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林彪题词 作者 黄谷成

      处理林彪题词

1971年，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掀起“自力更生办药场”的热潮，根据区委要求，每个大队都要开荒种药，生产的药材免费提供给大队卫生室，作为赤脚医生处方用药，据说这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举措”。东门公社星火大队也组织全大队劳力在新屋生产队的南土窝开垦了十几亩荒地，全部种上了白术、玄参、红花等十几种药材。大队党支部决定，任命我担任药场场长，党支部副书记袁东保担任政治场长。

大队支书涂经伦、革委会主任邓南初、副书记袁东保一齐来到我家里，找我谈话，涂书记首先把我着实夸奖了一气，认为我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非常好，和广大革命群众密切地打成一片，工作认真负责，广大贫下中农都相信你能把药场办好。

说一句心里话，我对大队这样的信任感到突然，心情异常激动，因为毕竟我是那样的一种出身呀。我当即表态，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药场的落脚点暂时设立在钟山涧屋场，距离我居住的八十坵屋场仅300多米。钟山涧屋场的主人是一位40多岁名字叫曾梅清的女人，她老公钟高尚在我修铁路期间因病去世。钟高尚逝世前，领养了一个3岁的儿子，取名钟伯文。她家里有两房一厅，外加厨房、茅房兼养猪，大围山一带地方很多农家的房屋都是这样的结构。这栋房子曾梅清俩娘崽居住的话显得宽敞，现在药场驻扎她家，就有点拥挤了。药场的职工是每一个生产队抽调一人，各队安排来的，其中有多名知青，共11人，加上炊事员曾梅清，共12个。这些职工在药场劳动，记大队调工，一个月出满勤300分。其中三个女知青住一间房，同时又做办公场所。一张陈旧的书桌，抽屉里塞进几本药材栽培方面的书籍以及记工员的出勤薄。

由于受条件限制，职工在药场没有睡觉的地方，除3名女知青在场住宿外，都是早出晚归，早晨来药场吃早饭上工，傍晚吃了晚饭回家。曾梅清年纪比较大，安排她做炊事员是因为药场占了她的房子，也和其他职工一样记工分。

我和曾梅清是一个生产队人，而且是近邻，对她家的情况我非常熟悉，而今，作为一场之长再次来到这里，感觉与以前就不一样了，仿佛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曾家堂屋里的墙壁上，有两条林彪题词，是她的亡夫钟高尚文革期间用土红写的。其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简称“四个伟大”；其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是给解放军的题词。分别都有落款“林彪”。这两个题词，在文化革命期间可是亿万群众在各种场合呼喊了千百万次啊，报纸上经常刊登，广播里天天播放，开大会必须朗诵。许多建筑物上都有这两个题词内容大幅的标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三叉戟飞机窜逃，折戟沉沙，彻底颠覆了对他的评价，林彪的题词很快从观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全国迅速开展了亿万革命群众参与声势浩大的批林运动。我想，我们药场的办公场所，还有林彪的题词，显然不妥。我指着题词和袁东保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袁东保非常佩服我政治上的敏锐，说我不愧是有文化的知青，他这个政治场长今后要向我学习。我们两位场长很快达成了共识，这样的标语在社会上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而在药场的墙壁上，就不能不管了，上级来检查发现了怎么办，我们作为药场的领导应该把它搞掉。

其实这事属于政治场长管，谁知他听了哈哈一笑，认为这还不容易吗？弄一点石灰浆涂抹在上面就解决了嘛！我说标语上有5处出现了“毛主席”三个字，谁敢将石灰涂抹在毛主席上，吃了豹子胆！万一不慎，落下反对毛主席的罪名，那就会死定了！

袁东保听我这么说，倒抽一口冷气，是呀，他没有想到那样做事情的严重性，瞠目结舌：“嗯，你讲的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处理？”

这么大的事，我当然不能做主，为此，专程来到大队部，向党支部书记涂经伦汇报。涂书记一听，沉吟半天没有吭声，显然，他也感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有些棘手，不敢轻易表态，犹豫了很久。于是，涂经伦随同我来到曾梅清家里，在堂屋里的两处林彪题词面前站了很久，我与袁东保站在他的左右，两双眼睛一齐紧盯着他，等候他的指示。涂经伦是党支部书记，大队上的一把手，显然对涉及到伟大领袖的事情，不敢轻易表态，在堂屋里走来走去，最后指示道：“这件事情绝对要慎重，你们还是以药场的名义打一份报告，交给大队，大队再请示公社党委，请他们批示再做处理。”

