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鲇鱼山纪事修改（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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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组织以连为基本单位，一般说来，一个生产大队的民工，编成一个连。连队有统一的工棚和食堂，大队指派领导来担任连队的指导员或连长。连队人多的时候，会分编两到三个排，指定复员军人或在生产队当过民兵排长的人任排长。连队领导不在的时候，一排长负责工地领工。 在农村集体经济环境下，农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都适应这种半军事化集体生活，大家都不喜欢过于斤斤计较的人，工地就像临时的大家庭，洋溢着和谐、友善气氛。很少有打架斗殴的现象，也没有听说谁丢失过什么东西。 我们连的工棚就扎在营部下面，我和显友来自同一个大队，所以我们两个结伴回连里吃饭。连里的炊事员老王，五十多岁，常年在工地上做饭，是个有脾气的“倔巴老头”，一般年轻民工都不敢和他开玩笑。 老王对我非常关照，他知道我不爱吃当地的腌雪里蕻（味道有些臭），每每单独为我炒个黄瓜豆腐一类的小菜，用碗扣在锅台上等我回去。如果我没有按时回去吃饭，他就会大声询问：“那个不吃臭咸菜的大学生呢？” 后来，条件改善了，我们就和连里的领导、会计一同吃“小灶”。 当时连队的带班是大队治保主任陶玉忠同志，一个四十多岁的粗壮汉子。陶主任是个“热闹脾气”，喜欢开玩笑。他一口咬定显友小时曾经认他做过干爹，而显友则坚决不肯承认，反而毫不客气地给他起了个诨名叫“老淘底”。 按照当地语言习惯，这个诨名有些性方面的调侃，于是“老淘底”在连部几个人中间就叫了起来。（民工们当然不敢当面喊）我那时调皮，没大没小，虽然不清楚“老淘底”是什么意思，也跟着显友们直呼“老淘底”。弄得“老淘底”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笑骂一声：“这孩子！” 连队会计陈朝之，原来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后来工地上业务扩大，大队就把他抽来当了连队会计，大队干部回后方的时候，就把连部的工作交给他负责。 陈会计在当地是个斯文人，有文化，能写会算，只是身子比较“重”，平时穿戴的干干净净，不喜欢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当时强调干部联系群众，连队干部算民工名额，按规定不能脱产。 陈会计不愿意亲自下工地，连队有时就没有人带，工地显得有些混乱，为此我也和他别扭了几次，硬把他拖到工地。不过陈会计是一个精细的管理人才，把驻地内外料理的有条不紊，对我和显友也很关照。 大队的木工李义斌，当年不过五十出头，因为相对年龄较大，人称“老货”。“老货”年轻时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人脉极熟。本来他是第一批来帮助建营房的，后来连里施工用的许多板车，损坏严重，需要不断修理加固，他就留了下来，成为工地上的专职木工。 “老货”平时不用上工地，只做些木匠活。他性情随和，说话诙谐幽默，不拘小节，人们都喜欢他。“老货”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 听人说，“老货”在村里辈分很高，但多属于远支，人们也不太认真计较，多以“老货”称呼他。我和“老货”关系很好，通常，“老货”昵称我“老弟台”（老兄弟的意思），我也趁机去占他们本家几个后生的便宜，说什么萝卜大小，都在背（辈）上长着，有说有笑的生活，才显得轻松愉快。 一天早上起来，大家正集中在“院子里”洗漱，房东老桂已经捡了一大圈牛粪，挑了回来。我顺口说了句“这老头好勤快呀！”一旁的人都看着我笑，老桂尴尬地回嘴说：“没得你勤快，还是你勤快，你勤快！”说得我一头雾水。 “老货”赶快告诉我，“勤快”在本地是句很损人的话，“勤快老头”的意思就是说人家是“爬灰头”，生人要恼的。我赶快伸了伸舌头，不再说什么。老桂看我是个知青，料也无心，遂不做计较。幸亏老桂的大儿子才十二岁，没有成家，不可能真做什么“勤快老头”，所以只当是斗个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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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公社又给我们分配来一位回乡锻炼的大学生，姓孟，当地大学生稀缺，我们亲昵地称他孟大学。孟大学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学的是中文。在学校的时候，是著名开封八二四的造反派，所以刚下来，显得很牛气。 那天孟大学来到营部，头上戴着一顶自制的黄色制帽，帽子上端正地缀着一颗毛主席像章。除了随身被褥外，斜背一个当时很流行的解放军挎包，包上用红绒线绣了一个毛主席军装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时尚的配置。 孟大学身材较高，宽肩膀，显得很魁梧。他的肤色粗糙偏黑，明明是本县石佛店人，却操着一口开封方言，看上去像个地道的北方人。