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信——1969

思歌腾的故事

1970年8月16日

禹辰吾儿：

我们于6月30日、7月15日、8月15日先后收到你给家中回信四封，并与8月8日收到你寄回的棉被、床单等物，由于近一个月来天津的气候非常炎热，阴雨连绵不断，气温很高，因此就没及时给你复信，家中一切都好，我们也很健康，毋庸挂念。关于购买推子的问题，自接到信后就给你到处去找，不过天津暂时无货，你大哥托人去上海代买，捎来后即给你寄去。

你二姨夫已于7月份被疏散到北郊区青光村，离市区50里左右，你五哥随同一块去的。

......

从你的几封来信中可以看到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对你丰富了不少的社会经验，我们对你是比较放心的。但是在工作上、生活上还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怕花钱。

时间的确过得很快，再有四个月70年就要过去了，我们即将看到你了，我们是多么的高兴啊！......关于你二哥是否可以回来，目前还不能肯定，如果不准假时，在你回津时你妈妈叫你途中转去你二哥那里看看，再回家或回去时去看他。初步是有这个打算，到时候看情况再定。

目前家中生活条件已逐渐好转，已无外债，今后对家中生活你就不必操心、不必惦着家里。

祝你工作顺利，学习进步。

           并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父字

                                70.8.16

注：从父亲的信中，可以感受到父母期盼我回家的迫切心情，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动荡，我的亲人长辈在变故面前所面临的困境，老舅母孤寡一人，没有生活来源且有残疾——一次意外导致一侧大腿股骨颈骨折，从此不能走路。二姨夫和他的儿子父子二人被疏散的郊区务农也身处囹圄。父亲在惦念我们的同时还要分出精力和财力来照顾他们，可见当时是何等的困难。四年前，在去某医院给妻办理残疾证的时候，很偶然地遇到了我的姨哥，他正陪着他的老伴、也就是我的姨表嫂做康复训练呢，她患有脑梗塞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想当年我姨哥不仅是个帅小伙也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文革后期、战备紧张大搞疏散的时候，被迫合家举迁到当时的北郊区，当了多年的农民，如果没有文革的摧残，那也是一个人才。

关于我二哥，那年在我回家后不久，终于也请了探亲假回到了天津，我们兄弟二人分别一年多以后也终于见面，一家人一次难得的大团圆。

关于给家里寄回棉被，是因为那时家里非常困难。在我们离家时，家里仅有的几床被我们哥俩每人带走了一条，所以到牧区后，因为还有一条国家发的绿军被，我就将这条不用的棉被又寄回了家中。

信的反面有几行大哥写的字；

禹辰弟你好，兄十分想念你，望你把身体保养好，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勿惦家事，你需要的东西我已托人去买。目前天津和全国各地都在讨论研究修改“五四”宪法，迎接“四届人大”召开，但不知你那是否知道。

再见 兄 华鑫

                                                                 70.8.16

注：看着大哥45年前写的字，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两眼，2007年初，大哥因心脏病不治离开了人间。他一辈子也是饱受辛苦，下岗十几年，单位一分钱也不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还没拿几个月的退休金，就重病而亡，真是人间的一个悲剧。他的一生大半是在操劳和郁闷中度过，没有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而今我还活着，还坐在电脑旁，一字一字的抄写着过去的家信，这怎不让我百感交集？

思歌腾的故事

1970年9月17日

禹辰吾儿：

8月16日给你去的信不知收到否，前几天在天津给你买到推子一把（上海产品无货），因工作忙没有及时给你寄去。另外又有些心事不整，就是当前天津市又掀起第二次疏散人口新高潮。疏散对象主要是闲散人口、退休工人和社会青年、应届毕业生及服务大队的临时工，各区和街道搞的程度有很大区别。我们街道代表......把你大哥作为动员对象，多次到你大哥厂方去做解雇动员，但都被他厂方拒绝了。目前咱对门孙二大爷的儿子小六就是她们冒的坏，在棉四被解雇了。而你大哥不但没解雇，相反地更被重用了。......

