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连峰 于 2025-3-6 09:53 编辑
(上接《难忘的木匠生涯》第五十三章 圆梦大学之五)
“您能否告诉我,文化考试是在哪一天吗?”我以为面试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考官需要面对面验看当事人的精神面貌,尤其要看看本人是不是歪瓜裂枣,身体是否存在残疾,我真正关心的是书面考试,因为我知道,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才有资格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 “今年的大学招生没有书面考试,只安排了面试,负责面试的老师正在隔壁房间等着你。你直接过去就行了。” 现役军人的一席话顿时让我紧张了起来,我暗想∶“是面试取代了书面摸底考试吗?这种录取方式事先也没人跟我说起过呀,幸亏他没提前告诉我,否则体检时,血压不升高才怪呢!” 在指定面试的办公室里,我又看到了那位佩戴眼镜,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看到我有些拘谨,双手正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他立刻站起身来,面带亲切和善的微笑,轻轻拍打着我的肩膀说道∶“小伙子,你放松一点儿,不必紧张嘛!我是北京大学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姓仇。不过,可不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的那个裘字,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大英雄邱少云的那个邱字,更不是丑陋的丑字,而是报仇的仇字,这是个多音字,读裘音。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经常有人或有意,或无意地把我叫做仇(此处他故意读成‘chou’音)老师,如果因为说者缺乏足够的了解而错读,或者由于听者的反应不够及时而误解,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我是一个面目可憎,且又丑陋无比的丑老师呢。” 这位仇老师和善可亲,还挺诙谐,我的紧张情绪顿时觉得缓解了许多。他的身材不高,约莫一米七零上下,五十岁左右的年龄,腰板儿笔直,脚穿黑色条绒布面、红褐色塑料底儿、松紧口的懒汉鞋,身穿深灰色咔叽布的半旧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系得紧紧的,左前胸并排佩戴着一大一小两枚铝制毛主席纪念像章,右前胸的上衣口袋中别着两支象征学识水平的自来水钢笔。面色微黑,偏瘦,脸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整洁,随和,且又严谨,干练的感觉。不笑的时候,嘴角儿两边各挂一组浅浅的川字纹,眼角儿外侧则分布两组淡淡的鱼尾纹,因故发笑时,即刻成为不同程度的加强版,让人顿生心慈面善的亲切感。发型是简单的一边儿倒,浓密的头发看上去又黑又硬,其间夹杂着一些灰白色发丝。佩戴的一副眼镜尤其抢眼,无法辨别新旧的塑料镜架中隐含着并不十分清晰,但却黑黄相间、粗细有序、曲线流畅的纹路。眼镜片儿很厚,面部略有转动,便会闪现出层层光圈,而且分量一定不轻,每当他扶正眼镜儿时,鼻梁上就会显露出重重的压痕。或许是高度近视的缘故,透过镜片儿,他的眼睛显得大而炯炯有神,透着博学且又精明的学究气。说话柔声细语,神态温文尔雅,满口标准的普通话,绝无半点儿的南腔北调。 我不知道面试是不是正式开始了,只见他掏出一支自来水钢笔,翻开我的档案材料,一边使用未摘帽的钢笔圈点我的姓名,同时非常和气地问道∶“哦,你叫剑锋,是吧?”随后,似乎漫不经心地询问了我的业余爱好、主要家庭成员的大概情况,以及对文化学习和当前政治形势所持基本态度等,话锋便渐渐地趋向于各种文化知识方面,与此同时也在笔记本上断断续续地写下一些什么。问话的内容包括,平时喜欢看些什么书,曾经看过什么书,大学专科中最喜欢哪几类,以及平时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基础文化知识等。 对仇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我过犹不及地做了详细解答,甚至常常躲在铁匠坊的储料库中,秉烛夜读这种题外的话。我回答他说∶“我热爱政治理论方面的学习(此处并非刻意渲染,而是顺应时势政治的需要),参加过团部举办的首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曾在连队已经停办的文化夜校中,担任政治理论辅导员。在文化知识方面,我喜欢语文、历史、哲学,也喜欢阅读凡能借阅到的国内外各类文学著作等,断断续续研读过苏联版本的政治经济学,通读过社会发展(简)史、中国近代史,背诵过唐诗和宋词,刻苦攻读过唐代政治家柳宗元的一些政论和散文(均为文言文),如《封建论》、《捕蛇者说》、《小石潭记》(其中很多书籍只能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阅读,但在招生老师面前只好直言相告了)等等。此外,在一位同校高中同学多次热心辅导下,学完初中的全部基础课程,尽管还不够扎实。” 在我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仇老师不时地插话问我,比如,秦始皇何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实施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国策,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完整统一和全面发展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中国经历过哪些朝代等,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尽管这些都属于基本常识,但是,由于仍然有些紧张,我的回答还是出现了个别遗漏的地方,比如,秦朝统一中国后采取的重要国策,我只想到了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而废除分封,建立郡县制等重要内容,却未能当即想起来。关于中国经历过哪些朝代,我虽然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夏商周简单说起,但还是漏掉了东汉、东晋和五代十国这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文化基础方面,他只给我出了几道简单的初中数学题,我自认为演算是无误的。谈及唐诗时,他让我自选几首熟悉的唐诗背诵给他听。我背诵唐诗虽然远不及背诵毛主席诗词、整本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那样纯熟无误,但是完整准确地背诵三五十首却丝毫不成问题。我选择了其中最喜欢,也是最为朗朗上口的几首。