一首歌,那悲凉的曲调,那凄婉的歌词,多么像我现今生活的写照。我们几个相处较近的插青,常常聚在一起,每当万籁俱寂,一片漆黑,在黑沉沉的夜幕下,望着无穷无尽的夜空,听着田里的虫鸣蛙叫的“啯啯”声,更增添内心的烦躁和惆怅。常常不知是谁,撕开沙哑的喉咙,近似嚎哭般地就唱了起来: “…… 流浪,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 歌声如哀似泣、如诉似怨,声声哽咽,泪水如注,情绪的压抑,一时间大家都被这悲凉、酸苦、低沉而又柔意绵绵的歌声惊呆,人们似被带回到温暖的家,熟悉的故乡,時而又带到了孤独的乡村荒野,带进现实之中 青年人做事总是朝好的一方面去想。六十年代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满怀一腔热血去农村的。从后来披露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决策者出于“建设新农村”的美好愿望,与执行者“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实际操作,使青年人产生了“距离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和“城市流氓、阿飞“划上等号。因此下乡后,现实和理想发生了碰撞时,我们的思想出现了这或那的问题时,是并不奇怪的现象。情绪的压抑,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