你几时回家，提前告诉我们，以便准时到车站接你。今给你寄去推子一把、指甲刀一个（推子有发货票），收到后来信。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父                                

随信还有小妹写给我的信：

三哥你好：

近来你的身体好吗，工作顺利吗，最近这几个月

三哥你好，近来你的身体好吗，工作顺利吗，最近这几个与我也没有给你去信，因为我最近这几个月我得了心脏病，每天都要休息，我也就来不及给你写信了，请原谅我这一次吧。现在我也很想你，现在妈妈和咱爸爸都很想你也很惦念你的。现在我四哥在学校也很忙，最近又当上了排长，也是非常想你的。三哥，你给家里寄张相片来，还要给我四哥写一份张勇事迹过程给他写一份寄来，家里一切都很好，请不要惦念家里，我的信就写到这里。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四哥问你好。

敬礼

                          一兰妹妹

请回信               

                      70.9.17

注：这封信是父亲所写给我的信中比较短的一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比较放心了，因此没什么事情，父亲的信也变得短了起来。只是当时父亲提到的街道动员疏散人口的事情还有大哥的临时工问题，有“小人”一直在捣鬼希望我大哥能被裁减下来，让我多少有些揪心。那时还是极左思潮主宰一切，幸亏那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家，否则结局不堪设想。

思歌腾的故事

1970年10月30日

禹辰吾儿：

我们于10月18日收到你汇来的50元现金，19日接到你10月11日寄来的信，内情尽悉。因为近来你母亲身体欠佳，突然吐血，经治疗和检查系气管出血，经服药打针已痊愈。再加上黑龙江你二哥的战友唐元顺来津探亲，我到他家访问了两次，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迟至今日才给你复信。

从信中了解到你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进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你牢记主席教导“戒骄戒躁”仍须继续努力。

关于你回家的问题，你母亲的意见是不一定要等结账后再回来，因为你们那的气候是较严寒的，时间越晚是越冷的，途中是有很多不便的。你可以提前借一笔款使用（去年陈明新、秦德平、杨永年等人他们回家时都是预支150-200元）你是否可以采用这样方法提前回来。我们希望你尽量这样做。你可以向和你一块回山西的老大爷商量一下。日期确定后，提前给家里来封信说明。在上火车前，可在满洲里给家中拍一份电报，说明动身时间和车次，我们到车站去接你。为这事，你母亲每天都在盼，心情非常高兴，精神为之振奋，病情大为见好。并且准备到车站亲自接你。遗憾的是你二哥今年恐怕还不能回来。大伟来信说今年也回家。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父字

                                     70.10.30

注：距回家的日期越来越近了，父母已经按耐不住迫切的心情了。特别是母亲，那思儿的心情更是难以形容。那时我还在大队仓库放趴虎子——改良种羊，和一位山西籍老社员赵黄登搭伴，过着定居的生活，我干活，他做饭。他是一位孤身老人，那时已经有70多岁了，但身体结实，过日子心细、节俭。他总跟我讲“老实常在”的道理，这让我很是认同，结果我也确实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辈子。

思歌腾的故事

1970年11月3日

禹辰：

10月30日给你的信谅已收到。关于回家的问题，希望能按原意，不再多谈。

听说你们旗里组织了一些人为代表团来天津宣传关于张勇事迹，他们住在天津第二饭店。得悉后，你母亲和一兰、庄姨于11月2日下午七点去第二饭店进行了访问，会见了你们旗里的毛主任和黄花公社的巴主任，谈到你的名字时，他们都知道。巴主任把你的工作、学习情况简略地向你母亲作了介绍，他们也看出你母亲身体不太好，也同意叫你提前回家探亲，他们可能在11月10日前后返回内蒙，他们见到你时也要向你介绍这些情况。毛主任、巴主任和牧民代表对你母亲很亲热，他们都很爱一兰，并叫一兰和他们一块去内蒙和你一块回家。到晚上10点和他们告别时，他们都送出老远。待他们回去时，待你母亲向他们致谢。

