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姐姐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夏天，年满十八岁的我全副武装地跟着部队，经过六百公里的昼夜徒步行军，再次回到了国境线上。 我们一排，没有回到原来的哨所，而是被拉到了一个荒山上，住在四个军用帐篷里。 上级首长指示我们，要在上冻前，围山头修筑一圈战壕，再建好三个水泥石头结构的碉堡，一个地下囤兵洞，一个半地下结构的伙房，一个马厩和四个半地下结构的宿舍。这四个宿舍，一、二、三班各住一个，排长单独住一个。 山是石头的，上述工程完全要靠全排三十六个人，拿大锤砸钢钎打洞，再装填炸药一点一点炸出来，工程非常艰巨。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耽误在国境线上正常的骑马巡逻任务。 我遇上了有生以来，最为艰苦的体力劳动。 施工开始一个月后，可能是因为太疲劳，身体抵抗力下降，加上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我得了中毒性痢疾。我一个人把全排唯一的药箱里的止泻药全部吃光了，还是不停地拉痢疾。 由于我严重脱水，排长着慌了，让大家把我抬到他的帐篷里，命令配属给我们排的两名可以不到工地干活的电台报务员，轮流照看我。 已经拉得休克过好几回的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见排长拿起手摇电话的话筒，冲着远在一百公里以外的连长大喊大叫：“连长，我告诉你，你再不催团部派医生来抢救兔子，他就活不了几天了，我们一片儿能让他吃的药也找不到了！” 排长放下电话，忽然又冲出帐篷，喊道：“一班长，快点给马备鞍，你和我一起出去，找牧民想想办法！” 排长和我们班长骑马出去，白天一整天都没有回来，我又一次休克了。 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什么人的手，在我盖的被子下，用温水给我擦了赤裸的下身和我身下的塑料布。因为我拉得太频繁，排长干脆命令我脱了裤子，在我屁股下的褥子上铺了一层塑料布，那时，我的廓约肌早就失禁了，脏东西随时会自己出来。 接着，我觉得有人在往我手背上扎针.渐渐地,身上有了一些暖意。但我还是睁不开眼睛，就那样迷迷糊糊地睡着。 大约半夜的时候，我醒了。不知怎么，我觉得七八天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身上有了一点点力量。 借着煤油灯的光亮，我看到在帐篷的铁架子上吊着一个玻璃瓶，一条管子连接着我的手和那个玻璃瓶。 再往桌上的煤油灯那边看，灯旁坐着一个穿蒙古袍的少女正在看书。 帐篷里再没有别人，排长呢？那个照顾我的报务员呢？ “你是谁？”我用微弱的声音问那个少女。 显然，那位看书的少女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她怔怔地看了我一眼后，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把书放在桌子上，笑眯眯地向我走来，说：“你醒啦？” 我点点头，想要坐起来。她急忙按住我，说：“你不能动，我在给你输液。” “你是谁？”我再一次问她。 “兔子，我是你的救命姐姐。”她调皮地笑道。接着用手摸了摸我的前额，说：“看来体温是下来了。”接着她又从我枕头底下拿出一只体温计，给我插到胳肢窝下，然后，帮我掖好被头，掀开帐篷门跑了出去。 我听她在帐篷外激动地大喊：“董排长，你们的兔子醒啦！董排长，你在哪儿？兔子醒啦！” 不一会儿，排长和我们班的全体哥们儿，全钻进了帐篷。大家高兴地对我说：“太好啦，太好啦，兔子你可算活啦，这两天你把我们全都给吓坏了！” 接着，他们一个个上去给那位少女敬礼，握她的手。每个哥们儿在握住少女的手时，都憨憨地从心里说出一句：“谢谢你！” 排长告诉我，那位少女叫柴小春，是六八年口口下到牧区的知识青年。 原来，排长和我们班长今天骑马跑到牧民那里找医生，打听到负责给周围牧民看病的，就是这位口口下乡知识青年。于是，就把她给找来抢救我。 后来，排长让大家都回去休息，宣布晚上帐篷里只留下救命姐姐照顾我。排长让把他的铺盖卷送到我们班，并给救命姐姐搬来一床新被褥，让她就在排长床上休息。 其实，那天晚上救命姐姐一夜没有脱衣合眼，一直在照看我。