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十八）

2024-5-20 16:07| 发布者: 安宁檬| 查看: 333| 评论: 0|原作者: 无锡知青朱兆中

摘要: 营部书记员 1974年9月29日我接任一营营部书记员之职。搬到了前面干部家属住区，住在一连胡徐哉连长家的隔壁，同当时任营部植保员的孙福祥住一间，但一间之中又分隔成二个小间，我住南面一间小的，孙福祥住北面一间大 ...

营部书记员

1974年9月29日我接任一营营部书记员之职。搬到了前面干部家属住区，住在一连胡徐哉连长家的隔壁，同当时任营部植保员的孙福祥住一间，但一间之中又分隔成二个小间，我住南面一间小的，孙福祥住北面一间大的。

王玉珍副教导员找我谈话时提出要求，一是要保密，二是要细心，三是要勤快。我在日记上写道：为搞好工作，从即日起开始记日记。将每天工作情况作记录。以备后用。营部书记员的首要任务不是下田劳动，而是为营部领导做好营部日常工作。营这一级机构，其实主要是起着承上督下的职责。具体的农业生产，大田种植、知青管理等等都在连队。一般情况下都是营领导接受团部的指示要求，再把团部的精神指标落实到连队具体执行。营自身的操作空间是很小的。营机构的这种职责定位使得营领导的工作主要在于按部就班地贯彻团部指示，完成常规的农业生产任务，不出差错，保持安定。在我担任营部书记员（1974年9月29日——1978年4月6日）约三年半的1286天里面，就我参加的营部会议里面，政治学习、文件传达等政治性内容的会议占多数；人事安排、处理矛盾纠纷等内容的会议也占很大比例；有关农业生产内容的会议并不多，有的也就是一些具体动员安排，如春耕动员，水利动员等；有过几次讨论营连规划的会议，但竟然没有一次营部会议的内容是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作物产量的！

我原来还想着到营部工作，是否可以向营领导献计献策什么的，所谓一展胸中抱负之类的！但是马上就发现，这里的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献计献策，做好本份工作足矣！

营部书记员的工作比较繁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1、参加营领导招开的各种会议，包括营领导学习会议，做好会议记录。

2、撰写各类文字材料。如为领导写发言稿；向团部写各种汇报材料，如学习中央文件的情况汇报。1974年11月18日：团组工会议要求每月25日前，各营要写一份情况简报送到团政治处。内容包括：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各连好人好事，要具体的事例。连队今后的打算等等。还要撰写各种往来信函。做好上报团有关部门的统计材料，知青人员名册；填写各种表格等等。1974年12月24日我搞人员统计，反复核查十多遍后，终于全部核对正确。一看时间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我在日记上写下了一点感慨：“看来统计工作是较麻烦的事，每到年底总要搞一次。迎着困难上，才能掌握其规律。……灯油将尽，就寝。”第二天又写道：“几天来的晚睡夜工不是没有收获。统计也是一门科学。”当时搞文字工作，熬到半夜睡觉是常有的事。

3、常规工作：如中央、上级有关文件的管理；本营知青的档案管理。我刚接手书记员工作，记得花了好多时间整理知青档案。还有每年知青回去探亲，要开具路条、作好安排、及时通知。重大节假日要值班，甚至查人头。1974年12月23日夜里大约11点多钟，我就跟营领导一同到各连去查户口人头。直到凌晨2点多钟方才休息。1975年2月9日小年夜，我同营长、胡连长、方胜源等半夜去查户口人头，检查是否有外人来住宿。到一点多结束。

4、协助办理营领导决定之后交待的各类事务，如涉及其他营、连的事务，涉及与周边公社群众的事务，各种招工招生事务，各种矛盾纠纷处理事务等等。

5、联络团部有关部门，接待团部到一营办理有关事务的人员；同营部通讯员一起与本营各连联系。如迎接全团生产大检查；安排和通知全营生产检查；放电影通知，各种会议通知和事情通知（如电报）等等。