                               父字

                                   70.11.3

注：接到父亲这封信不久，大概是1970年12月上旬吧，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踏上了回家之路，这是我到牧区大约20个月后的第一次回家。这次回家是令人难忘的，为此我曾专门写了一篇回忆——“回家”，被收录在几年前西旗知青出版的“草原思歌腾”一书中。回家之路也很辛苦，主要是牧区交通不便，旗里有一趟长途汽车开往满洲里，但一星期只有一趟，我们只能到一个叫做哈拉牛敦的地方去等车，还不一定能坐得上。幸亏那时队里新添了一台胶轮拖拉机，时常给公社的供销社去满洲里拉货，于是我们赶机会搭乘了队里的拖拉机，经过5-6个小时的颠簸到达了满洲里，住宿一夜之后，才乘上列车奔赴天津。那时虽然瘦小，却身背肩扛拿着近百斤的东西和行李；两只宰好装在了羊肚子里冻得硬邦邦的羊放在皮箱内背在肩上、一袋约50斤的白面分放在两个旅行包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真不亚于一次大逃亡！草原的羊肉非常鲜美，一点也不膻。记得拿回家后父亲特意给我们做了一次涮羊肉，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同学好友几乎每家都分了点。来自草原的白面也很好，不仅白而且筋道有劲，蒸出来馒头又大、又白、又好吃。所以我带回的这些东西很受家人欢迎。虽然母亲见我带了这么多东西，一直埋怨我多累啊，但从他们的笑容里我感到了他们的开心——终于见到他们日思夜盼的儿子了。我回家不久，远在黑龙江兵团的二哥也被批准回家探亲，这是我们兄弟二人分别近两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如此我们一家人有了第一次团聚。

这次回家大约住了3个月，这3个月在走亲访友中很快地就过去了。那时，知青回家后相互间都要串联，到没回来的知青战友家去看望他们的父母，走时也要去告别或为其带回点东西什么的，这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知青之间也要相互宴请欢聚，每个家长也都热心张罗于此事，我想这都是患难见真情的缘故吧。

关于父亲信中提到的草原到天津的慰问团的事情，具体他们到天津都慰问了谁，我想还主要是张勇她们家吧。父亲提到的的巴主任，应该叫巴拉珠尔，是当时我们公社革委会的主任，记忆中是一个年近5旬的黑脸大汉，汉语不太流利，其他的就想不起来了。他们回牧区后，并没有见到我，因为我的驻地毕竟离公社还有数十里地，他们不大可能为此事去专程看我，而且那么多的知青，他们也不大可能认识我。牧区的交通、通讯等等是很不方便的，而父亲根本就不了解这一点。

思歌腾的故事

龙版主您好，感谢您一直在关注“父亲的信”并一直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也鼓励我要坚持把它做完。1970年父亲的信发表了11封，其实还应该有几封，不过我没有收到，这是草原的特定环境所造成的。此后还有1971、1972等，我将在近期内抓紧时间整理完毕。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对我们下乡的事实开始接受，我们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放牧的单调、寂寞生活也逐渐适应，所以通信数量有所减少，信中内容也有所简单——少了很多的豪言壮语。1969和1970是自己到草原经受考验和锻炼的关键两年，此后生活变得更加平淡起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坚守在草原继续革命的决心也开始动摇，现在回顾那一段岁月，他所体现的也是一个幼稚的青年逐渐走向成熟的一段记录。

思歌腾的故事

感谢您的关注。的确，“我们要知足常乐，好好的活着，为了父母对我们的一片真情和痴心，也为了怀念我们的战友，还有为了我们的儿女们。”

思歌腾的故事

父亲的信——1971年

1971年3月22日

禹辰：

21日接到你返回牧区的第一封信，知道你平安地到达了满洲里，更巧的是又赶上了你队的拖拉机，能顺利地搭乘该车归队，我们非常放心。15日你改乘快车走后，天津又下了一场大雪，转天就化了，晴天后气温马上就升高了，棉裤已经脱掉。现在你们那里的气温可能还是很低的，要注意增减衣服，别着凉。

在我们分别的时候，虽然有些难过，但和你第一次走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的思想很开朗，心情也很舒畅，你的心愿一定能达到。根据咱家目前的生活条件，我和你妈妈是会保养自己的身体的，这些你就不必忧虑了。归队后安排好工作，你再详细的告诉我们。

现在知识青年大部分都归队了，火车非常拥挤，票也不好买，陈涛又改变了走的计划，票退了，在津暂时多住几天再走。你二哥由于北京来的伙伴一再拖延日期，不便拒绝，所以只好再等几天，预计26-27日可动身。大伟于21日晚11点动身回去了，杨利生可能在月底也就回去了。