最让我难堪的是，肚子每次一抽搐后，下面总有脏东西出来，我自己又没有力气去处理，只好任由她去帮我搞干净。 那天晚上，我偷偷落泪了。 入伍前在群专指挥部和大牢里遭到那样的毒打和凌辱，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在这个荒凉的国境线上，排长，班长和战友们为我的病都快急疯了，现在，一位与我素昧平生的救命姐姐又在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那天夜里，我对战友情，和这位姐姐的情谊真是感慨万千！ 第二天下午，团部的救护车终于赶到了排哨，把我连夜拉回了几百公里外的团部卫生队。 救命姐姐一路陪我到了团部卫生队，队长和医生们立即对我采取抢救措施。 晚上，团长、政委来病房看望我，都对小春表示了全团指战员的衷心谢意。 两天后，救命姐姐看我病情稳定后，放心地上了火车，回口口探家去了。团政委让她回来时再来团部一趟，指示卫生队给准备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让她带回插队点。 不久，救命姐姐抢救我的事迹见诸了大小报端，她成了草原上军民团结的先进典型。 病好后，我回到了哨所。 深秋，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工程任务。 初冬，我当上了炊事员。 救命姐姐时不时骑着她漂亮的黄骠马，来哨所给我们看病。战友们都叫她小春，只有我，叫她救命姐姐。 她每次来哨所，排长都留她吃饭。这时，我便大显身手，展现厨艺，把美味佳肴送到排长屋，然后，排长就让我陪救命姐姐喝上几盅。 有时，救命姐姐带好几个知青姐妹，同时来哨所住上两天，把我们全排战士的被褥给拆洗一次。她们来的那两天，哨所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每当救命姐姐来哨所忙完了看病、洗衣服这些事，她就跑到厨房帮我做饭，跟我聊大天。等大家吃完了饭，她就帮我把厨房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年底，我被评上了五好战士。一天夜里，全排突然集合，排长宣布了一个新的命令，即他被提为了副连长，我被提为了连部文书。等到新排长到任，我俩就到连部去工作了。 说老实话，排长宣布命令时，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和一排的弟兄们都泡熟了，有了很深的感情。再说，在这里，我能时常见到救命姐姐。而到一百公里外的连部工作后，就意味着我不可能再轻易见到救命姐姐了。 排长公布完命令，到厨房问我，对于新的工作，有什么想法没有。 “没有。”我隐瞒了心里话，接着我请求道，“排长，我在走之前，能不能去看看柴小春，因为她救过我的命。” 排长点点头，说这件事由他来安排。 过了几天，排长让我停厨一天，叫一班长带我和另外两个战士去边境巡逻。出发前，排长安顿一班长：“完成巡逻任务回来的途中，让兔子去看看他的救命姐姐，因为以后，他俩很难再有机会见面了。” 清晨，巡逻小组乘马出发，到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就巡完了四个界桩长的边境线，因为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一班长就决定返回哨所了。 当我们能远远看到救命姐姐的蒙古包时，一班长下了马，把公用手表递给我，说：“兔子，去看你的救命姐姐吧。记住，晚饭前一定要赶回哨所。” 我策马飞奔，二十分钟后就跑到了救命姐姐的包前。 救命姐姐可能早就听到了马蹄声，她端着枪站在包前，一看清是我，就欣喜地迎上来喊道：“兔子，你怎么来啦？怎么就你一个人哪？” 我跳下马，她急忙接过马疆绳，说：“我看见你从北边跑过来，开始还以为是那边的敌人呢，后来才看清是个解放军。” 松了马肚带，拴好了马，救命姐姐领我进了蒙古包，她正烧着一锅热腾腾的奶茶呢。 当时，边境上设的知青点，两个人一个蒙古包，并且两人都是持枪民兵，每人都配备着一支半自动步枪。知青的习惯是，两人每天轮流，一个留在包里做饭，另一个出去放羊。那天，正好轮到救命姐姐在家，另一位知青姐姐出去放羊了，要到傍晚才能回来。 我进包后，卸下了身上所有的装备，把枪、子弹带、手榴弹和马刀都堆到一起，又脱下了皮大衣和马靴。