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

枪神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5-5-13 11:49
咬牙直混到北京，
大开眼界明行情，
结识各地知青友，

谢谢龙行天下朋友的关注及点评！

枪神

通过自身的亲历，使我们越来越对上山下乡是所谓走革命化道路这个说法产生质疑。是呀，我们把青春留在了乡村荒山，但我们在那片土地上吸收到了什么呢？除了能“劳其筋骨，饿其肌肤” 外，什么都没有！相反，应该说是那片土地从我们身上吸去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这时，我们到北京上访的知识青年从农垦部获悉当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有关精神，其中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城镇闲散劳动力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

这句话不胫而走，很快在我们1964、1965、1966年这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传开了。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天啊！直到此時我们才知道，当年我们这些舍弃了城市生活，放弃了升学机会，满腔热情奔赴农村，誓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贡献一切的热血青年竟然成了“城镇闲散劳动力”！一群社会上“多余的人群”！在这严峻的事实面前，我们终于醒悟了，“我们被骗了”！我们为自己被欺瞒的灵魂伤心和激怒。为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处理品廉价拍卖而悲哀。

枪神

回想下乡以来的一两年，我们完全是以革命甚至可以说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农村的。我们在农村办夜校，扫除文盲；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搞科学实验，要让穷乡僻壤变成沃野良田。我们这些大不过20岁左右，小不到16岁的青年，意气风发，干劲冲天，门上贴着“高瞻远足好青年志在农村，放眼世界革命者胸怀全球”的对联，心里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尚未获得解放的三分之二的人民。好像这个世界整个就是我们的，殊不知，现实和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城镇闲散劳动力”这一身份的确定，使大家意识到被愚弄之余更感到了理想的破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代人我们这群人曾有过的雄心，有过献身农村的激情和冲动，在现实面前我们的狂热性彻底碰了壁。如果说历史赋于我们这代人的伟大使命是消灭三大差别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我们用最美好的青春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三大差别不是在有效地缩小，而是相反，在我们身上明显地凸现甚至扩大的结果。因此说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已将上山下乡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错误路线。上山下乡只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过剩，也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困难的一个试验性的东西，它不过是冠以了一个华丽的名堂而已，我们这批人就成了这个试验的无谓试验品和无辜的牺牲者。当我们一旦发现自已最宝贵的青春、理想、汗水、劳动、投入乃至生命都是无效的投入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大厦立刻就会像雪崩一样坍塌下来。希望的破灭，前途渺茫。知青们绝望的情绪与日俱增。枯燥烦闷乏味的生活日复一日，我们无以发泄心中的压抑和忿满，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全国大地时，我们这群插青就是一堆干枯的柴火，那怕只要是碰到一丁点火星，它就会马上燃起冲天的烈焰。红卫兵的大串连帮助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大返城，各地的插队青年纷纷“揭竿而起”，下乡知青在红卫兵的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对这条路线进行了抵制。但由于我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我们是一群最弱势的群体，造反的心态不同，也夹杂有泄愤的情绪，当我们的行为得不到理解时，无奈之际，我们只好涌向北京，把矛盾上交给中央，而且愈演愈烈。

枪神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5-5-15 07:12
文件找到更心急，
只是闲散劳动力，
感觉青春被欺骗，

谢谢龙行天下朋友的关注及点评！

枪神

1966年12月25日，我亲眼目睹了清华大学数千学生，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些学生队伍分别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出发，沿途高呼口号，搞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共和国的首都，第一次听到了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口号，这些口号声从心底里使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亚于强地震的发生所给人们带来的震动。堂堂一个国家主席怎么说打倒就被打倒了呢？疑惑不解，彷徨不安，象一团迷雾笼罩了国人的心头。而且这些口号还用大大的标语醒目地张贴在天安门城墙上。

北京是一片混乱，加上从全国各地不断涌来的上访人员和串连学生，也就显得更混乱。

为了安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绪，1967年1月4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当时在京上访的文艺、教育、新闻、卫生、体育工作者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和张若波、林炀杰三人都有幸去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场是首都为庆祝国庆十周年而建造的十大建筑之一。那天，偌大的体育场早早就挤满了等待被接见的人群，人山人海。虽然没有见到毛主席，但能见上周总理，当时中国的第三号人物，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而又极平凡的老百姓来说，已是天大的荣幸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陪同周总理绕场一周和群众见面。周总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说：

“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许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

枪神

讲话中要求上京串连，上访的人员都要执行中央的命令，停止串连，马上返回原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那天江青穿着一身绿军装，一副矫揉造作，惺惺作态的样子，令人看到就是不顺眼。