这次在家居住三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感到我们话还没有谈够，记取这次经验，待下次探亲返家时，我们必须好好地畅谈。

现在你母亲精神很好，吃的也比较多一些了，身体逐渐恢复，不要惦念。阳利的母亲在你走后，隔一天就回老家了，现在还没有接到阳利的来信。下次来信把小德子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父字

                                71.3.22

注：这是1971年父亲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也是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按期返回牧区后，接到父亲的第一封来信。这次回家，父母看到我各方面都挺好，因此长期悬挂在他们心头的担心终于减轻了许多。当然再次离家时，大家的依依惜别、特别是母亲的又一次难过和眼泪仍然是避免不了。悲欢离合、人之常情，在那个年代的那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津期间，我和我的小学好友陈涛、阳利、文奎利用这段难得的相逢痛痛快快的玩了好多天，我们彼此的感情是太深了，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几乎是形影不离。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天晚上，在我家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到陈涛家去看看，他的父母对我也非常好。走到半路，夜色昏暗的灯光下有几个戴着军帽的少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那时，天津街头新添了一群15-16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多是干部子女，号称“土联动”(文革期间产生的一种畸胎，一类街头流氓），他们常常背着一个绿军包，而包里面通常放着的是用来打架的凶器——菜刀或铁扳手之类的东西。这天晚上他们恰好准备在这里打一场群架，偏巧我们三个走到这里，所以便上来拦住去路，让我们立正、站好。对于这突发事件，我们只知道是遇上流氓了，虽然我们从未跟人打过架，但是并不畏惧。一时怒起，我一个巴掌打过去，搧了对手一个耳光，他反应也很快，一个铁板手抡过来，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头上，我轰的一下晕倒在地。与此同时，阳利也和对方厮打起来，陈涛趁乱急急跑回我家，偏巧我二哥还有他的几个兵团战友也都在我家吃饭，听到消息他们迅速的赶来，也不过是百米的路程，几分钟的事情，那几个土玩闹，见来了援军，立刻落荒而逃，但还是被阳利死死揪住了一个，当然对这厮的一通暴打是免不了，瞬间便是鼻青脸肿，然后便将其扭送到派出所。此时，我已站起，摸着头部有丝丝的血迹流下来，原来是头顶被他们的铁板手砸破了，但不严重。受伤比较重的是阳利，由于他比较粗壮，所以便有几个歹徒同时向他攻击，他的头部被砸破了好几处，已经血流满面了。我们急忙去反帝医院（现在叫天津医院）进行了包扎、缝合，然后到派出所解决问题。事情很快就调查清楚，原来是由于天黑，他们误把我们几个看成是来找他们打架的对手了，所以才上来挑衅攻击。事后，他们几个被拘留了几天，还赔偿了我们的医药费和损毁的衣帽等物品，这件事，在我们的居民区也曾轰动一时。

还有一件我至今未能忘怀的事情，也发生在第一次回家后，过年后的一天，也是我们几个刚刚从陈涛家出来，偏巧遇上了也是小学同班的一位女同学，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但由于人多，当时我们都没好意思说些什么，只是简单地客套了几句，说有时间出来玩啊，但却总也没有“出来过”。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始终没有见过面，即使是今天虽然已经知道了彼此的一些信息，但也没再联系过，这多少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

那次回牧区在满洲里住招待所的时候遇到了我们队开拖拉机的周长富，他是来满洲里给公社供销社拉货的。真是太巧了，否则我得等上几天才能搭乘去西旗的长途汽车到哈拉牛敦（一个中国地图上标有的、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然后再步行几十里到生产队的队部——呜呼鲁楚鲁。周长富是一个很好的汉族社员，为人忠厚，跟我们知青关系不错，利生对他的评价很高。前几年老社员徐金水从牧区来天津探亲，我和利生知道后前去看望，从他口中得知了周长富早已去世的消息，我们为他唏嘘了很久。

我回到牧区后，即被安排到蒙古包，开始了放牧的生活，草原正在迎接春天，接羔马上就要开始了，人们都在全力以赴准备迎接那些新的生命。

思歌腾的故事

1971年4月2日

禹辰吾儿：

于3月21日、4月1日连续收到你的两封信，并与3月27日收到你汇来的一百元现款，我于3月22日给你复信谅已收到。你二哥已于3月28日返回黑龙江，现在还没有接到他的来信，具体情况还不了解，正在等待他的信悉。你到牧区见着张大爷(张木匠)等人及牧民们代我们问好了吗？希望你给我们把好都捎到，感谢他们对你的关怀和照顾。