洗完脸后，我坐在温暖洁白的羊毛毡上，开始一碗一碗贪婪地喝着救命姐姐煮好的奶茶。 等我落了汗，解了渴后，告诉救命姐姐我是来向她告别的，接着，对她说出部队对我和排长做的最新调动和安排。 救命姐姐听完后，楞在了那里，接着，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她脸颊上滚落下来，随后，她就哭出了声。 我心里也难受，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大漠的生活，本来就让人感到孤独、单调和荒凉。但是，自从排长找到了救命姐姐，我们彼此之间，好象就有了情感寄托。大家都觉得在寂寞的荒原上，突然出现了色彩和温暖。但是，好景却仅仅才持续了半年！ 我清楚，我和排长的离去，对救命姐姐的打击有多大，那年，她才十九岁，比我仅大一岁。 “姐姐，到连部那边，我会常给你写信的。”我说。 她点点头，抹去了眼泪，一句话不说，开始为我默默地煮手扒肉。 不一会儿，肉熟了。救命姐姐倒满两蒙古银碗酒，端起来对我说：“不管怎样，弟弟和排长都被提拔了，是好事，姐姐敬弟弟一碗酒，表示祝贺！” “不不，我应该敬姐姐才是，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我慌不迭地，接过救命姐姐手里的酒。 “这是我家，”救命姐姐不容分说，“听姐的，喝！” “好，听姐的，我喝！”心里酸楚，又不愿表现出来，我一仰脖，把一碗酒全都下了肚。 姐姐给我切肉，我又敬姐姐酒，就这样，一来一往，我开始大汗淋漓。 救命姐姐起身从暖壶里倒了一脸盆热水，把毛巾放入后，提出拧干，递过来让我擦汗。 “汗都流脖子里啦，还不脱掉棉袄？”救命姐姐嗔道。 我脱掉棉袄，又脱下了里面的军绒衣，才发现衬衣全被汗湿透了。救命姐姐要过毛巾，又到脸盆里涮了涮，拿出来拧干，走到我身后，说：“坐那儿别动，姐姐给你擦。” 救命姐姐站在我身后，用毛巾擦去我头上脸上和脖子上的汗。 这时，我有点害羞了，说：“姐，我自己来吧。” 救命姐姐突然大哭起来：“弟呀，我不想让你们走呀！” 一周后，我和排长离开了哨所。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从此，救命姐姐的厄运就开始了。 到连部工作没几天，我就给救命姐姐写了一封信，不久就接到了她一封厚厚的回信。打开信封一看，我楞了，因为信上的钢笔字，全被泪水洇模糊了。 读完了她的信，心像被刀剁过一样。 原来，由于救命姐姐抢救我的事被新闻媒体反复大量报道后，公社革委会准备把她发展为共产党员。 那个时代谁要入党，是要经过严格过滤和审查的，尤其要查清本人的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要想入党，门儿都没有，因为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公社革委会给救命姐姐父亲的工作单位去函，要求提供其父的出身证明和现实表现。 回函很快来了，说救命姐姐的父亲是旧社会的职员，资本家的走狗，现在正被批斗管制。 公社革委会立刻做出决定：一、取消她边境持枪基干民兵的资格。二、将她从一线边境调离到二线边境，不许她再与解放军接触。三、今后她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要加强思想工作，促使其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四、今后不准再报道她的所谓的“先进事迹”。 救命姐姐在信中说，她的枪被收缴后，马上就被调到公社最南边的牧点放羊，远离了国境线和排哨。另外，她今后不好再给我写信，因为公社革委会负责人跟她谈话时，明确告诉她不准再与解放军接触，包括写信和打电话。最后，她让我代问排长，也就是现在的副连长好。 把信送给副连长看，他皱着眉头读完了信，叹道：“小春好命苦！”就再不说什么了。但是，他的脸阴沉了好多天。 到第二年的冬天，我断断续续从排哨的战友那里，听到了救命姐姐的一些消息。 救命姐姐被调到新放牧点后，公社只她给批了一个破蒙古包。而且那个放牧点，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 救命姐姐的遭遇，得到了公社民兵连长李大哥的同情。李大哥是复转军人，汉族，以前我们在排哨见过。他性格直爽豪迈，说话办事，干脆利索。 