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其二,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其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卢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其四,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其五,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其六,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至于这些诗篇的作者是谁,以往背诵这些古诗时,我从来都不会视为侧重点,即便首次阅读时照例浏览过,但也未必记得准确,倘若面试老师真的仔细追问下去,弄出几个张冠李戴的笑话来,那一定是意料之中的大概率。 其间,他还突然笑问,我是否掉过牙齿,这让我感到很意外,更无法猜透是何用意。我以为牙齿与文化知识毫无关联,因此我略一愣神,随即便如实相告,自己的牙齿很好,只不过长得不够整齐。他还问我对学习外语是否有兴趣,并让我背诵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我从不喜欢外语,也很少用过真功夫,英文字母的背诵自然不算流畅,而且一定会有个别顺序颠倒,甚至遗漏的地方。毛主席万岁的英文语句我也按照他的要求背诵了一遍,事实上,这是我在中学所学全部英语中唯一记住的一句完整的语句。面试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同时又像答疑解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才知道,他确实是针对是否掉过牙齿而言的)似的地对我说道∶“外语是我国加强对外交往的重要工具,所以,我们必须提高对外语学习重要性的正确认识。此外,如果我们的涉外工作者的形象不够完美的话,多少也会影响到我国的对外形象。” 面试持续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实事求是地说,这次面试与其说是跨进大学校门的一次大考,倒不如说是一次聊天式的自由对话。 多少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面试结束后,神经持续紧张了接近三个月的时间,我竟然一下子放松了许多,恍若被人无罪推定久久地吊挂在滚开的油锅上,突然获得了特赦一般。尽管是否会被录取,指导员对我圆梦大学最后阶段的审核录取,是否还有机会设置障碍,继续从中作梗等,都还是未知数。但是,我对顺利通过政审和体检仍然充满了信心,在历时两个半小时的面试过程中,除去个别问题我的回答不够全面外,总体来说还是清晰、流畅的,面试老师也没有流露出任何让我感到难堪,感到担忧的表情。因此,我对自己圆梦大学寄托的希望已经明显多于担心,况且过程已经基本上结束,剩下的事我只能听天由命,要么敞开胸怀,迎接喜讯,要么接受现实,自认晦气。 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那些日子里,有关招生工作中的一些事仍在部分战友们之间悄悄地议论着。首先,葛建国未能通过政审是颇让大家感到扑朔迷离的一件事。很多人认为,他的舅舅又不是直系亲属,一个穷苦人被抓作夫役,已经够不幸的了,还被迫妻离子散,滞留在台湾,难道这也算是说不清楚的政治和历史问题,算是葛建国无法说清楚的社会关系问题吗?如果确属复杂的社会关系问题,在政治审查极其严格的社会状态下,他加入党的组织何以顺利得到解决呢?甚至还有人大胆地做过推测,这件事很可能有人在背后做了手脚,而此人极有可能就是指导员。大家都还清楚记得,在七零年年底至七一年年初的整顿党风运动中,葛建国曾经抱着对党、对连队建设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对指导员在连队生产和行政事务上缺乏民主,独断专行,不够谦虚谨慎,以及架空连长等错误做法,提出过很多言辞激烈的批评。一向专横跋扈的指导员当众丢了面子,自然记恨在心,总想寻机予以报复。然而,由于葛建国政治思想坚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对待工作始终保持兢兢业业,吃苦在前的高度责任感,很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句出自北宋时期文武兼备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的崇高思想境界,这恰恰成为指导员在日常工作中不得不利用的中坚力量。为此,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不计前嫌的假面孔去提拔他,使用他,寻机报复也就只能见机行事了。他当然知道,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一直是葛建国不懈追求的远大目标,也是他改变个人命运和前途的绝好机会。事实上,葛建国不但具备许多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也很高,作为连队里的一把手,如果明目张胆地借机阻挠,不仅会给人留下打击报复的不良印象,也会伤害到更多人的工作积极性。而利用他在团部机关苦心营建的关系网在暗中设置障碍,做些手脚,既能轻易达到报复的目的,又能避人耳目,不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葛建国又可以继续为他所用,这当然是他乐于见到的最佳效果。除此之外,有点儿头脑的人大概都知道,葛建国的舅舅被迫定居台湾,这只是个人档案中记载的事,除连队里的几位领导和文书外,极少有人能够接触到,这自然会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那么,指导员会不会利用自己苦心营建起来的上层关系网,充分利用葛建国档案中的“事”,对负责政审工作的相关领导施加影响,暗授过机宜呢?以大家对指导员的了解,战友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去猜测。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要这种背后“交易”的涉事双方都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其他任何人都绝难找到可以做实的蛛丝马迹。何况在火红的“文革”年代,拿几个不沾边儿远亲的所谓政治问题进行说事儿,原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次,司务长被排除在应试名单之外并不是一件让人感到意外的事。尽管他也得到了几个班的推荐,排名处在居中偏上的位置,但是很多人看不惯他身上的那股子匪气,况且,他常把公用食材挪作私用的做法,早已受到连队战友们的广泛诟病。此外,指导员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含沙射影地批评某些人具有明显的小团体主义倾向,明眼人都知道,指导员矛头所指正是司务长。 此外,葛建国和五班班长被取消录取的资格后,连长为什么首先指定了我,而不是指定比我的职务更高的司务长作为补缺去团部应试呢?对此,大多数战友都认为,我得到的推荐票数比他靠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少数有机会接近连队领导,也更了解连队各种真实情况的战友则认为,这样的结果也不能完全排除是连长与指导员长期明争暗斗的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的应选人当中,我与指导员的关系最紧张,也是我最难闯过的关键一关,而且正是指导员以所谓的工作需要为名,把我排除在应试人员之外的。此时,指导员远在师部学习,自然无法遥控连队里的行政事务,连长正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使个人胜负的天平出现某种可期待的倾斜或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