知道你最近分配的工作是放牧，这工作是比较艰苦些，我们相信你是能够坚持的。但一定要和包里的同志搞好关系、加强团结，对饮食和气候变化诸方面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要爱护，骑马要多加小心。

杨永年已给他家来信，并把他们那里（队里）的情况和生活情况都详细介绍了，我们也同样希望你把队里的情况及生活待遇等方面也做一个介绍，也好使我们放心，并且把你给家汇款的情况也说一下。你走后润章的北京伙伴于25日到咱家住了3天，于28日离津。家里只借了45元的账，这100元除还账外尚余55元，足够家里半月生活费用，你就放心吧。

杨利生于3月25日返回牧区的，我们托他给你捎去大米6斤和一些瓜子及鹿皮鞋，一个黄色制服上衣、一条旧青裤，还有几张像片。

家里的事不要惦念，我们的身体你也不要过于操心，我们是会保重的，毋庸远念。来信时一定把你最近各方面情况写清楚，使我们了解你情况，以免惦念。再谈。

陈涛到现在还没走，他可能给你寄去一部分像片，阳利还没有来信，不知你见到他的来信否？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父字

                                   71.4.2

注：记不清这次给家汇去的100元钱是怎样得来的了，可能是那年的年终分红补发的吧？所以回到牧区后，拿到钱即刻给家里汇去。那时在牧区，我们的收入相比于内地农村而言还算是不错的。除了第一年，我们没有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以外，自第二年起，我们知青挣得工分基本和当地牧民一样了；马倌是最辛苦的，在队里拿最高的工分12分，羊倌放牧不能离开羊群，也比较辛苦所以给10分，牛倌相对而言比较自在，给9分。包里的老板子，拿下夜的分，给9分，（下夜主要是夏天，要有人夜间守护在羊群旁边值班，以防狼群的袭击）老板娘主要是做饭，属于后勤人员，给7分。我们知青大部分是羊倌，所以一般的都给十个工分。那时一个工分大约两毛钱，所以我们大约一天可以挣得1.5-2元钱，这应该是很不错的了。因为后来听说，那些内地农村插队的知青一个工才几毛钱，不仅累而且还吃不饱，有的到了年底甚至还欠队里的钱，这叫大家怎么活？所以相对而言，牧区除了生活条件艰苦以外，论收入我们还是不错的了。我们每月都能预支20-30元的生活费，到了年底还能分到剩余的那部分。再说，牧区也没有什么可开销的，因此我每每能够积攒下一笔小钱，有机会便给家里邮寄些回去。我自幼知道家中贫困、父母辛苦，所以很顾家，总是想着帮着他们分担些困难。我从小就比较懂事，这也是父母对我一直疼爱有加的原因之一。记得父亲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下乡那些年我们哥俩给家里寄钱的数目和日期，我给家寄回了数百元，这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它帮助家里渡过了不少难关。

父亲信中提到的张大爷，是我们队里的一位汉族老社员——张木匠，那时大约近70岁了，为人耿直，是我们佩服的那种典型的贫下中农。他对我很赞赏，因为自己在工作中一直表现的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记得那一年队里选举先进去参加旗里第三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他站出来说话，力挺我当选，他说不让小华子去让谁去？结果才有了后来参加的旗代会，才有了后来的贝尔公社参观之行。我至今保留着一张在东庙时的照片，其中那位蹲在中间的老者，就是张木匠张大爷。

思歌腾的故事

1971年5月14日

禹辰吾儿：

你4月9日的来信已收到，又于5月6日收到第四封信，内情尽悉。近来家里情况还和往常一样无甚变化，我的身体由于天气暖和胃口一天天好起来，一直没痛。你母亲身体也无大的变化，就是关节比较严重，肩膀子和手腕子肿了，做活是比较困难的，医疗无特效药，其他均正常。