李大哥不顾人们的风言风语，给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救命姐姐送去了几车干羊粪，那是牧区过冬时，人们在蒙古包里烧火取暖的唯一燃料。 过完那个冬天，李大哥和救命姐姐结婚了。 草原深秋时，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到蒙古国摔死了。民兵们在学习中央文件、批判林彪的会议上，李大哥说毛主席规定林彪是他的法定接班人，说明他老人家也不总是英明和正确。结果，李大哥被人揪住不放，被打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押到了内地劳改农场。 怀着孕的救命姐姐，到公社办理了调动户口手续，把自己的插队户口转到了劳改农场附近的农村。她说，她要一直守在那个劳改农场附近，等着李大哥出狱。 从此，我再也听不到救命姐姐的任何消息了。 一九八九年我碰到一位当年在我当兵地区插队的老总，我问他认识不认识柴小春？他说，当时他们就在一个公社插队。还说李大哥被提前释放了几年，落实政策又给平了反。以后，两口子转到了另一个牧区公社去生活。改革开放后，夫妻俩富了，现在有了自己的运输车队，还有自己的矿山开采公司。 我跟这位老总要救命姐姐的联系方式，他说手头没有。他们当年的下乡知青每年春节要聚一次，可是那么多次聚会，他只见过一次柴小春。 我当即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跟这位老总说，如果他能找到柴小春，务必请小春跟我联系一下。 第二年夏天某日，我正在家里午睡，有人在楼道里按了我家门铃。 我从门镜往外一看，是一个不认识的中年妇女，皮肤黝黑，脸上皱纹密布。 “请问，你找谁？”我问。 “是兔子弟弟的家吗？”妇女反问。 “是我，你是？”我开了门。 “弟弟不认识我啦？我是柴小春。” “天哪，救命姐姐！”我大喊一声。 我冲出门外，搬住救命姐姐消瘦的双肩，仔细端详她：“姐姐，我没做梦吧？是你吗？！”救命姐姐当年的皮肤是那样的白，那样的嫩，可是现在！老天对她真是不公，太不公了！ 救命姐姐说不出话来，笑着使劲点头，眼泪却吧嗒吧嗒往下落。 我把姐姐连拥带搂请进家门，砌茶倒水，问她是怎么找来的？ 她说，就是我去年见到的那个老总，给了她我的联系方法。电话打不通，就直接找来了。我告诉姐姐，电话号码变了。 一下午，和救命姐姐各自述说了彼此分手后一直到现在的情况。姐姐说：“弟弟，不能多说啦，今天我还要赶车回内蒙。我这次来找你，有个重要的事情，想求你办呢。” “姐姐别说求，只要弟弟能办到的，尽管说！”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十八岁，我十九岁，今年，我的儿子也十八岁了。自从他们下了我的枪，给了我那样的屈辱，我都不抱怨，我只抱怨他们剥夺了我保卫祖国的权利。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让我的孩子长大了，能当上解放军，当你那样的兵，保卫祖国！” 我答应救命姐姐，坚决帮她这个忙，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硬关系，也能帮上这个忙。 姐姐的孩子当年当上了海军。 后来，这孩子在部队又考上了军校，毕业后回到舰队，摸爬滚打，一路飙升，现在是某舰队导弹驱逐舰的舰长。 我有事没事，常常跟救命姐姐通个电话，唠唠家常。 前几天，我告诉她我要在网上写她的故事。 “我有什么好写的？”她问道。 “你的遭遇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的特征，虽不堪回首，但引人思索。” “那你就写吧，”救命姐姐说，“让人知道那个时代不好，那个时代就不会再来啦！” （完） 注：这是真人真事。但是，我已答应救命姐姐，不写她的真实姓名，大家也不要去打听她当年的下乡地址，看文章后猜出是谁的人，也不要说出来。大家只要记住我有这么一个救命姐姐，她曽是当年上山下乡的1700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就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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