6、参加各种劳动。农忙时参加连队大田劳动，如春耕、夏锄、秋收等。有时在营部自己的小田里劳动，种些花生、向日葵之类的杂物。有时干一些杂务劳动，如修路、种树、锯树、修果树等等。

总之，营部书记员的工作比较杂，最基本的是为营领导的工作服务。这就与过去在连队班排大田劳动有了很大的不同。1974年10月3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是到营部一个月正。的确，在各方面又有所进步。接触到大量过去接触不到的人，听、见到一些过去未听闻的事物，接触社会的面比以前广阔多了。要加强认真学习。”

我接任营部书记员职不到一个月，四连就发生了一起较为严重的盗窃事件，四连蔬菜班的场员子女李建华的箱子不见了。案件发生在1974年10月23日，这天晚上营部放电影《小兵张嘎》，看的人很多。看完电影大约已经10点多了。李建华回宿舍，一看放在自己床头边的木箱不见了，他立即报告领导，营部马上立案调查。在当时，每个人的衣物家当都不多，我们知青一般也就是每人一个箱子，一个被褥铺盖。李建华也就是一个箱子的家当。所以箱子被盗就相当于家当大都没有了。营领导很重视这个案件，副营长李神甫亲自负责调查案件，我这个营部书记员当然少不了陪同参加，当天晚上出动人手四处寻觅，直到半夜，仍无踪迹。第二天开会专门研究这个案件，找了不少人谈话，排查线索。但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还请了一连的方胜源、惠立人参加调查。在当时，虽然团部有公安局的派出所，但派出所人手有限，根本管不了这种偷盗性质的小案子，派出所主要管政治性的大案子。尤其是这种本单位内部偷盗性的小案子，都是基层单位自己调查解决。文革时期公检法都被砸烂，成立革命委员会，更是集党政军民学工商于一体。生产建设兵团是按部队那样管理，团、营级单位集党政、经济、治安等权力于一手。所以案件发生之后，李副营长可以象审犯人一样责询怀疑对象，11月8日把怀疑对象高长连关押了起来。在这段时间，我一直陪同李副营长调查，询问了许多人。我心里还在想分场有没有权力把人关押起来？经过发动群众，广泛调查，在11月23日晚上，距离案件发生正好一个月，终于得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李副营长马上根据线索审讯四连姓马的场员子女，他道出了实情：原来是场员子女高长连对李建华有怨，乘李剑华去看电影之机，把李建华的箱子偷出来，沉到了南直河里面。姓马的场员子女参与了这件事情。随后，根据马姓场员子女的交待，李副营长和我带着他，连夜到他们那晚作案的现场，南直河旁边的防风林大堤上，在一个树坑里取出了一只旅行包，里面有几件衣服和二副扑克牌。马姓场员子女说，是高长连在把箱子推到河里去前，藏起来的。至此，案件初步告破。第二天上午，营部组织打捞赃物。先撑船到沉箱子的那一段河道，用篙子探河底，再用渔网拉。竟然从河底捞出了一只箱盖，几件衣物。下午再请旁边的农民帮助打捞，但没有捞出什么东西。经李建华辩认，河里捞出来的是他的东西。11月25日，团部保卫股来人找高长连谈话。晚上，高长连终于坦白交待窃箱沉河的事情。案件破了。我们参加调查的几个人——方胜源、惠立人和我，都很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参加破案。这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是当时我们如何分析案情等具体情况已经忘记了，我的日记上也没有记录。此后团部保卫股来人拍照取证等等办理常规手续。一直到1975年7月26日才定下了高长连、马本智对李建华的赔偿，我为他们制定了赔偿清单。案子总算全部结束。

1975年9月上旬，四连黄建美一只手表丢失。手表在那时是个贵重的东西。知青中绝大多数没有手表。干活时主要看太阳定时间。记得那时三连副连长虞和惕要掌握时间，就买了一个小闹钟随身带着。所以这次手表丢失是个较大的案子。尽管营里很重视，开了不少会研究案情，但毕竟没有专业的侦察本领，最后还是没能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