关于你留下的旧钱夹早就给你存好，我看看也没什么特殊的东西，里边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动。陈涛已于4月5日返内蒙了，像片他说给你寄去，不知你接到他的信否。阳利一直也没来信，听他的表姐说，他回去后领导对他很严厉，已做了好几次检查，详情还不太清楚，不知他给你来信否。

你二哥走后只收到他两封信，你和他通信否。

关于你的政治生活，我们是应该关心的，自你走后还没给你寄去过一次，我已选好几本活页文选即时给你寄去，今后有新资料随时给你寄去。不多谈了。

           祝你工作学习进步

                                  父字

                                       71.5.14

注：阳利是我的小学好友，下乡到黑龙江七星泡农场。那一年我回牧区时，我们一起搭伴同行，是在哈尔滨还是齐齐哈尔那一站分的手已经记不清了，在车站检票口还曾偶遇我们的一个小学或是中学女同学，是谁也记不得了。那时知青回家，很多人都不愿意早早地返回农村，一住3-5个月甚至半年，也是很普遍的事。阳利每年都回家，因为是农场，可能在管理上会严格一些，晚归超假受点批评也很平常。那个旧钱夹里有一张1970年的小型日历卡，那是我小学同学（一位女同学）在我下乡后通过书信寄给我的，我一直收藏着，那是埋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秘密。回牧区时将钱夹忘在了家里，所以写信嘱咐父亲一定要收好。

思歌腾的故事

1971年6月19日

禹辰吾儿：

你的6月1日来信于9日收到了，内情尽悉。5月27日你的母校——42中革委会的同志到咱家来访谈及当日晚校革委会组织一部分人员去黑龙江为张勇牺牲一周年前去扫墓，问问我们有什么东西和信顺便带去，我们托他们给你捎去一顶大草帽，其他的东西也没来得及给你准备，不知你接到否。

听你谈到的草原上的大好形势和你在草原上工作的坚强意志，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使我们更加放下心来，也无须你再为我们做多余的工作，只希望你能够经常的把草原上各方面的情况不断介绍，使我们对草原上生活就更加了解啦！

近来我的工作、学习等方面都很好，生活的也不错，一切都很顺利，你母亲近来精神也很好，思想非常开朗，比前二年有较大的进步，希望自己的身体也能强健起来，每年能看见你们的成长和进步，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

另外给你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给你寄去。再有你社目前“选调”工作是怎样做的，来信介绍一下。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父字

                                     71.6.19

注：1971年6月3日，是我们的知青战友张勇牺牲一周年纪念，全旗的很多知青还有当地的草原牧民、当地政府和特意从天津赶来的慰问团，还有张勇的妈妈都在这一天来到张勇的烈士墓前为她召开了追思大会，当然我们公社的知青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记得那一天，我和利生一起从大队仓库骑马去30里之遥的公社，快到张勇墓地时恰好有马群经过这里，我骑得哈特马兴奋起来，从山坡向下一直朝着马群跑，我怎么也勒不住，结果踩到了鼠洞，一个马失前蹄将我头朝下重重地摔了下来，当时似乎有过短暂的昏厥。是利生将我的马牵了回来，我不顾头痛和嘴角上的血迹，又翻身上马，我们直奔张勇墓的会场。父亲委托母校的慰问团带来的那顶大草帽的事我已不记得，可能是因为考虑我放羊需要的缘故吧，其实在草地很少有人戴着草帽放羊，我们那时在夏天通常就是戴着一顶绿军帽。

关于“选调”，是那时新出现的一个名词，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已经开始强调要选拔安排调动一些在农村经受过锻炼、表现较好的知青到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上去，以利于当地的发展需要，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选调”。在牧区草原，那时也开始安排调动一些知青做些别的工作，好像主要是安排在公社和西旗，我的一位满洲里知青好友就是被调到了公社粮站，成为了一位营业员。这是一位有个性、又有些文质彬彬的青年，大约长我两岁，我们很谈得来。他跟我们天津知青的关系都挺好，大家也很喜欢他，而且自从他定居于公社以后，我们再到公社去就都有了吃饭和休息的地方。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回满洲里结了婚，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回来后他的情绪很不好，人也变得消沉起来。但他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尽管这40多年已经失去了联系。后来，又有一部分人被调往了扎兰诺尔煤矿，人员不多，主要是满洲里知青。但就是这样的一点小变化，家乡的父老都知道了，并且引起了关注和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