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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相依为命
四弟到黄飘小学初中班继续他的学业。也真难为他了，这里的师生全部说苗语，他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有同学欺生，他从对方的神情和语气猜出了端倪。好兄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休几码发！”（苗语骂娘的粗话——笔者注）让对方目瞪口呆不敢造次。
四弟生性温和，从不惹事生非。离开贵阳前因为有个脾气暴躁的三哥庇护，没有人胆敢欺负他。而今独自跟随母亲背井离乡到这苗岭山上，他只有靠自己保护自己了。
事实上，他凭借自己的模仿能力和语言天赋，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学会了苗语，同时以出类拔萃的学习赢得了老师的亲睐和同学的敬畏。从此再也没有同学敢欺负他。
母亲在粮站负责开票，不得不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珠算。工作的纷繁复杂有时让她力不从心，购粮的，换种的，买母猪下崽补助粮的五花八门，营业高峰时让人手忙脚乱。幸而有善良的苗族同胞仗义相助，协助母亲顺利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销售工作。
我由衷地感谢那些陌生而善良的苗族同胞，感谢他们在那特殊岁月里给予母亲的无私帮助，感谢他们无形中用善良给予母亲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母亲的人脉关系和她与人为善的性格分不开。即使被贬到黄飘身处逆境，她依然对那些贫困的苗族同胞寄以深深的同情，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她们。为前来求助的她们写申请报告；掏钱买毛线为她们的孩子义务编织毛衣；送她们喜欢用来包头的大手帕，为她们买挑花用的棉布……
在苗族同胞眼里，这一切只有最亲的亲人——姑妈才会为她们提供。因此，母亲在她们眼中俨然成了自家人。她们有了好吃的，总会送给母亲一些。有时是悄悄放到门口，有时直接送到家中。
不谙世事的四弟对母亲说：“妈妈，干脆挂个篮子在门上，哪个来送东西直接放在篮子里，省得麻烦。”
“傻儿子，那是人家一片心意，怎么可以怠慢她们呢？”
在黄飘，最头疼的要算用水了。那里唯一的一口水井小得可怜，名为水井，实际上只能算个小水池，而且出水量有限，取水只能用水瓢慢慢舀进水桶里，尽管潘伯伯基本上包了厨房的饮用水，但是洗衣服时母亲只得带着大盆和水瓢到井边慢慢舀水清洗。洗着洗着母亲会默默问苍天：“难道我这把老骨头要埋在这里么？”
公社秘书却不这样认为。他看到母亲为乡亲代笔写的申请报告后，惊讶于母亲那笔流利苍劲的钢笔字，询问母亲毕业于哪所大学。“我连大学的门也从未进过哩”，母亲如实相告。“那你怎么能写这么漂亮的字？比男同志写的还有力？”“小时候练的。那时每天一篇大楷一篇小楷，照着字帖写的啊。”母亲仍然老老实实回答。
“我相信你到这里工作是暂时的，迟早会调走。就凭你的这笔字，凭你的文化，凭你的……”秘书咽下去的半句话显然是“工资标准”。
对于今后的事情，母亲不敢想象，也实在无法想象。不过人一旦到了这种环境，一切都无所谓了，也无所畏惧了。
父亲每月可以回家一两次与母亲、四弟团聚。尽管聚少离多，一家人相互支撑，共享天伦之乐，毕竟给予母亲莫大的精神安慰。
转眼四弟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平高中。平时住校并在新州粮管所食堂搭伙，周末返回黄飘陪伴母亲。
上级最终还是把母亲调到新州粮管所工作。
在粮管所，母亲打过杂，当过（麻袋）保管员，最后仍然在门市部开票。不管干啥工作，她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人知道她曾经是优秀的幼儿教师，更没人知道她曾经出色的当过八年幼儿园的园长。
一九七九年，父亲终于获得平反，回贵阳原单位贵州水文总站工作，母亲随之结束受株连的日子，并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回到原单位，继续从事她热爱的幼儿教育工作。至此，我们家终于搬回了离开近十年的山城贵阳，一家备受政治、经济双重迫害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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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09:03:00
发表于 2013-10-22 08: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