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扬州知青王家林文章《知青养老：迫在眉睫》

雪纷纷

还有“多子多福”家庭观念，那一个家庭不是儿孙满堂绕膝，少则4、5个，多则8、9个儿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家庭内部可以消化。但现代社会与过去大不相同，特别是中国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当时结婚生子的年青人，如今都进入老年，其中大部分是知青，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其家庭2+1小型化，其中有50%以上空巢化，子女在外地工作，全国还有400万失独家庭。试问家庭养老怎么养？说官话者身居高位，养尊处优，衣食住行玩，都有许多人侍侯，还庇荫子女，连残疾儿子都有4个护士服侍照应。真是“躺着说话腰不疼”。
诸贵吏官气僚味实足，推卸政府责任，缺失公徳良心的官话，引起社会民众极大反响与不滿。现实是养老难、看病难、退休金政策偏歪歧视、社会公益养老设施奇缺。还昧良心、说瞎话“警惕福利冲动，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望过高，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发表缺乏公徳良心言论的官员，在民主国家，会被民众轰下台。
“饱汉不知饿汉饥、贵官不知贱民寒”。学者戴志勇在《南方周末》刋登文章《如果有一天、你老无所依》；10年一变的宣传标语变迁史，从“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到“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再到“养老不能靠政府”。不过区区30年，政府责任步步后退。
“养儿防老”己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流传的传统定式，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这一定式基本被打破，政府“拍胸脯” ；“靠政府！”30多年后，独生子女的父母都老了，又说“靠老靠家庭” ，“居家养老为主” 。若有3、5个子女，还将就轮流照应，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其中相当部分在异地工作，家中只有老人相依为命，或鳏寡独居，甚至全国还有400万失独老人。养老靠家庭、居家养老只是句空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言以凿凿地讲；“我是人民的儿子” 。现在“人民” 老了，需要依靠“儿子” 。儿子可要负起养老的主要责任哟！
如果是权力未伸到公民床边的小政府，养儿防老，自力救助，天经地义。即便老者怀之，政府也只需给鳏寡孤独提供基本养老救济，30多年前政府以国务院红头文件形式给全民作出的庄重承诺，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双方退休后，增加5%退休金，以助养老，如今成为一纸空文。
在大包大揽的计划经计时代，国家统管一切，毛泽东就曾说过“七亿人，统统管着”。新中国刚解放的上世紀50年代初，国家颁布《劳动保险条例》，官方媒体大肆宣传：“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公家人”生老病死自然也该由政府管着。常事要符合常理，政府“大人”答应升斗“小民” 的承诺要兑现，兑现不了，要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不然，“小沈阳”又会问“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早在2006年7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谈到社会养老问题，呼吁归还国家对社会养老保障欠款，这件事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到，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封进在《一言难尽养老金》一文中谈到社会养老问题；国家承担的问题够不够，事实上政府的投入确实不太够，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养老金的补贴，只占财政支出的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联合国所要求的的标准。
中国政府是大政府，有无所不包的巨大权力和巨大财力。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理应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民生问题--养老大事。
【二】、养老政策缺位
目前社会养老研究人员及民众对中国养老政策颇有微词，例如养老金双轨制，养老保险替代率低，缴纳社会保险金比率过高等政策还不能符合人性化常理与社会发展规律。
1、        养老保险替代率过低：
养老保险替代率是衡量老年保障程度的关键性指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从某职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可知道其退休后的生活大概可以维持在什么水平。
根据香港《凤凰周刋》2014年第二期《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至今仍在80%以上，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已触及30%的超低水平。而养老金水平最低的农民，据学者刘军伟博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研究》透露,替代率只有23.5%，几乎

雪纷纷

不可能满足其基本生活要求。
中国企业职缴费率高,相反,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还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到50%,且连续9年下降，远远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低于1993年之前中国政府制定70%的替代率标准和世界银行组织制定的70%的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标准。甚至低于世界劳工组织制定的55%国际警戒线标准。中国职工的工资水平本来就低,中国职工的工资总量只占GDP13%左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缴费率高,替代率低。势必造成中国社会基层老人生活拮据。时有所闻,中国社会上的极端事件，有的系60岁以上的老人所为。这与他们生活窘迫,感到无望,心理畸态,报复社会有关。当然，决不姑息这种严重违法行为,必须狠狠打击。但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的根源和社会土壤,值得政府决策者深思。
著名经济学家高连奎在《中国人民生》一书中指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文革前还明文规定70%以上，以后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下降，2011年为50.3%。其中江苏45.7%；重庆44.2%；吉林45.8%。
