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道歉

特木尔朝鲁

引力波被科学家观察到以后，网上出现一些帖子，说某电视节目欠某个应聘者一个道歉，为此我专门搜索到了那档节目，看后我认为所谓“道歉”根本无从谈起。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猜想，近年来才被科学家实践证实。那个应聘者既不是猜想的提出者，也不是猜想的实践证明者，他只不过在应聘中东拉西扯提到了包括引力波在内的一些概念。现场批判他的专家也并没有否定引力波本身，批驳的只是他不现实的自大，所以我觉得发帖者比那应聘者更无知。

之前还有一个“欠道歉”的例子和上面的有些不同，涉及到一个名叫张颖清的人。此人是内蒙下乡知青，我下乡那个旗县有知青自称和他是同学，据此人介绍张颖清在校的时候曾看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当时他宣称“那些道理我从小就是这样认识的”，从此以后他就痴迷于生物学。据说张颖清曾因文革中某事的牵连被关，期间他让妻子送来许多小瓶子，里面插着树枝什么的，他每天趴在窗台上观察思索，他曾狂妄地对外宣称，他研究的成果堪比牛顿力学的三大定律，虽然属于吹牛皮，但他在某刊物上发表的生物全息文章，的确引起国外一些学者的注意，被国外学界多次邀请去讲座。

张颖清似乎只有电大文凭，但肯定不是生物专业的。他后来被山东大学哲学系某教授推荐，作为有助于开拓哲学思维的人才引入山东大学。据说张颖清因为狂妄在大学里几乎没有一个要好的同事，生物系的领导倒是很开通，曾邀请张颖清去宣讲他的理论，结果被台下师生一顿起哄嘲笑。克隆羊多莉出世后，一些人说张颖清关于哺乳动物体细胞全能性理论的的文章，多年前就被美英国家图书馆收录，说我国生物学界欠张颖清一个道歉，因为我们原可以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不过这个观点应该还值得商榷。

2020年武汉闹病毒初期当地医疗资源被挤占，有个被感染的退休厅官听说有个名叫李跃华治愈了许多患者，于是找到了他并通过他治愈了自己和家人。事情被炒热以后李跃华的“苯酚穴位注射法”被医学界众多专家痛扁，他因“非法行医”诊所也被关闭。

但是李跃华也得到了个别专家的肯定。朝鲜发生疫情后，国际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金日光教授向朝鲜方面推荐了李跃华的“苯酚穴位注射法”，后来金教授收到朝鲜驻华使馆参赞的回复，说朝鲜使用上了该方法，“效果很好”。假如此事是真的话，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抛开“非法行医”不说，我们是否应该深入反省一下“钱学森之问”？

与上面所举不同，我知道有一个人虽然没有得到所谓的道歉，但是得到了追加的荣誉，这个人就是包头九中物理教师陆家羲。

陆家羲大学期间就对数学问题感兴趣，他利用业务时间研究“寇克曼女生问题”，并在1961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他在数学界籍籍无名，他的论文多次被退稿。由于国内的封闭，他在18年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在他解决10年后，两位外国数学家才把同样的解决方法投稿到国外刊物上并获得学界认可。

这个打击没有摧毁他反而使他更加努力，后来他又解决了组合数学“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但是国内杂志仍然没有刊登，他转投稿国际《组合论杂志》，引起国外数学家一片轰动，被国外著名数学家称为“二十多年来组合设计中的重大成就之一”。

1983年10月经外国专家点名邀请，他作为唯一的中学教师参加了第四届中国数学会年会，回家后的当天夜里他在睡梦中溘然长逝，留给我们无尽地思考。

鉴于陆家羲在数学上的贡献，他去世后6年，国家授予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特木尔朝鲁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厂有个工人把他的设想草图展示给军管看，声称他发明了永动机。之前这个工人因为此事被单位的技术人员嘲笑，人们私下给他起外号“克鲁季里契”，就是当年被推荐阅读“反修”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里所谓“发明家”的名字，这一次他展示給军管看，终于得到了支持。

军管给他拨了一间地下室，准许他业余时间使用工厂的材料制作。有的人私下质疑军管的做法，其实军管并非不明白“能量守恒定律”，这些人中除了有来自野战部队的军人外还有驻厂军代表，军代表可都是军事院校工科的高材生。

得到支持后这个工人还联系了其他分厂的一些人，每天下班后在地下室鼓捣，几个月后终于放弃了，对外声称的理由是“实验条件不具备”。

军管慎重的做法后来才被人们逐渐理解：第一，利用业余时间不影响工作；第二，那工人设想的机械若使用工厂的材料，也就是些边角余料；第三，这是个动脑筋的事情，期间会迸发出许多新鲜思路，或许对工厂的技术革新有帮助，关于这一点也从后来的参加者得到证明，他们平时工作都喜欢搞些小改小革。

综合以上几点看，当年军管的做法是很值得称赞的，比起动辄挥舞科学大棒强不知多少倍。

特木尔朝鲁

据说有记者曾经就陆家羲采访过包九中的校长，针对记者质询陆家羲在学校的待遇校长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大意是说陆家羲是物理教员，他若在物理教学上钻研而得不到支持是学校不对，他搞数学研究是他的业余爱好，这样学校就爱莫能助了。


校长的话令人深思，照理每个员工都应在自己岗位上努力工作，假如每一个员工都声称在钻研某高深课题单位怎么办？但是像陆家羲这样已经取得实实在在成就的人，单位又该怎么办？

特木尔朝鲁

近来又看到一则新闻，与武汉新冠病毒泛滥期间“非法行医”李跃华行为类似，“药神”秦才东在被羁押了301天后，于2022年12月30日因缓刑判决走出了看守所。

李跃华是某军医大的毕业生，秦才东是牛津材料学博士，李跃华是无行医资格证“非法行医”，秦才东是因“生产、销售假药”外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获刑，两人干的事儿都是“非法”，但起码对一些患者来说，都是有益有效的。

秦才东因父亲癌症去世后就专注于治癌药物的研究，他制作了一种“组合物”先在自己母亲和亲属中试用，得到较明显的效果后通过口口相传，引来大量绝望患者的踊跃试用。他的另一“罪行”是与一些患者签订几百、几千元的“互助金”条款，一旦患者死亡或不再使用其“组合物”，将全额退款，对于无收入患者则分文不取。之所以有此举动是因为他已经花费了几十万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无力继续为患者免费提供药物。据家属介绍他总计治疗人数超过300人，至今无一人因“互助金”之事发生过争执，而且案发后共有116份的患者证词和54份的体检报告要为他伸冤。

这是个需要极高智慧解决的问题，国家有法律该执行不假，但假如药物通过正规渠道证明有效，那这个“假药”的判刑算不算错案？假如说即使正规渠道证明有效，但在证明通过之前仍然算假药，仍然不得用于治病，那么那些使用“假药”而挽救了生命的人是不是就应该早早死去？

这和前面提到的“钱学森之问”是否也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