冯振瑜、黄柏松、黄柳芳和林毓邦等人接到我给他们发出的电报后，于1967年1月5日才到达北京的，错过了这次接见的机会。

自从总理接见后不久，各地上京串连，上访的人员，当然也包括各地来京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被强制性地要求陆续离京，返回原籍。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了我们的来访。我们送上了我们的上访材料，中央文革接待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要回当地解决，并出具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介绍信给我们回当地政府，还买了返程的车票。由于有了上次去信广西区党委反映情况的先例，所以我们明知道此次上访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但有了中央文革接待站开具的介绍信，上面盖有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大红印章，我认为我们这次上京的上访的目的就已达到了，我们要的也是这个结果。因为有了这个结果，我们就不存在亡命外逃之说了。我们就可以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回家乡了。

当时，为了在北京多收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材料，同时对中央文革接待站有个交代，我们商量后决定，张若波、林炀杰和冯振瑜，林毓邦等人先回贵，我缓一步走。这样我在北京又多逗留了近10天时间。在这期间，我又结识了去山西曲沃插队的北京知青沈志耘、山東青島知青柳士桐、四川绵阳知青李炳兰等。

随着各地上山下乡插队知青进京上访告状的人数日益增多，且提出的、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激烈、严重，并且由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一直得不到答复，最终导致了相当部分在京上访的插青采取了过激的行为，冲击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安置办公室（我没有参与到这些行动），这才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1967年1月17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负责任人兼主管农林口的谭震林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当时在京上访的各地上山下乡插队青年的代表，我有幸作为唯一的广西上山下乡插队青年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接见。进入中南海小礼堂要经过十分严格的手续和检查。首先给每个参加被接见的人发一张进入中南海的通行证，上面盖有国务院的大印。然后事先集中在一个地方等候，由中南海派出一辆专车（中巴）来接我们。上车前要逐一验票上车，到达中南海后，又逐一验票下车，再经过检查，验票才被允许进入小礼堂。

枪神

我们进入会场十多分钟后，谭震林副总理在其他中央同志的陪同下才来到小礼堂。由国务院农林口的负责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副组长杨毅给我们介绍了谭副总理。我见到的谭震林个子矮小、干练，留着一个小平头，穿一身绿军装。见到我们这些各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一副挺严肃的样子。可能是由于当时在他的脑子中，就已认为我们这些知青都是来闹事的调皮捣蛋鬼，所以心中恼火，故意不给好脸色我们看。但我们知青代表才不管他的这个态度。杨毅介绍完之后，谭副总理说要先听听我们知青代表的意见和要求。这时，我们插队青年代表便连珠炮似的纷纷发言，向谭震林副总理反映插队青年在农村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情况，希望中央对插队青年的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关照和解决。但鉴于当时整个国家的形势正是处在个人崇拜最狂热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工作的严重弊端尚未为中央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谭震林副总理当然无法正面回答知青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只是一味强调要求插队知青要响应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就地闹革命，安心农村生产。双方唇枪舌剑相持了许久时间，各自都不能说服对方，谭副总理见到我们知青代表不肯接纳他的意见，很是生气，拂袖离席而走，只留下杨毅副组长和一些工作人员来和我们周旋。我们各地知青代表，见到我们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上的答复，大家心中也有气，就磨蹭在礼堂里不愿离开。从下午五点多钟一直延续到晚上近十二点，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互相僵持，场面十分尴尬而又冷冷清清，大家都没有吃饭。由于时间太久，杨毅副组长有胃病，因肚饿引起胃痛发作，整个人直冒冷汗，工作人员见到此状，忙问

“谁身上带有干粮，杨组长胃有问题，给点杨组长解急”。

刚好我身上还留有个中午时的馒头，拿出来给他吃了之后，才缓缓回过神来。后来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晚餐，但我们都表示，问题不解决，我们不吃饭。杨毅和其他工作人员再三耐心劝慰开导我们，见到此状况，我们这十七个代表聚在一起商量，感到解决问题无望，硬拖也不是办法，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同意饭后便离开中南海小礼堂。杨毅副组长安排用中央首长的红旗小轿车分别送我们回到各自的住地。此次接见无任何结果，不欢而散，时已近凌晨两点了。由此可见，上至中央领导人物，下至基层民众，根本不把我们这些插队青年放在眼里，但是在京上访的插队青年并不因此而退缩，相反，上京上访的插队青年日益增多，要求解决插队知青的问题呼声越来越强烈，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用现身说法控诉揭露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中所遭受的迫害、歧视、侮辱、血淋淋的事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