中国养老金替代率目前已经下降至40％以下。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为55％，中国已经低于国际警戒线。而机关、事业单位仍然沿用财政大包大揽的制度，养老保险替代率确定为92％-107％。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初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者中，75.4%退休职工养老金低于2000元，92.3%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却都高于4000元。差距两倍多。虽然从2005年开始，政府连续第九年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社会各界并不“领情” ，相反，却对养老金替代率连年下降产生不滿和质疑。
中国职工工资水平及增长率在世界上属于偏低水平，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再低。势必陷入生活窘迫的境地。
2、社会保险金缴费率过高：
现行的养老金二元结构,始于1993年实行统帐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制度改革时,机关事业并未参加改革,而继续釆用专统的国家--保障制。还有专家认为,我国社会养老金发放实际上是实行的三元制,还有一元是处于最低层的农村养老制度。他们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20%左右。企业职工的养老金缴费率高达28%。（其中企业缴20%，个人缴8%）远高于联合国所要求的20%的警戒线。也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2014年第二期《凤凰周刊》写道，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统计资料透露：德国职工社会养老金缴费率只有18.6%；日本15.4%；英国22.2%；印度24%；印尼6%；俄罗斯26%（但都由企业缴,个人不缴）。
中国社会保险金缴费率在全世界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香港、台湾的4.6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专家分析：在中国，现在大陆企业职工已经负担很高的社保缴费，以常说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保“五险”计算，目前企业缴费占比30％，企业职工个人负担的费用占比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达10％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这样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已经是最高。
《南方周末》2012年7月26日刊登《从“天堂”到人间、中国养老保险60年变迁史》论文；人们想弄明白远高于世界缴费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从何而来？魔方般的独特背景；经济崛起、货币贬值、计划生育、贫污腐败、社会公徳、公正缺失等，让养老危机来得异常与剧烈，使人产生深深的眩晕和迷惑。60年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变成絕大多数民众都不滿意的一项改革，虽然经过一次次艰难博弈，但至今未能在历史的阴影中华丽转身。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讲；为什么社会(对养老政策) 反对声音很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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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子多福”家庭观念，那一个家庭不是儿孙满堂绕膝，少则4、5个，多则8、9个儿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家庭内部可以消化。但现代社会与过去大不相同，特别是中国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当时结婚生子的年青人，如今都进入老年，其中大部分是知青，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其家庭2+1小型化，其中有50%以上空巢化，子女在外地工作，全国还有400万失独家庭。试问家庭养老怎么养？说官话者身居高位，养尊处优，衣食住行玩，都有许多人侍侯，还庇荫子女，连残疾儿子都有4个护士服侍照应。真是“躺着说话腰不疼”。
诸贵吏官气僚味实足，推卸政府责任，缺失公徳良心的官话，引起社会民众极大反响与不滿。现实是养老难、看病难、退休金政策偏歪歧视、社会公益养老设施奇缺。还昧良心、说瞎话“警惕福利冲动，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望过高，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发表缺乏公徳良心言论的官员，在民主国家，会被民众轰下台。
“饱汉不知饿汉饥、贵官不知贱民寒”。学者戴志勇在《南方周末》刋登文章《如果有一天、你老无所依》；10年一变的宣传标语变迁史，从“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到“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再到“养老不能靠政府”。不过区区30年，政府责任步步后退。
“养儿防老”己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流传的传统定式，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这一定式基本被打破，政府“拍胸脯” ；“靠政府！”30多年后，独生子女的父母都老了，又说“靠老靠家庭” ，“居家养老为主” 。若有3、5个子女，还将就轮流照应，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其中相当部分在异地工作，家中只有老人相依为命，或鳏寡独居，甚至全国还有400万失独老人。养老靠家庭、居家养老只是句空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言以凿凿地讲；“我是人民的儿子” 。现在“人民” 老了，需要依靠“儿子” 。儿子可要负起养老的主要责任哟！
如果是权力未伸到公民床边的小政府，养儿防老，自力救助，天经地义。即便老者怀之，政府也只需给鳏寡孤独提供基本养老救济，30多年前政府以国务院红头文件形式给全民作出的庄重承诺，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双方退休后，增加5%退休金，以助养老，如今成为一纸空文。
