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山西知青葛元仁)

共和国同龄人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提出，由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不管是“文化大革命”前还是之中的上山下乡，其本质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产物。广大知青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开垦荒地，科学种田，大大地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文化和医疗卫生落后状况。其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祖国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正道，是中国青年运动长河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段。

护林人

谈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总以为，将文革后期的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解放初期至文革前国家制定的我们农业大国支援农村建设、而今一代真正的农业科技人才下乡建立现代化大农业的混为一谈是极其荒诞的。
解放初期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多数是初小文化水平、自愿回乡——支援家乡建设的有志青年、1958年回乡生产运动的基本都是工厂富余的工人、没有条件升学、就业的城市学生。当然还有大批自愿支援边疆建设城市青年和没有分配就业的学生（基本都是解放后历次运动对象的子女）等等
毛泽东文革后期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十年浩劫致使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工业及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城市66、67、68三届初中和高中6届毕业生严重积压无法就业的形势下毛泽东发起的一场遍及全国的浩大运动。（69届初中毕业连锅端的真正原因在此文暂略）
而改革开放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依然不是“运动”）大多数是真正具有农业科技文化和管理经验的专业人才，而不是文革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大多数没有毕业初高中学生、甚至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初中“毕业生”！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如果将这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知青问题混为一谈。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彻底否定的文革和文革后期那三个不满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变相翻案！

先乡后城

   这是正能量。

共和国同龄人

中国的志士仁人经过反复的摸索，付出了沉重代价后，终于发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只有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然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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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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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这个使命只有像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号召的一样，到工农群众中去，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和他们变为一体，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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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山下乡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 尽管很多社会现象是以政治形态出现的，但都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状况，并且随之发生变化，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如此。 第一，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要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明白了，只有发展工业，国家才能强大，不受列强的欺负。然而，1949年我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开始经济建设的。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而连年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几乎全部黄金和外汇，造成建设资金严重缺乏，社会主义制度又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工业，只能靠当时占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70%的农业来积累资金。这是当时面临的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必须服从这个主要矛盾，所以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的配置中必然要首先考虑农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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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发展农业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劳动力。当时农村人口文盲达到90%以上，几乎无法推广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就无法发展现代化农业，也无法完成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更无法解决发展工业必需的新增工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要尽快提高农业粮食生产水平，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办法。这就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去发展农业。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一方面大力号召，安排城镇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开垦荒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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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市经济不能充分满足城市知青的就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存在着受教育的人数激增与薄弱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1949年，中学数量为4045所，在校学生1039万人，到1966年中学数量增长至55010所，在校学生12498万人，分别增长了136倍和12倍。因为经济基础薄弱，高中教育不能普及，平均只有371%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其他人需要安排工作。高中毕业生也大都不能上大学。新中国成立时，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5页) 几经调整，到1966年全国有高校434所，到**有1075所。(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8页) 1965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2%《大学教育科学》2009年第5期。，1970~1985年大学毛入学率停留在1%左右，1986~1991年在2%左右徘徊，1995年达到5%。(杨明：《中国教育离现代化目标有多远》，《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 所以，高中毕业生也大多不能上大学，也需要安排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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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能否都安排到工矿企业呢? 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增加一个劳动力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增加一人需要20000元。(金大陆、金光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为例，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为850亿元，重工业所占比例为511%，轻工业占44%，其中还有续建工。(程周道炯：《当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81页) 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还剩下340亿。按照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剩有17374亿，轻工业剩有1496亿。即便全部用来安排知青，轻、重工业总共能安排11081万人。“老三届”的一部分人被安排到了工矿企业，而“老三届”总共10016万人，不具备安排所有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工厂去的能力。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工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昂贵，农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相对低廉，又有土地作为劳动对象，知识青年到缺少先进文化知识的农村去，很快能形成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所以毛主席1955年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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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1957年说：“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  1963年，周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并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