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我上山下乡的第三年。按照当时的规定，上山下乡锻炼满两年，符合条件的就可以被推荐去招工当工人。和我一起从沙田到青年农场也先后招工离开了农场，到不同的厂矿去当了工人，用当时的话来说，是熬到“脱谷壳”了。我并不是不够条件去招工当工人，而是当时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例子，被任命为管全面的副队长。这是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任用形式。 那是春节收假归队后，开始进入紧张的春耕春种之际，一天中午，刚从场部开会回来的队里的指导老农唐宏德告诉我说，场里开会决定任命我为副队长，负责全面工作。从当天开始就要安排全队的生产及其他事务。具体的情况由驻队的老干部林大甫向我布置。 （青年农场是由县五七干校转型过来的，下层机构设连、排的建制，青年农场后来改为生产队，在管理上仍沿用农业指导十驻队老干部的模式，即从各个公社中聘用政治素质和农技过硬的大队干部作为连队的农耕指导，又在五七干校中选有农业管理资历干部留场驻队加强管理，类似现在的顾问。二人不但对生产队的事务负有监管职责，对一些重大事务，如推荐知青招工、保送读书、入党入团，干部任用等，对场部担负重要的参谋话事权）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林大甫把我叫到他宿舍里，很认真地向我传达了场部的任命通知，并作了两点补充说明：一是三队只任副队长，不再任命正队长，由副队长管全面；二是对于我这个副队长任命只作口头通知并通报全场，同时在队员大会上口头宣布，不再发任命通知书。 至于为什么是采取这种方式，林大甫告诉我，这主要是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考虑，一是因为我的家庭成份是富农，母亲被划为走资派后，又被调离县城到最偏远的渔村沙田，至今还没有平反回城，还属于被监管的对象；二是任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干部，在当时是作为属于极少数一种典型事例，特别是任命正职干部，在当时更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场部才采取这种方式，这对我也是一种爱护。林大甫解释之后，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对场部的这种安排，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这对你也是一种考验，要放开手来工作，我们都是大力支持你的！ 我就是这样当上了没有任职通知书，只有口头任命的负责工作全面的副队长。开始管理全队200多亩农田的四季耕作和收获。 当了这个管全面的副队长，其实劳作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往日是听到钟声或哨子声响起来了才起床出工，变成了每天都要提前起来，检查了农具之后，去吆喝大家起床出工；此前只要等待分工出勤，完成分配的工种就可以收工，变成了早晚两春的农作物种植，犁地耙田，播种插秧到田间管理都要面面俱到的忙碌着。我也在在繁忙紧张地赶着“双夏”、“三秋”农事中，成为一个全能的老农知青，也在其中完成了一个从连初中都能读完的失学少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历炼成为共青团员、生产队长的蜕变。这也是我对知青岁月的感恩情怀所在。 我所在三队的200多亩土地，虽然是要“以粮为纲”，但也要实行多种经营种植，有时还要承担县里下达的优良品种的育种种植任务，如杂交水稻、台糖甘蔗，桂油花生等，因此不但要熟悉各种耕种技术，节令气候，还要掌握各个优良品种的育种条件和生长特性。因此，在一个季节里，往往要进行多个优良品种的种植实验，耕作难度和劳动量也就大大的增加了许多。 但是，这样的多样化良种培育耕种，也给我们提供了“偷龙转凤”的机会。这是为了鼓励推广优良品种的培育种植，往往都会在产量上留有一定的余地只作为“试新”鼓励，也就是说，在超过核定预计产量时，可以提出一定数量作为自留，可以煮来品赏，试新质量。不过这种自留的数量是很少的，也就是一两次加餐而已。 