在大包大揽的计划经计时代，国家统管一切，毛泽东就曾说过“七亿人，统统管着”。新中国刚解放的上世紀50年代初，国家颁布《劳动保险条例》，官方媒体大肆宣传：“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公家人”生老病死自然也该由政府管着。常事要符合常理，政府“大人”答应升斗“小民” 的承诺要兑现，兑现不了，要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不然，“小沈阳”又会问“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早在2006年7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谈到社会养老问题，呼吁归还国家对社会养老保障欠款，这件事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到，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封进在《一言难尽养老金》一文中谈到社会养老问题；国家承担的问题够不够，事实上政府的投入确实不太够，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养老金的补贴，只占财政支出的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联合国所要求的的标准。
中国政府是大政府，有无所不包的巨大权力和巨大财力。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理应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民生问题--养老大事。
【二】、养老政策缺位
目前社会养老研究人员及民众对中国养老政策颇有微词，例如养老金双轨制，养老保险替代率低，缴纳社会保险金比率过高等政策还不能符合人性化常理与社会发展规律。
1、        养老保险替代率过低：
养老保险替代率是衡量老年保障程度的关键性指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从某职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可知道其退休后的生活大概可以维持在什么水平。
根据香港《凤凰周刋》2014年第二期《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至今仍在80%以上，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已触及30%的超低水平。而养老金水平最低的农民，据学者刘军伟博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研究》透露,替代率只有23.5%，几乎

雪纷纷

不可能满足其基本生活要求。
中国企业职缴费率高,相反,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还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到50%,且连续9年下降，远远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低于1993年之前中国政府制定70%的替代率标准和世界银行组织制定的70%的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标准。甚至低于世界劳工组织制定的55%国际警戒线标准。中国职工的工资水平本来就低,中国职工的工资总量只占GDP13%左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缴费率高,替代率低。势必造成中国社会基层老人生活拮据。时有所闻,中国社会上的极端事件，有的系60岁以上的老人所为。这与他们生活窘迫,感到无望,心理畸态,报复社会有关。当然，决不姑息这种严重违法行为,必须狠狠打击。但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的根源和社会土壤,值得政府决策者深思。
著名经济学家高连奎在《中国人民生》一书中指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文革前还明文规定70%以上，以后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下降，2011年为50.3%。其中江苏45.7%；重庆44.2%；吉林45.8%。
中国养老金替代率目前已经下降至40％以下。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为55％，中国已经低于国际警戒线。而机关、事业单位仍然沿用财政大包大揽的制度，养老保险替代率确定为92％-107％。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初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者中，75.4%退休职工养老金低于2000元，92.3%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却都高于4000元。差距两倍多。虽然从2005年开始，政府连续第九年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社会各界并不“领情” ，相反，却对养老金替代率连年下降产生不滿和质疑。
中国职工工资水平及增长率在世界上属于偏低水平，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再低。势必陷入生活窘迫的境地。
2、社会保险金缴费率过高：
现行的养老金二元结构,始于1993年实行统帐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制度改革时,机关事业并未参加改革,而继续釆用专统的国家--保障制。还有专家认为,我国社会养老金发放实际上是实行的三元制,还有一元是处于最低层的农村养老制度。他们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20%左右。企业职工的养老金缴费率高达28%。（其中企业缴20%，个人缴8%）远高于联合国所要求的20%的警戒线。也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2014年第二期《凤凰周刊》写道，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统计资料透露：德国职工社会养老金缴费率只有18.6%；日本15.4%；英国22.2%；印度24%；印尼6%；俄罗斯26%（但都由企业缴,个人不缴）。
中国社会保险金缴费率在全世界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香港、台湾的4.6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专家分析：在中国，现在大陆企业职工已经负担很高的社保缴费，以常说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保“五险”计算，目前企业缴费占比30％，企业职工个人负担的费用占比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达10％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这样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已经是最高。
《南方周末》2012年7月26日刊登《从“天堂”到人间、中国养老保险60年变迁史》论文；人们想弄明白远高于世界缴费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从何而来？魔方般的独特背景；经济崛起、货币贬值、计划生育、贫污腐败、社会公徳、公正缺失等，让养老危机来得异常与剧烈，使人产生深深的眩晕和迷惑。60年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变成絕大多数民众都不滿意的一项改革，虽然经过一次次艰难博弈，但至今未能在历史的阴影中华丽转身。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讲；为什么社会(对养老政策) 反对声音很大，反

