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小时候的大杂院

怀念小时候的大杂院

 哈尔滨是今年冬天里的一把火，特别是中央大街，每天那真叫人山人海。南来北往的游客也让居住在中央大街两侧的街道热闹起来，游客们手拿各色糖葫芦，大口在寒冬里吃着马迭尔冰棍，每条街的大小饭店都是火爆满员，旅馆、民宿的大门上挂着“客满”的牌子。穿着各色服装的游客三三两两的边逛边吃，说说笑笑。这是多年没有看见的热闹了。让我这个四代人都在这里生活的“道里老人”，想起了小时候的大杂院。

 我1951年出生在紧挨着现在的中央商城侧门的东风街45号，这条街解放前叫马街，奶奶和爸爸告诉我，我家是1932年哈尔滨遭遇松花江大水灾后，从“偏脸子”的安字片搬来的。现在我的弟弟一家还住在大杂院动迁后盖起来的大楼里。算起来我家在这条街已居住了九十多年了，自打爷爷奶奶在民国初年闯关东来到哈尔滨，也可以说是哈尔滨老人了，也是中央大街两侧街道的老人了。

 我小时候45号大杂院共有十六户人家，大杂院临街的门是两扇红油漆木制大门，大门右侧有一扇小门，平时人们都是从小门进院。进入到院内，是一个狭长的院子，两侧清一色的平房。前面两侧的四户人家，有两户有临街的门窗，这四户是板加泥的苏联房，后面两侧的都是苏联砖房。每家的住房都是一大一小两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门斗的结构，房间都是很厚实的木地板。面积都在三十五米到四十五米之间。前面四户板夹泥苏联房，有三户都带有十几平米的门厦子。

 住在大杂院的人家都是劳动阶层的人，有铁路乘务员，有鞋厂工人，有蹬三轮车的工人，还有电业局的工人师傅，也有教师之家、报社职员、商业系统的干部、商场职员、医院大夫、公司职员等等。记得在五十年代还有过两户外籍人家，一户是犹太人，一户白俄人。只记得犹太人家有个儿子叫紹力（译音）很淘气的。白俄人是个老太太，嫁给一个中国老头。后来大批犹太人回国，紹里一家也走了。白俄老太太一直住在大院。

 虽然大杂院的住户职业不同，但是全院非常和谐融洽，最让我怀念的是，每家小孩子在一起玩耍的场面，有撇铁盒子、顶拐子、抓特务、弹玻璃球，弹瓦斯盖、搧啪机（谐音）打乒乓球、打扑克，可以说当时流行的最朴实的游戏我们都常玩。也玩过危险的游戏，记得电影《飞刀华》上演后，院里的孩子用钢针栓个红绳，就在院里的大门上练起了“飞刀”，当然这也是一阵风而已，也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好在没有出事。小伙子们都非常热爱体育锻炼，常在一起举杠铃，练拳击、玩自制的吊环。最有意义的是读书和做科学小实验，我父母是老师，给我买了很多小人书，小伙伴们经常借去看，他们有了我们也换着看。没事的时候还在一起交流看书体会。科学小实验是搞自制电话，几个伙伴买来铜线，把各家连接起来，再买个送话器和耳机，可以在两家通话，就是声音太小，估计是铜线太细的缘故。

 不但小孩子们在一起玩。大人们每到星期天也常在一起打扑克，喝茶、聊天。记得有几个常在一起玩扑克的老人，也有时因为出牌，争的面红耳赤。

 大杂院最有特色的是夏天吃饭的场面，每到下班后或星期天的中饭、晚饭，家家都在自家门口摆上小地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有时相互分享各家的美食。要是这时候有外人进入大院，都会不好意思的低头向院里走。这个场面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非常融洽，非常有意思。这是住楼房的今天绝对看不见的大院一景。

 大院是和谐的，是互相帮助，跑火车的乘务员叔叔，经常给院里的邻居捎带北京、上海的好吃的特产和服装。在医院工作的叔叔阿姨，给生病的邻居治病护理。谁家要是有点事，全院都去看望，问寒问暖。院子一户独身盲人，院里的孩子经常帮他打水。每家都会根据自家的优势贡献自己的爱心。

 从出生到1968年我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大杂院度过的，生活的快乐、幸福。1968年不满17岁的我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离开大杂院，八年后我离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哈尔滨，又先后在大庆、牡丹江参加大庆建设和整顿建筑企业的工作，离开大杂院整整十年。1979至1981年我又在大杂院生活了三年，并在这里结婚生子。

 虽然在1981年东风街45号大杂院和几个埃着的大院一起被动迁，盖起了前后两栋大楼，（合并后现在是41号）仍在这两栋楼居住的老邻居还能够经常见面。已经异地动迁走的邻居和陆续搬走的邻居大部分保持着联系，能相聚的当年小伙和姑娘，也聚会过几次，但是见面还是少了。现如今我们上一代的老人绝大多数都已离开人世间。但小时候大杂院留给我的和谐、温暖、友爱、有趣的生活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

         2024年3月12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