事情重大，容不得半点疏忽，我立刻按照涂书记的主意写了一份报告，前面说了许多大道理，在修辞上用了多个排比句，但都是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涂经伦支书接过我写的这份报告，认真地读了三遍，读第一遍，脸上有了微笑；读第二遍，神情凝重；读完第三遍，喜上眉梢说了三个字：“写得好！”然后在报告上签字：“情况属实，请公社党委批示。”报告还加盖了大队党支部、革委会两枚鲜红的印章，递给我。我手持这份报告来到公社，公社接待我的领导是党委副书记吴桂初，他接过报告仔细看了一遍，犹豫了一阵子，说了一句“此事处理要慎重”，然后说公社管宣传一块的是党委委员吴耀超，要我向他请示。于是，我又找到吴耀超，他将报告浏览了一下，沉吟良久，并不表态，推出自行车，称他还是先到药场去了解情况，再做决定。我只好陪同吴党委回来，他也和涂经伦一样，在堂屋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迟迟不肯表态……哎呀，简直把我急死了。

良久，他终于将脚步停下来，冲我瞥了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处理的时间还是在晚上吧，不要张扬，秘密处理掉算了。”

我将报告递到他的面前，请他签字的时候，他犹豫了许久，不时看外面，不时看我一眼，最后才从上衣口袋里摸出钢笔，在《报告》右上角签写“秘密处理掉。吴耀超”，一共写了8个字。我请示什么叫秘密处理啊，他的目光又看着外面了，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来，推出自行车，双手握着车把，往大路上走去。我还是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没有说出的后半句，便含糊应答：“好，我一定按你的指示办理……半夜的时候。”

吴耀超又看了我一眼，还是没有吭声，骑上自行车，匆匆地走掉了。我琢磨怎样才能秘密，无非是夜静更深采取行动呗，如果换一句话就是“人不知鬼不觉。”

袁东保冲吴党委的背影轻轻地骂了一句：“肩膀不挑担子，真是鬼精——”

当天下午，我用木桶准备了石灰浆，调和均匀，搁在不显眼的地方，袁东保则对三位女知青说：“今天晚上你们都回各自的知青点去睡吧？”

也许是袁东保的神情过于严肃吧，她们觉得奇怪，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齐瞪大眼睛看着袁东保和我，问道：“回去睡觉，这是为什么？”

我说大队领导要在这里开一个重要会议，希望她们三个职工都回避一下，她们立刻沉默了，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如果怕惹麻烦的话，不该知道的不要多问。曾梅清居住在这儿，还是炊事员，天不亮就要起床生火做饭，没有理由把她也赶走啊。这个“秘密处理”，袁东保是政治场长，理所当然要参加的，我们商量好，他今晚不回家去睡，与我搭铺同睡一张床上，半夜再来，我们一齐动手。并嘱咐曾梅清今晚不闩大门。我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将吴耀超批示的报告小心藏好，日后万一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是按照公社党委的指示行事，主要责任便不在我了，经历了几年文化革命的锻炼，这点警惕性还是有的。

我虽然一直躺在床，因为心里有事，其实也不曾合眼，不停地折腾，恐怕睡过头耽误了大事，好不容易熬到凌晨一点，我打着呵欠从床上爬起来，与袁东保一起走出大门，踏着朦胧的星光来到药场。四周十分的静谧，山岭上黑乎乎的，不时从墨绿的林海传来一两声野兽的嚎叫，不由得毛骨悚然，全身紧缩，敛声息气。我继而又为之一笑，来大围山落户也有几个年头了，对此已经完全习惯了。我来到药场大门口，轻轻地推了一下没上闩的大门，门吱呀一声开了。暗夜中，袁东保冲我点了一下头，显然，他也没有睡好。

我们蹑手蹑脚地来到堂屋里，不约而同地看了一眼曾梅清的房间，通过门缝传出熟悉的鼾声。干这个活儿的时候，心情特别的紧张，额头上冒汗，呼吸都有不畅的感觉，我和袁东保相互配合，以极快的动作，用石灰浆覆盖两条标语，说心里话，当手里的刷子蘸着石灰浆往毛主席三个字抹去时，还是控制不住发抖，一不小心，刷子掉地上了，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我们都明白，这样的行为一旦让外界知道了，上纲上线，还有活路吗？

涂抹完毕，我们两个人几乎同时一下跌坐在门槛上，感觉筋疲力尽，浑身的骨头像要散架了，半天都站不起来，也不想站立起来。袁东保还冲我笑了笑，我敢打赌，这一定是世界上最难看的笑容。

天渐渐地亮了，大围山麓露出一片鱼肚白，各个屋场传来犬吠，雄鸡长鸣，交相辉映此起彼伏。袁东保冲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大功告成。”

而我看着墙壁上新涂抹的石灰浆，就像一件旧衣服上刚缀的一块补丁，仿佛是埋藏的一颗定时炸弹，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曾梅清从床上起来，打着呵欠进厨房做饭，路过厅堂的时候，瞥了我们一眼，其实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了一句：“你们早啊！”

袁东保下意识地反问：“你说什么？”