由于我所在的队离场部有两三公里，相对独立，加上土质环境和水利排灌条件也较好，加上我们的耕种管理的技术也比其他队强，承担的任务也多些，收获的产量也比其他队多一些。由于有了这个鼓励措施，在指导老农有意无意的提示下，也是在得到默许的前提下，我想到“偷龙转凤”这一招。就是在育种和种植中，加强技术管理，提高品种试种的育种生存率和，这样我们就能把增加的种苗成活率部分，瞒着场部另外找偏僻的地方种植，收获后就作为本队“备战备荒”的储备物资。因为在收获验收时，我队的产量和质量都比其它队好，名列前茅，为场部争光，也就没有人专门去想到我们会有“偷龙转凤”的行为。有一个批次，我们收获的私藏的花生就有近两百斤，装满了整整一个大水缸，藏在存放专门种子库房里，还用禾草盖了起来。因此，我们也不时偷偷的煮新米饭，炒花生米加餐加菜。 也许是应了“行的夜路多终被蛇咬”的老话，或这也是我们的偷吃行为被来队探朋友的其它队的队员发现，消息泄露到了场部。有一天中午，我们又在饭堂煮新米饭炒花生，老农顾问老唐骑着单车匆匆忙忙赶回来，一把拉开我说，你们这帮家伙真是不知死哦，火烧头顶了还顾着在这里“打牙祭”啊，场长带人来检查你们私藏“军火”了。你快些想办法应对吧。我是专门赶回来通知的。等场长带队到了，你可要说没有见到我啊。说完老唐拿着一把铁锨就往田间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就说我在田间看水没回来”。 我听了老唐的情报后，立刻组织人把一大缸花生移到牛栏里隐藏起来，就看见场长骑着自行车带着几个干部来到了饭堂，一停了车就查看锅里的新米饭和炒花生米，严肃地责问这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还要我立即带他们到仓库、饭堂仓库、会议室，种子库房，甚至也查看了所有的工具房，总之连能存放东西的地方都查看过了，都没有发现有“私藏军火”。于是场长又带着他的队伍回到饭堂，追问米和花生的来源。我回答说，新米是自留奖励的，花生米是春种花生的时候挑选出来的不合格种子存放下来的（当时按规定，场部统一发下种子，分配给各个队剥壳选种，选出来不好的花生米按定额比例留给各队），场长听了我的解释并不相信，还要召集队员们来逐一调查清楚。 正在这个险情即将爆发的之际，扛着铁锨的老唐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饭堂，他一见场长在责问我，立即大声的招呼场长的同时，也装出非常恼火的样子大声对我说；你们这帮死死食马骝，只顾自己煮新米饭炒花生试新，也不给场长和老干部们装一碗！一边喊着还一边使眼色示意我搬凳打饭。场长见了老唐也严肃发问，你知道这帮家伙偷吃的新米和花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听了老唐和我一样的回答后，嘴角露出了一丝异样的微笑对老唐说，你和老林要严格把关，看紧这帮偷吃不知抹嘴的家伙，免得闯祸哦! 老唐听后连声表示：一定会加强教育，加强管理，加强值班，防止出现漏洞。 一触即发的这场“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老唐送走了场长后，转回来问我，花生藏在什么地方了？当我告诉他藏在了牛栏里时，他顿然醒悟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也想不出来啊！ 第二天，场长派人通知我到场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进入场长卧室兼办公室时，场长就单刀直接地问：你到底藏了多少花生，不许隐瞒。 见状我知是瞒不住了，只好如实汇报：大约二百斤。 场长听后笑了起来说：你要将功赎罪，全部上缴，就当是你们队超产增收分给各个队的饭堂加菜的，不予追究了。 我低声问场长，分给各个队，我们队也有一份吧。 听了我的话，场长摆出一副认真严肃的神态：你们偷吃了多少我都不追究了，不许在这里讨价还价。说着就叫来两名知青拉着胶轮车跟着我回到三队，把一大缸花生搜刮而空，装入麻包拉走了。 望着嘻嘻哈哈的拉着满载花生的胶轮车，边走边笑着离开的知青，我突然感觉到，这里怎么像是是场长一次敲山震虎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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