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文化生活
知青中的文化活动还有一项下棋，就是下象棋、围棋。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朋友圈里面打扑克牌的人倒是不多，在我记忆里很少有打扑克牌的场景。好象在探亲回家的轮船上，坐船时间很长，大家会打扑克牌。当然其他连队、班排里面肯定有不少人打扑克牌。不过我没有见到而已。其实那时知青中赌博等活动都有，不过他们玩得比较隐藏，我不知道。后来我到了营部，就接触到了。1975年1月5日晚上得悉有人聚众赌博，营长还找了赌博的人来谈话。 我最早看到下围棋，是在1969年底刚到方强农场时，十几个人住在大宿舍里，那时还没有农活要干，于是张小元和杨新民就拿出围棋下了起来。我对围棋一直有兴趣，因为小时候就拿家里的围棋子玩。父亲告诉我，我的祖父围棋下得挺好，解放前曾经担任过无锡围棋社社长。家里的围棋棋盘，棋子都是祖父留下来的。但是我父亲不会下围棋，我的小时候也没有人教下围棋，所以只是胡乱下着玩。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后来则是没有时间玩围棋了。所以我的围棋水平始 终只是一个业余初学者的水平。当时我们一营一连、四连里围棋下得好的除了张小元、杨新民之外，还有刘汉君、薛兆钧等人。惠立人好象也从那时开始学下围棋的。那时围棋的胜负计算都是中国传统的数子法，而不是现在常见的数目法。但是下围棋需要时间较长，所以后来干活一忙也不大见到他们下围棋了。 相比围棋而言，中国象棋更加大众化一点，知青中会下的人很多。大家都把下象棋当作一种休闲娱乐，而不是体育竞赛，并不化力气去打谱研究。所以真正下得好的人不多。1976年5月28日天下雨，休息。于是一连的一排与二排进行了一次象棋比赛，最后二排告胜。但比赛的具体情况，谁参加了比赛等，已经不记得了。相对而言，我的两位好友惠立人和邢美瑜算是下象棋下得好的。邢美瑜曾经研究过一些棋谱，惠立人则是靠自己的聪明机智，二人经常杀得难分难解，互有胜负。惠立人有两次得意地对我说，昨晚去邢美瑜那里杀到半夜，赢了二盘！ 我也会下象棋。记得大约小学三、四年级我学会了下象棋，夏天在马路边乘凉就同哥哥下象棋。经常有过路人驻足观看我们下棋。有人观看时按捺不住，还帮忙出招。很是热闹。文革期间我在家，有时也跟同伴下象棋。甚至有时好奇，还看过王嘉良、杨官璘等老一代棋王的棋谱。不过我没花时间去研究象棋，只满足于一般下下。所以我记得跟邢美瑜、惠立人下象棋总是输多赢少。不过跟张小元、盛国经等其他人下象棋则是赢多输少了。 知青中还有个别人跟着广播电台学习外语。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受到周总理等人的欢迎。毛主席会见了尼克松。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不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举办业余英语讲座，10月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播出《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接着，《日语》、《法语》等一系列外语讲座相继开办。引起了社会上学习外语的热情。我们一营也有知青开始跟着广播学习外语。我记得是二位苏州知青，一位是三连的杨易，一位是四连的顾维勤。他们都有一台比较好的收音机，能够清晰地收听到外语广播。他们都是学的广播里的英语教程。我对他们有点羡慕，心里也想要学习，但当时我没有收音机。三连的杨易来看顾维勤时，我那时跟顾维勤住一个大宿舍，我曾经向杨易请教过。好象他当时已经学到了英语的中级教程了。我只有在初一时学过一年英语，再加上文革期间几年没接触英语，学过的东西又忘记了不少，基本只认识26个字母，差不多是“来是come去是go”的水平。听杨易给我讲他怎么跟着广播学习，发出一串带点卷舌音的英语，我真的对他很是佩服。不知后来杨易和顾维勤回到苏州之后干什么工作，有没有发挥他们的英语特长。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和惠立人都感到不能这样浪费光阴，也在酝酿要跟着学点什么。 大约在1973年到1974年，惠立人和我开始跟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1420千周开设的业余日语初级班学了一段时间。惠立人有一台收音机，可以收听到日语广播的课程。为什么会选择学日语，当时我们怎么想的已经忘记了，好象是因为英语广播教学已经教得比较深了，我们跟不上。正好日语广播教学开始，于是赶紧就跟上去学了。 当时课程是每周一、三、五日广播新课，二、四、六日重复前一天的课文。星期天重播一周所教的课程。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播四次，每次三十分钟。第一次是早晨5:55分就开始了，这个我们来不及听。第二次是中午11:55分，这个时间我们也不行。第三次是傍晚19:35分，我们主要是听这个时间的日语广播教学。第四次是21:35分，有时我们错过了7点半的那一次，就听9点半的这一课。 