雪纷纷

对的根源是现在制度的不公平性。养老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的基本养老存在三、六、九等，存在双轨制，行政机关始终沒有参加养老金改革，这给深入改革造成困难。社会保障制度如果缺乏公平性，不仅无法成为社会稳定器，反而是社会的火药桶。
郑秉文还感慨；中国养老制度碎片化非常严峻。中国几千年其实是有大一統的制度传统，但为什养老制度不能统一？
切“蛋糕” 的权贵，却拿走了“蛋糕”的一大半，表现了极大的自利性，自私性。他们虽然拿着高福利、享受高待遇。但他们却站在民众睥视怨涶的社会公德良心的“低凹”处。沦为了象黑龙江社科院历史研究员魏国忠教授所责斥的那种！“缺德社会”！
《南方周末》2014年4月10日刊登评论员陈斌的文章，谈到“世界工厂”珠三角腹地发生几起工人罢工，要求涨薪及降低社保个人缴费率。并称社保机构是国稅之外的第三稅务机构，盖社保缴费的強制性的，除公积金以外的五金是偏社会统筹的，五金缴费本质上是社保税，公积金本质上是强制储蓄。且是活期利率，社保稅的征缴区间是上一年本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至300%。
3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双轨制，违反社会公平、公正原则：
中国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釆用二套方案。一套是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个人退休前不缴养老保险金，由财政支付，退休后能拿到退休前工资最多90%的退休金。
一套是企业按现行制度，职工实行统筹制度，基数为个人每月的计税工资，由企业负担20％和职工本人负担8％的“缴费型”，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月为在职工资的40-50%。
这种不平等意味着企业职工拿他们缴纳的养老金为党政事业机关员工“买单”。
不公平,歧视性,盘剥性的三元养老保险制度竟然存在21年,尽管社会呼声强烈,但改革的迹象不大。就连体制内的官员都感到“不像话”,原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宋晓梧,现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保30人”成员,早在社保制度改革之初的1996年,宋晓梧就提出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当时他就收到和听到大量的反映养老金不公平的信件和民众呼声,以后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征求意见会,专家论坛会上提出,养老金双轨制不合理、不公平。会后国务院有关领导曾找到他表示,“晓梧、你这个建议提得很好。”
但此后10年,企业职工养老金连续10年逐步加些,但并沒有平息民怨，养老金并轨一事也沒有下文。宋晓梧称之为“扬汤止沸，而不釜底抽薪”。
2011年,退休后的宋晓梧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再次提交关于养老金并轨的提案,引发媒体与民众热议与关注。花甲之年的宋晓梧非常感叹：养老金并轨一事热议呼吁20年,到现在这个事还沒有解决，我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国际上又不是沒有先例,美国、日本等国都能并轨成功,我们怎么就这么难啊？
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待遇明显比企业要好得多,1993年《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的通知》规定，中国公务员离退休人员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均按原工资的100%全额发放,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按一定比例计发,其中,工作满35年,发放原工资的90%；工龄为30年至35年的,按85%计发；20至30年,按80%计发。公务员退休待遇实质上与退休前差别不大,替代率达到90%左右,是普通企业职工的2至3倍,养老金绝对额要高3至5倍。在世界上都算高水平，退休待遇如此优裕。与之相比,企业职工养老金待遇要苟刻得多：缴纳养老保险不足15年者,退休时一次退还个人帐户余额,拿不到基础养老金。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一般略低于公务员,但他们的养老金待遇待仍远高于普通企业职工。
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待遇好的突出体现不光是退休金的绝对值与替代率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的数倍。更不公平的是公职人员在职期间,根本不用缴“五险一金”,退休金全部由财政支付。
据统计，政府2010年向退休公务员的财政转移支付为218亿美元，达GDP的5.4%。
老知青、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认为，这个养老金双轨制度是一个带有严重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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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性的剥削制度，强制性的把中国人给划分成了不同等级。随着养老双轨制的运行，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以及对社会就业平衡和人才合理流动的严重影响逐渐显现，普通职工缴纳养老金的费用占工资的28%，而公务员无须缴纳。但退休后公务员退休金却是普通职工3倍。处级公务员从不交社保，退休金可高达七、八千。
【三】、养老资金缺位
中国政府财政对社会养老社会保障投人较少。人大教授、特约研究员王锡锌2008年曾说；与企业、企业职工负担的社保高缴费率不同，政府对社保的投入却仅占财政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现阶段政府每年的行政经费却高达1/5。
2014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刋登文章《政企的高储蓄率背后》写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目前表示：中国目前储蓄率在50%左右,居世界第一,但居民储蓄率在20%左右,储蓄率高主要表现在政府和企业,（主要是央企）,而非居民。
众所周知,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政收入翻了几番,财政困难的局面却始终沒有改变,应由财政投资的社会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四大社会福利,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也因财政"困难"，而严重滞后。财政资金的使用率太低，导致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被政府机构"运转"掉了，而不是转化成能够带來社会财富增值的生产力和服务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如比重过高的公用经费，控制不住的"三公"经费等。而这部分经费,又常常以储蓄的形式出现，且每年与财政收入一样水漲船高，自然，政府对储蓄率的“贡献”越来越大。
