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乍起,云遮日,政治的演变有时候也像自然界发生的现象瞬息万变,无所适从。第二天一大早,全城大街小巷贴满了声讨、清算、批判我们插队青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把我们的大字报复盖得严严实实,丝毫没有透气的地方,“红铁军”组织被诬为反革命黑帮,甚至连我的家门口也被那些攻击的大字报盖住了,他们使尽了一个泼妇骂街的伎俩,对我们进行围攻、谩骂,这一切就像泥石流那样污浊突然,几乎要把我们都淹没了。 面对着这突发的一切,就像一个旱天炸雷,把我们这群人都炸朦了。昨天,就还是昨天,我们都还是一个革命知识青年,一个听党的话,上山下乡插队的好青年,一夜之间便成了反革命黑帮分子。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大了起来。刚离开学校不久,涉世不深,从未经历过任何政治斗争、政治运动的我们,面对这么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对手,我们都显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自问我们根据《十六条》去做,何错何罪之有?对他们那种种不实的污蔑、攻击和谩骂,我们想回击,却无力回击。因为我们还要回生产队去挣工分来养活自己。我们没有这个精力、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连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一切费用都是靠大家你三角、我五角钱地凑起来的。我们的对手是官办组织,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他们的一切开支都是从国库财政里支出,我们较得起吗?从末经过政治运动的历炼,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凶险和复杂。我们这群不知深浅的楞头小子真不知如何应对,面对着強大的攻击,我们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到最后只好偃旗息鼓,草草收场,敗陣下来。经此一招,使我感到浑身十分疲乏,好像被台风卷到波涛滚滚的大海中,在浪尖风口中拼命挣扎一样,要在绝望中求取生存。为了不连累家庭,那几天时间,我和林毓邦两人都不敢回家,因为我和毓邦同是1964年贵县高中同届毕业的校友,而我们俩都戴副近視镜,这个样相,在当時那个年代是显得很特殊的,同時林毓邦的父亲解放前任过“伪镇长” 的职务,而我父亲当時在贵县交通银行做一个小职员,为了保住饭碗,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组织(1948年的時候, 我父亲自动退了党, 在解放初期伪、旧职員进行登记時,我父亲也主动向政府做了登记)。我祖父在解放后被划为“化形地主”,( 我还记得1950年初,贵县进行土地改革,退租退押的時候,我们全族大大小小几十号人,当時还不足5岁的我,也一样被关进贵县幼稚园去接受土改(即土地改革)工作干部对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训话。但是直到現在为止, 我都还不明白当時把我祖父划定为“化形地主” 究竟是何意思?依据又在哪里?)所以说,我们俩个都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 的“孝子贤孙”,为了给我们插青这次行动抹黑,以达到从整体上摧垮我们的目的,当时满大街大字报都说这次插队、建队青年的行动是以我和林毓邦两人为首策划、组织、指揮,把我们俩个称之为“林、简二人”。( 其实,说我是主要的策划、组织、指挥者之一是不假,而硬将林毓邦牵扯进来,毓邦的确是无辜的。)因此我们两人都不敢回家, 生怕家里人因我们而受到牵累。 其实 那時我们己被上挖到祖宗三代、下累了親朋九族。我和毓邦两人在东湖公园游泳池边上熬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幸好当时游泳池的管理员谭火全是我小学时的同学, 又是同街兄弟, 街坊邻里, 互相间很熟悉,对我们插队建队青年的情况和这次行动都很同情和理解,收留我们,才有一个勉为栖身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