我也紧盯着她，希望听到从她嘴里重复一遍刚才说过的话。曾梅清已经走进厨房去了，她的问话不需要回答的，是一句习惯的打招呼的礼貌用语而已。吃早饭的时候，职工们陆续到齐了，都是一些年轻人嘛，堂屋里原来土红色标语不见了，被涂抹了一层白色的石灰浆，如此明显的变化，哪能看不见啊。但是，都没有吭声，彼此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大家都有经验了，这样的事，少开口为妙，弄得不好惹火烧身。我看在眼里，与袁东保商量，还是临时召开了一个简短的职工会议。我为了保护自己，首先搬出公社吴党委，称我们药场有一点变化，同志们都看到了，这个变化是贯彻公社党委指示，大家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问的就不要问，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我这番话说得非常顺溜，没有卡壳，特别是如此重要的情况面前，不由得暗自得意起来。

职工们一齐大声回答：“听清楚了！”

袁东保接着说：“好了，没有什么事了，大家准备干活吧，今天继续干昨天的事情。”

昨天干什么来着？我突然脑海里一片茫然，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从堂屋里走过的时候，看一眼新涂抹上去的石灰，哪怕是只一眼，心跳就会加速，看袁东保一脸轻松的样子，还是很羡慕他的，难道他心里没有一点万一的恐惧吗？

晚上，回到家里，八十坵的家，那张已经睡习惯了的死人床——啊，不对，应该是说死人曾经睡过的床，我这个大活人接着又睡了三年多的床，当然，准确地说应该刨去修铁路空着的几个月。但我还是适应了，攸县回来，倒头便睡，睡得还很沉的。这个晚上突然不行了，无法成眠，像是有无数的芒刺在身上扎，很不舒服。我渐渐地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起来， 为何要主动冒很大的风险去做这样的事啊？那两条林彪的题词，又不是刚才写的，大家都看见了，涂经伦书记也早就看见了，袁东保同样早就看见了，其他社员，男男女女都看见了，尤其是屋子的主人曾梅清……他们没有一个人提起要处里掉。我、我这不是没有事寻事吗？一个小小的大队药场场长，连弼马温都不如，大队干部几句夸奖，我就乐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如果东窗事发，涂抹毛主席，将是通天大罪啊，多少人只因为一言不慎，招来灭顶之灾，万劫不复。我的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眼前晃动父亲当年被县公安局扣上手铐从家里押上囚车的情景。他不过是向村干部索要本来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今，自己可是污蔑损毁伟大领袖啊——我从床上爬起来，重新拿出那份有吴耀超批示的报告，宽慰自己不要怕，晚上执行公社党委的指示，看了半天，重新小心翼翼的藏好，这是我的护身符，如同贾宝玉的那块通灵宝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入睡。

突然，大门被踢开了，一群人走进来，两名身穿棉京蓝制服的警察，穿草绿色制服的区武装部长，走在前面的是大队支书涂经伦。他们来干什么呀？我目瞪口呆，呼吸急促，半天说不出话来。涂书记的手往我一指，对旁边的警察讨好地说：“他就是黄谷成，涂污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犯罪分子！”

涂经伦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冲我凶神恶煞，我顿时惊呆了，无所措手足，两名警察一个箭步上前，像捉鸡一样将我从被子里拖出来，咔嚓一声戴上手铐，我一边挣扎，一边结结巴巴地解释：“我……我……有……吴、吴、吴……”

我越是着急，后面的话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

警察后面闪出吴耀超，众目睽睽，这位向来和蔼可亲的公社领导，一声冷笑：“我批示要你秘密处置，没有叫你涂污伟大领袖，你父亲是伪保长，你是阶级敌人的孝子贤孙，怀着对伟大领袖刻骨的阶级仇恨，还想倒打一耙，你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涂经伦与吴耀超一声大吼：“押走！”

奇怪，我竟然发现了袁东保，怎么，他也……我的目光与他相遇，他低下头不敢看我。就这样，我被押解着推出大门，一路上，我好后悔啊，林彪题词，那么多人都不做声，你逞什么能啊？或许，当初就不应该当这个场长？可惜，人世间没有后悔药，我醒悟得太迟了！

从八十坵到公路上，有2里多路，一路上，许多人指指点点，其中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幸灾乐祸：“这个守财奴，向他借几斤粮，几块钱，一毛不拔，现在好罗，污损毛主席，罪大恶极，要挨枪子罗，看他的钱还怎么花，粮食再多也吃不上了！哈哈！哈——”

我低垂着头，行走起来跌跌撞撞，公路旁边停靠一台吉普车，车门打开了，我被警察像塞麻袋一样扔进车厢。咚的一声响，我一声惊叫，原来是一场噩梦！心还在狂跳，浑身上下湿漉漉的，都是汗水。我睁开眼睛，屋子里一片漆黑，窗外，突然传来一声猫头鹰凄厉的尖叫，顿时，我全身一阵发紧，呼吸不畅，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这一夜，为何如此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