据媒体报导， 2001年决定做实8％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时，最早从老工业基地辽宁省试点，8％中财政补贴5％，其中中央财政给3.75％，辽宁省拿出1.25％。2002～2003年黑龙江、吉林两省加入该试点后也适用此比例。但到后来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扩大到13个省份时，对上海市、广东省这样的“财政富庶”地区，中央财政不再补贴，由地方财政全部承担。
据《华夏时报》报导，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养老金缺口达1.7万亿元，2011年的养老金缺口比这个数据还要大。”
《中国青年报》9月11日就中国养老金问题刊发署名文章。文章称，中国养老金资金缺口很大，即使足额缴纳，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依然难以得到保障。文章称 “只要机关养老金不并轨，任何需要参保人让利的养老金改革，都疑似‘耍流氓’”，而民众则抨击说，“官民养老双轨制就是用特权向人民打劫”，
由于养老金缺口日益扩大，中共相关部门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的支出。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6月5日公开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并且将进行深入研究，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在2020年逐步将职工退体年龄推迟到65岁。
据郑秉文测算，中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据《新快报》报导，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是坚持反对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专家之一，在他看来，政府方面要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应该加大财政投入或者划拨国有资产，以及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等途径弥补养老金缺口，而不是急于在延迟退休年龄上做文章。社会学专家唐钧认为，一些官员、专家主张延迟退休、提高养老缴费标准，是撇开了政府的责任。现在养老金存在巨额债务、缺口，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对社保投入太少累积而成的。
延迟退休年龄，引来舆论广泛反对。人民网的调查显示，93.9%的人反对延迟退休年龄。《21世纪经济报导》发文评论称，中国社保法定缴费率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延迟退休年龄将折扣经济绩效，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那句拗口的“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养老金账户寅吃卯粮，空账额巨大，加上社保基金总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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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仅为5%，无法支付国民的养老金，因此要增加社会成员的缴费年限，延迟至65岁领取基本养老金。说白了，是让全体中国人多交钱，少领钱，为政府分忧解难。
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内地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71岁及74岁。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看法，退休年龄拟延迟至65岁。按此计算，中国人从25岁开始工作到65岁，缴纳40年的社保，只能平均享受6年养老社保。
知名评论员齐铭认为，养老计划是涉及亿万民众的政策，如果延迟至65岁领取，会有许多人交了一辈子养老金，到后来却领不到。
美国《大西洋月刊》2011年12期报道，世界著名经济调查研究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近公布了对世界财富（包括全球股市、保险基金到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的统计分析报告；世界各国养老金、保险和慈善事业等构成的社会福利中，美国、西欧和日本共计拥有44.6万亿美元，占世界福利资产的84%；中国以世界20%的人口，拥有世界福利总额的2%，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中国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的支出明显偏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仅有14.9%。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达到61%。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是6千亿元，占国家财政总开支的15%，是GDP的 2.4%，当然这些福利基本全部投入到城市而不是农村地区，而以老干部为代表的阶层又是这些福利的主要针对群体。美国2009年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据联合国科教文机构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而相比之下中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 4.5%，中国整体国民福利水平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两倍。与此同时，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则明显落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仅有14.9％。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达到61％。
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美国、德国、俄罗斯的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均占财政支出的55％~60％左右，而中国仅为15％。另有报道称：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
