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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秋天，县团委组织全县青年代表赴大寨参观学习，吕芳和聂建中做为垣头知青的代表和县里其他青年代表们一起去大寨参观学习，还和陈永贵一起合影留念。 下乡后管饱吃了一个月饭，队里分秋粮了，知青们和社员一样分粮，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了。垣头大队有粮食有果木，管理的也比较好，多年来每个工分红都保持在8毛以上。知青们只要正常参加劳动，基本生活还能保障了，但实际上是从农民碗里分饭吃。 老红军任福斋给知青们做了五年饭，五年里，知青们长大了，和社员们融在一起了，生产和生活本领也有了，老红军年龄也大了，1970年春节过后知青们分开自找帮手。反正窑洞里每年生火的时间也长，大家住在一孔窑洞中的人就搭伙开灶了。 早上稀饭窝头就咸菜，磨玉米面时掺入黄豆和红莓豆，蒸岀来的窝头又甜又虚。或者熬上米汤，将玉米面饼贴在锅边，米汤好了，玉米面饼贴在锅边的是贴饼，掉进锅里的就是煮疙瘩。午饭主要是红面剔尖或擦尖、抿尖。在红面里搅上榆皮面，红面就有劲道了。改善生活时吃顿包皮面，把很少的一块白面包住红面，在面案上擀成面条，要刚好使白面包住红面，煮到锅里不会溶化。调上盐、醋、酱油、辣椒、葱花蒜末，狼吞虎咽的吃的満头大汗。 1971年后县里开始对知青实行招工、升学、参军安置，韩景林入伍参军了，后从部队转业到了杏花汾酒厂工作。刘改民也分配到汾酒厂工作。聂建中推荐上学，上了汾阳卫生学校，后到榆次工作并在那里定居。 大家插队八九年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樊継普娶了三泉公社平陆村的媳妇，大兄哥在电力系统工作，把他转插到雁北地区，到神头电厂当了合同工，后又转正。张福梅嫁到城关公社东关大队，丈夫是大队会计，也搬到城里住了。郭金环嫁给汾西矿务局高阳煤矿的工人，住到矿上了。 也有一个男知青和“平凡的世界”中的他姐夫一样，1964年下乡在村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云游四方去了，一走就是十多年。1975年底也享受落实知青政策到了孝义腐植酸厂，但不几天又看不见人影了。前几年时有人见他在汾阳城西门外摆摊算命呢。 1973年8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知青的新政策，即中发1973.30号文件。文件提出保障知青的权利，使知青回城有了计划保障。武贵贞、刘润梅、梁阅凡分配到汾阳商业糸统工作，宋贵廷去了汾阳五金厂。留在村里最后就剩成份高或父辈历史问题严重的几个知青了。在村里小学当代教的女知青李果为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奔波，怀孕后嫁给了男知青刘俊青。 1975年底，吕芳、郭则林分配到了孝义腐植酸厂，郝利元、刘俊青分配到交口县山西腐植酸厂，李果为也安排到汾阳五金厂工作。 1983年，汾阳县对尚未安置的知青，按政策规定全部安置，每人发给安置费用1000元，将户口由农村转回城镇。未安置工作的张福梅、郭金环应该也享受到这项政策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商业系统改制，乡镇企业职工下岗，大部分知青都身在其中。在垣头村插队的知青们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年龄大了身体又添了各种疾病。回首五十多年前，上山下乡使青年学生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克服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就业问题，是为国家分忧的一种缓冲；在传播现代文明，促进“三农”发展，确立青年“三观”方面，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知青们把自己融入“三农”建设之中，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力军，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积极贡献；贫下中农对知青的传帮带与真诚关爱，体现了人性的纯朴友善。但处于学习巅峰时期的学生，失去了循序渐进的学习机会，造成了一代人的极大多数缺乏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使人才梯队断层；违背了大多数知青和家庭的多元择业意愿，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身体、精神、生活、就业及家庭等方面的创伤。知青上山下乡是一部壮丽的史诗，是一段悲壮的故事，是一首难忘的歌曲，是一场青春的话剧，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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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8 15: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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