为了跟着广播日语教程学习，我们专门邮购了教材。 我和惠立人每次听完广播课程后，还抽空做些练习。日语之中有些汉字，这个一看就知道，但是这些汉字的发音跟汉语有些不同。要根据假名来发音。所以学习日语首先就要熟读日语的五十个音标。为了记住五十音标，我们开始的时候在每个音标下面标注了汉语拼音。有空时就背这五十音标。直到烂熟于胸。 我记得我们大约坚持了一年多，学完了二册教材。第三册有没有学已经记不清了。直到我调到营部当书记员，我的心思一下子转到要熟悉和做好新的工作上面去；同时傍晚时分常常营部有事，不能到惠立人那里去听日语广播了，于是我的日语学习就停了下来。惠立人的日语学习后来也没有坚持下去。 知青的文化生活中还有一项比较小众的活动，就是吟诗填词。在刚下乡的头二年，还没有见到有人吟诗填词。我虽然喜欢古典诗词，但一是自己的文学水平不高，二是担心会被人说成是封建的旧文化，所以也没有表现这方面的兴趣。唯一可以表现出来的就是读毛主席诗词。 毛主席诗词最早正式出版，是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还发表了毛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以及毛主席诗词的一些手迹。在这个基础上，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造反派传抄、油印了许多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那时候的年轻人几乎都会背诵几首或者几句毛主席诗词。我是在小学毕业到初中那一段时间看到毛主席诗词的。很快我就喜欢上了毛主席诗词，虽然那时我对毛主席诗词中的有些词句并不理解，但毛主席诗词中的那种指点江山的宏伟气派，是过去古典诗词中所没有看到过的。我过去看过的古典诗词中，最有气派的豪放诗词大概就是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还有《三国演义》开篇词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等等。 虽然李白的诗也豪放不羁，辛弃疾的词也慷慨激昂，但都不如苏词气派，而苏词又不如毛主席的诗词那样气派宏大。那时毛主席的十几首诗词我都能背诵出来。有时写批判文章也会用上一二句毛主席诗词。 文革期间我一直在家看看书，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开始接触到了关于诗词韵律方面的知识。因为我一直对古典诗词有兴趣，学了一点韵律方面的知识对于欣赏诗词很有帮助。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想自己也学着写诗填词，只是当作一种语文知识来学习的。对律诗中的平仄、押韵、对扙、意境，各种词牌小令的曲调格式等等，还都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后来到了兵团农场，经历了离别、挫折、思念等情感磨炼，加深了对亲情友情的理解和珍惜，生活阅历开始丰富起来，有时心血来潮甚至竟会有以诗言志的想法！这就促使我对于诗词韵律方面的用心在意。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是我当营部书记员之后，有一次我吟颂毛主席诗词，突然感觉那首著名的词牌《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押韵好象有点问题。下阕的“舞、虎、雨”三个韵脚字与上阕的“柳、九、有、酒”和下阕的“袖”不在一个韵部。按诗界行话来说就是“出格”了！对此我一时惊诧不已。毛主席这样的大家写的诗词怎么会“出格”？但很快我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试想，全国那么多诗词大家，没有人说毛主席这首词“出格”，难道只有我这个初学者看出问题？所以，肯定是我水平不够，不懂诗词中的高深学问。我记得诗词中有“转韵”这种手法。我猜想毛主席肯定是用了这种转韵的手法，所以没有人认为这首词“出格”了。但这首词转韵又不是下阕全部，而只是转了后三个韵脚字。我想我对如何转韵不懂，所以也不去多想了。也把这件事深埋在心底。因为在文革期间，对毛主席有任何的疑问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大约在2000年代初前后，我买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1996年9月一版），在《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注释中注明：“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作者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见该书第100--103页）】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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