中国政府“不差钱”，2013年有12万亿的财政收入，近几年以25%--30%的幅度增长，每年有卖土地收入3万多亿，有垄断性中央企业资产38.6万亿，2013年赚取1.2万亿利润，
以央行为主的政府资产总额中，中国政府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以4.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富有的政府；如果加上中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那么中国政府的财富还将翻上两番，占有全国财富总额的绝大部分。相比之下，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政府财富仅占全国财富总额的4%左右。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何清涟曾指出；社会福利制度就是三大保险，几乎复盖党政事业单位，但只复盖了就业人员25%。政府医疗保险投入这几年是愈来愈少，只有17%多一点，社会投入27%多，而个人投入15%。印度政府比我们穷，但医疗投入58%；欧洲国家投入73%。医疗卫生投入费用85%用在800万公务员系例和老干部医疗保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蓉指出；根据财政部统计：1978年至2009年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从0.011万亿元增长到1.754万亿元，人均从11.45元増长到1349.23元，而2009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3994.19亿元，人均为307.24元，财政人均支出占人均卫生费用的22.77%。因此除去社会支出、居民支出占的比率依然较大，是全球看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
  而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发达国家政府卫生支出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为2%---6%，中国不仅低于世界上絕大多数国家，也低于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3%的要求。
2000年世界卫生組织对各国卫生资金的征筹和分配公平性评估，中国在191个加盟国家中，

雪纷纷

排序在第188位。
2013年8月22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美国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儸伯特．普森的文章《改善中国养老体制迫在眉际》，称中国现在亟待改革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的社会养老事业的各项指数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赵耀辉称：“中国职工退休，领取养老金低，民怨很大。这不是金融问题，成了政治问题。”
【四】、养老资源缺失
社会养老资源是养老福利院床位、治疗器具、护理设施等物质硬件条件。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个物质短缺的社会，许多物资凭票证，计划供应。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物质丰富。是买方市场。但是社会福利性质的养老、医疗服务资源却十分紧缺匮乏。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100位60岁以上老人，国家财政承担的公益养老福利院床位达到18至20張床位，非洲国家也达到12張床位。
而我国物质条件较好的北京、上海、广州才达到6至7張。其它城市条件更差，有的地区几乎是空白。
据央视新闻频道报导信息：全国公益养老床位580万张，平均每100位老人，
2.4张床位。
江苏省是全国最富裕发达省之一，2014年4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制定的养老目标，要求到2020年，每100位老人达到4张床位，护理床位达到养老床位的50%以上，南京市规划2015年达到此目标，2020年达到每百位老人拥有5張床位的目标。这远远达不到非洲国家现有的养老福利水平。
中国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复盖面仅占老龄人口的56%。北京市老人排队等公办养老院床位，要等到几十年后，最久的要等到100年后，有的城市老人等公办老人福利院床位，己排到10年至20年后。
病难，看病贵，是中国"两会"20年话题。也是社会突出问题。国务院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表明；城乡低收入病人，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比例占41%，应就诊而未就珍的患者，自我医疗的比例，城市占47%。
院人滿为患，一床难求。扬州为例，市级医院病房、走廊加铺，男女混住，连民办医院都沒有床铺，各病科调剂床位，住滿为止，心血管科男病人调剂住到妇产科病房。这不是笑话，而是看病难的严酷亊实。
【五】、贫畗差距过大
2012年9月23日，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执笔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显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的推算数，测算得出2011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501，在国际上属于少数收入差距特别大的国家行列。
基尼系数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数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则越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45以上，表示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容昜引起社会动荡。
王小鲁称，上述测算并未包括农村居民。由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无疑会显著高于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但因为缺乏城乡统一的分组收入数据，无法对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进行计算。仅就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情况看，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目前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区间。
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根据住户调查得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基尼系数为0.60。
2013年3月2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