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竹萍 于 2018-4-9 21:44 编辑
大学毕业时，面临分配的我在第一志愿处填上了“甘孜藏族自治州”。当时我的想法是纯真的：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应该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只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念头：走得离家越远越好，母亲对我的影响会越小。幼稚的我并没有想到，人事档案如影随形，厄运是躲不掉的！ 填志愿表之前，我把准备赴边疆工作的打算告诉过父亲，父亲完全能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我支持你，这是应该的！”当我拿着到甘孜工作的派遣书，回到家与父亲告别时，父亲老泪纵横。他知道女儿是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工作的。他深明大义，坚决支持。但他也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不舍得自己的孩子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他的泪水里藏着多少伤感和无奈啊！
父亲多年来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时期抑郁成疾，导致了身体的崩溃。1975年春节前，他在重庆西南医院体检，医院诊断出：肝癌晚期！大厦将倾，这无疑是家庭的灭顶之灾！我们心里是怎样的绝望和痛苦啊！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和延长他的生命。我们说服了父亲到成都华西医院复查与治疗。他的朋友、华西大学的肿瘤专家用手就触摸到了已经膨胀到脐下的肝脏癌块！我们彻底绝望了！ 父亲将不久于人世，这是我们最绝望、最痛苦的日子。我们跑遍了成都的大医院，竟然找不到接受他住院治疗的医院！华西住不进去；省医院说，他们的“高干病房”不接收高级知识分子住院，如果是与父亲同样级别的干部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还是成都中医大学住院部一位正做肝癌治疗研究的姓何的医生，动了恻隐之心，让他住进了医院来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日。很快，他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不停地呕吐，消瘦得皮包骨，并且有腹水了……他忍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同时还担忧、牵挂着妻儿今后没有他的日子怎么过。入院两个月后，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仅60岁。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噩梦，派出所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中学生革命组织头一个就抄了我们家。 当时，我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工作，被抄家的情况我并不清楚。直到最近才了解到整个过程。 抄家是由北碚公安分局天生派出所来的一个王姓便衣公安人员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被抄查的对象也是他们决定的。他们组织了一些学院的员工子女中学生，名曰对西师院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行动，其实就是抄家。 据悉，派出所经过筛查，认定我们的母亲尤烈才是漏网的地主分子，可是在抄查中没有找到什么足以证明母亲是地主分子的东西。快要离开的时候，有人突然在灶门里发现了一卷纸。拿出来一看，上边有“卖荒山文契”这类的字样。 长期所接受的阶级、阶级斗争教育使得这些半大孩子欣喜若狂，以为挖出了地主分子的“地契”之类暗藏的“定时炸弹”。当天晚上，母亲就被一帮革命群众拉出去，在西师校园里“游街”。她被逼着拿一个旧洗脸盆，边走边敲边喊，我是妄图复辟的地主分子。 家属委员会的革命组织抄家竟然抄出了“地契”，抄出了“变天账”。这件事立即惊动了父亲工作的外语系党总支，组织令父亲就此事做清楚、彻底的“报告”。父亲在1966年10月11日写下的一份“报告”中，留下了关于一张坟契的说明如下： 父亲死后，由二姐向亲友借贷买了姐夫远房亲戚纪某的一穴两棺坟地为葬父亲之用，另一棺为准备葬母亲之用。 抗战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母亲第一次入川。 当时，我在四川大学工作。母亲嘱咐我在她死后，务必把她的遗体送回江苏原籍与父亲合葬。并说有坟契为凭。记得当时把坟契给我看过一眼（系私人契约，未盖反动政府的印章）。看后，坟契仍由母亲保存。 母亲不习惯四川的气候和口语，于1955年夏回到江苏原籍。1958年秋，母亲因想念四川的儿孙，又回到四川来。1959年12月10日（？）母亲病故。母亲死后，安葬在北碚陈家山（十三中对门山上）。 关于坟契的事我早已忘记，直到红卫兵来家搜查出坟契，我才想起这回事。 据尤烈才说，约8月25日左右晒衣服，从母亲箱子底下发现坟契。(前两年晒衣服没有发现是因为坟契放在箱子底下的一张牛皮纸下面盖着的）当时尤烈才就把坟契拣出来，丢在柴灶里。因平时搭伙，家里不用柴灶。8月31日红卫兵来家搜查才从柴灶里把坟契搜出来。从尤烈才发现坟契，以及放在柴灶里企图烧毁它，事前，她没有告诉我。红卫兵搜出坟契之后，我才知道。 关于坟契的来源和被搜出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尽管1946年母亲入川时，曾把坟契给我看过，但时隔二十年了，坟契的内容我始终记不起来了。红卫兵搜出的坟契是两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 上述情况均系属实。如有必要，请即派人前往江苏仪征十二圩所在地彻查真相为荷！ 此上外语系办公室 何其恺 1966.10.12. 附注：坟地在江苏十二圩旧港二闸（季某）。季某住址可询江苏十二圩湘乡街45号王长春。 父亲在“报告”中交代的坟契，就是红卫兵抄家抄出的所谓“地契”——是尤烈才这个“漏划地主”的“变天账”！ 其后，身患多种疾病的母亲经常遭到居委会干部、地段青年的殴打。连去商店买东西也要被营业员吐口水。三天两头批斗……隔三差五就有身背自动**的人员深更半夜找上门来，名曰“查户口”，那些人来了就用手电筒往床底下照，估计是想查找有没有什么阶级敌人或发报机啥的藏在床下。 有一次，公安人员甚至神情严肃地问母亲：“家里有没有机关枪？”父亲去世后的一次抄家，有人竟然连骨灰盒也打开检查。一家人痛不欲生，但敢怒不敢言。 自1957年母亲被错划“右派”后，就开始了被人践踏，被人欺凌，受尽折磨的苦难生涯。她经历了22年的艰难生存，忍受了难以言传的身心痛苦，但她从未屈服，从未停止过伸冤的抗争。 为了向各级党组织申诉自己的冤屈，她写下了几万字的申诉材料，向党中央投寄过几百封信。她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一样，不知疲倦地向所有的人重复着一句话：“我是冤枉的，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为了申诉自己的冤情，她不停地写，不停地奔走。 但她书写的几万字的申诉材料和几百封给党中央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事与愿违，她为自己的“顽固不化”，为自己“大肆书写翻案材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由于“大肆书写翻案材料”，她的问题不断升级！她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后又再次升级为“管制分子”；最后被投进了监狱。
| 
发表于 2018-4-9 21:00:06
收藏
楼主
发表于 2018-4-10 19: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