枪神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5-5-18 08:16
亲眼目睹北京热，
首长接见规劝多，
结果自然不理想，

谢谢龙行天下朋友的关注及点评！

枪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并给予肯定的东西，因此，在当时被年轻一代人激情神化了的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神圣光环里，伟人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容不得来自任何人的半点褻渎，怀疑和否定。否则将会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原来主持知识青年工作的刘少奇、谭震林都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而上山下乡当时是打着伟人的旗号进行动员的，谁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那不是死路一条吗！因此，我们上山下乡青年只能违心地将这黑锅往刘少奇头上扣，硬说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上山下乡革命路线所导至的结果，提出要彻底砸烂“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山下乡路线”。

就是在这种情绪的影响驱使下，当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上山下乡青年专门下达了一个文件（简称10.8通知）时，我们就敢于做出在张贴的中央文件上签上了我们下乡青年的意见和心声，公开表示抵制的过激行为（此事已是后话了）。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妹妹的来信，她说贵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狠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给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已陆续地得到平反了，要我抓紧时间赶紧回来，洗清自已的罪名。这样我就结束了在京上访，启程返回贵县。

1967年2月1日我回到了家乡---贵县。当我兴冲冲踏进家们时，我看到整个家庭被极度悲哀的气氛笼罩着。进家门，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我的堂侄女，没等我开口，她就泪流满面的告诉我，妹妹外出串连在回家的途中不幸感染上了脑膜炎，刚回到家便病情发作, 虽经医院抢救无效，于三天前含恨离开了人世。我听后悲痛万分、泪如泉涌。妹妹才18岁，1966年秋刚高中毕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高考停止，她肯定能考上大学的。妹妹的离去给我们家很大的打击，尤其是母亲。我清晰地记得去年的11月3日，我离家出走的時候，妹妹她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那時，我没有答复，也无法答复，因为連我自己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如何，让我如何去回答呢？可现在我回来了，她却撒手人寰了。我怀里还揣着几枚毛主席像章，是她在给我的信中特别交带，要给她设法弄几枚像章，因为文革初期的時候，像章发行量还很少，能得到一枚像章佩戴是很時髦、很光荣、也很令人羨慕，因此，那時的像章尤显珍贵。我满含泪水，把像章捧在手上，对着妹妹的遗像，轻轻地说：

“妹妹，你要的像章我给你带来了，你怎么不等等，你为什么走的那么快、那么急？也不让我们兄妹见上一面……”。

母亲病蔫蔫的一副样子躺在床上，听说我回来了，就放声嚎啕大哭，可怜天下父母心，白头人送黑发人，此中痛切之情岂是旁人所能理解体会？看着悲痛欲绝、伤心不己的母亲，我能说什么、然而又该说什么呢？此时，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无法安抚得母亲失去厶女的痛彻心灵。妹妺聪明乖巧，長得人見人爱，自小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掌上明珠，更是母親的心肝宝貝，现今妹妹的突然离去，对母亲来说，那是剜却心头肉啊！加上在文革中我又落难外逃，让她怎么能接受得了这残酷的現实？我双膝跪倒在母亲的床前，看着母亲那被痛苦极度煎熬而显得更加痩削、焦悴、蒼老的脸厐時，叫了声“妈……”我再也说不出话了, 自己外逃几个月所经受的种种委屈、波折和思亲之情景倾刻间全涌上心头，想到与妺妹从此阴阳两隔、永无再見之時，想到家庭因自己而撗遭牵累，想到这一切的一切的時候，我无法再抑制自己那被禁锢了数月的感情，紧紧地揽着母亲、亦放声痛哭了起来，我任凭泪水在脸上唰唰直个流淌不停、我要让自己郁积了几个月的种种感情得以尽情地渲泄个痛快……此情、此景，让哥哥、伯母、堂嫂、侄女们看着看着，也止不住哭了起来，全家哭成一片。

枪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半年多时间来，母亲的心被伤害得太惨重了。可不，文革初期因我被通城文字围剿而忧心忡忡，愁得食无味、寝不安。后我又不辞而别离家出走，生死未卜，使她整天为我胆战心惊，直到我去到北京后，给家中写了信，知道我的情况后，心情才稍为安宁一点。可妹妹突染重病早逝。无异是在她重创未愈的心灵又再多插上一把刀，使她整个心更滴血淋漓。经此一致命的打击，使她老人家更加苍老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