孟大学穿着一件浅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严谨。胸前除了佩戴毛主席像章外，还有一枚共青团团徽，这在当时特别在工地上是不多见的。（很多过去的共青团员团徽已经不戴了） 领导叫朝元搬到营部上房的套间，和显友一起住，孟大学则和我同居一室。孟大学心直口快，记得给他安排铺位的时候，我看地上有几块土坯，就顺势搬到自己床下，把洗脸盆放到土坯上。 孟大学看了说：“小贾，我得给你提个意见。”我不经意地问：“咋啦？”孟大学说，“你怎么能把屋里土坯放到自己床下呢，这里可有个公与私的问题呀！”态度非常较真。我觉得他真是有点小题大做，初来乍到，又不想顶撞他，嘟囔了一声：“不就是个土坯吗？想要院子里多的是！”就径自走出去了。 第二天孟大学一早起来，围着营部院子，开始跑步，然后做体操，这种动作，在当地农民眼里，也是很另类的。他穿着运动短裤和红色背心，裸露着古铜色的肌肉很发达。孟大学向营部领导提出建议，营部的人都实行跑步做早操，因为工地的特殊环境，没有得到响应。 孟大学家住本县石佛公社，新婚，妻子是公社的广播员，应该比较漂亮。孟大学很想念他的妻子。时常和显友、朝元他们几个年轻人探讨一些夫妻感情问题。因为我年轻，未婚，也没有对象，所以他们一般不和我做这方面的交流。有时显友、朝元他们开一些打趣的玩笑忽悠他，他却爱刨根问底，十分专注。 孟大学初来时说话嘴有点满，还喜欢吹毛求疵。很快大家对他都有点犯嘀咕。我们都觉得，孟大学想法经常离现实很远，有点可笑。可是孟大学自己浑然不觉，依然我行我素，一付胸无蒂芥、口无遮拦的态势。 有时我顶撞他几句，或说几句带刺的调皮话，他也绝无计较。时间久了，我们感觉他性格爽直、率真，胸无城府，甚至和他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有点不太相称，他像一个单纯可爱的大孩子。 营部领导对孟大学很重视，因为他学的是文科，就让他接手了政工宣传这一摊子，朝元和我的主要工作，都转到了生产上。孟大学大学毕业，属于带薪锻炼，当时工资四五十元，在我们营部来说，算是高收入阶层。但是他用钱非常仔细，从不乱花一分，领了钱很快拿回去交给新婚的妻子。 机关作息有一项规定，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是“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大家集中在营部会议室里，学习领袖著作。除了在工地带班的人，其他人都必须参加。学习内容，如果没有上级文件精神传达，一般是教导员选定一篇文章，由一个人先读，然后大家交流心得体会。到“联系实际”的环节，总不免会议论一些工地上的事情，主题旋即转成了生产讨论会。 读书一开始由显友担任，间或有乡替换。孟大学来了以后，这个任务就固定给他了。孟大学做事很认真，教导员索性把营部抓学习的事情全部交给他负责。 学习的时候，每人面前放一本《选集》，端坐在习惯的位置上，更像履行一种仪式。交换心得以后，便是自学，每个人翻着书自己看。也有人打哈哈，开玩笑，扯闲话，气氛轻松愉快。教导员不在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以“自学”为主。 我那时年轻，对领袖的思想领会不深，或者说根本没有领会。自学时候，我喜欢翻看每篇文章后面的注释，从中获得了很多历史知识。只是进入中年以后，面对社会变革中的诸多实践，回想起老人家教导，深切感受到真理的不可替代性。 后来随着生产任务调整，我们的工地转到了库区大坝上，往返工地差不多要有一个小时路程。大坝施工实行“三班倒”的不间断作业，营部大部分人员都投入到生产环节，原来的学习制度也就没能继续坚持。 孟大学是个学中文的，对文学有着本能的爱好，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里，他看我每天早上看书习字，坚持不辍，会背诵许多古典名篇和诗词，还能不时写个小作品在团部的油印小报上发表，感觉到和我有些共同语言，身段也放平了。有时我们一起讨论文学话题，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整个营部大院里，能和他在这个范畴说上话的，仅我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孟大学逐渐适应工地上的生活，放下姿态，开封腔还原成了固始话。不仅言语上能和大家打成一片，还时不时主动要求下工地领工。教导员老谢欣慰地说，孟大学这孩子长大了。我回省城后，一次听那边过来的人说，孟大学后来调回公社中学教书，干起他的专业，还当了公社中学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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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6 06: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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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6 08: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