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政治生活与思想变化
76年3月8、9日，我按照营领导的要求写一篇批邓的稿子，说是准备去场部开会发言。写好后，我先读给分场几位领导听。得到他们认可。接着，3月11日上午全场排以上干部到场部开批邓会。3月13日一连开批判会。3月15日晚上分场召开班以上干部批判会，要我作发言。3月17日上午分场学习。下午党员干部到二分场开会，传达中央1976年3、4、5、6号文件。3号文件是中央军委的一个报告，说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有错误。4号文件是整理的毛主席最近的讲话，其中讲到了邓小平的错误。我在日记上写道：“倒有点味道，很值研究”。5号文件是华国锋的讲话。6号文件是一个通知，要将3号文件传达到群众。晚上我们党支部座谈讨论中央文件。听了中央文件我知道，毛主席还是把邓小平的错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批判他是要帮助他改正错误。 3月18日我下午去场部，开农业学大寨筹备会议。晚上营部开会，排以上干部参加，让我读一份材料，内容是邓小平的言论，是用来批判的。还读了马列毛主席一些语录。 3月20日我到场部办事，不想场部政工科要叫我去帮忙筹备总场农业学大寨会议。3月21日上午我到场部报到，住在场部招待所，一直到4月5日结束，共15天时间。主要任务是在场部政工组帮忙看材料，修改文章。为总场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准备材料。也曾同场领导小组一起审查材料，研究大会议程。4月2日总场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5日结束。我感到这次会议开得松松垮垮，效果不好。会议结束，我也回到一分场。 这是我第二次被场部借去办事。这次在场部十几天，工作比较轻松，结识了场部的几位朋友。除孙骏毅是早先认识的之外，新结识陈东美、李广才、尚苏阳等人。他们有的是上过大学，有的是阅历丰富，都是青年俊才。大家在一起闲聊，让我有所收获。我在日记上写道：“彼到底上了二年大学，见识多于余也。同彼接触，见其分析问题，观察问题亦能抓住要点，余不及也。”（1976年3月23日日记）会议结束后，大家还合影留念。 回到分场后，一切恢复原来的模式。1976年4月7日上午我参加分场部学习，下午去玉米田干活。晚上开党支部会议，传达场部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然后在广播里听到重要消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解除党内外职务，仅留党藉。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吴德在天安门广场上讲话。我在日记上写下一句话：“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也”。第二天这个消息报纸上都刊登了出来。我们远在黄海之滨，对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除了从报纸上知道一点之外，其他一无所知。我对天安门广场发生这样的事件有点震惊，中央对这个事件的定性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看到报纸上引用的“反革命诗句”：“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确实感到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但我因对情况不了解，虽然还有点疑问，也无从去深究。震惊以后，还是一样的干活办事。但接着场部就下了要求，要各分场写标语口号张贴，大造革命舆论。4月10日是休息天，但我还是根据场部要求写了不少标语口号张贴在营区墙壁上。 这一段时间分场学习，都是围绕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纸上都是这样的内容。4月17日晚上，分场召开班以上干部批邓大会。领导还要我搞大批判专栏。我就把批判会上的发言稿收集起来，用毛笔誊写在报纸上，权当练习书法。写了几天才弄好张贴出去。我以为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毕竟离我们农场太远了。 但是没有想到事情还没有完。1976年4月30日下午，场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内容是“彻底清查反革命幕后策划事件者，反革命谣言制造者”。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放了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领导彭冲、廖汉生的讲话录音，还有盐城地委刘中和、大丰县委薛太和的讲话录音。 5月9日，我们一分场通电了！各个宿舍窗口映出的光亮让整个营区充满生气。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但当天晚上分场开会，传达上面精神：周总理的遗嘱是反革命谣言，要彻查。5月10日，开始全面彻查。据说是全国统一搞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所谓的周总理的遗嘱。各连队开会动员清查。场部派两人到一营清查，是政工科的孙骏毅、徐俊明二位干事。还带来场部指示：强调今晚12点之前要清查结束。 所谓彻查就是由连排干部挨个询问每位知青，你有没有看到“周总理遗言”？清查的结果是我们一分场查出了一个“反革命谣言传播者”——就是我！ 事情要追溯到我到场部帮忙，结识了陈东美、李广才等朋友。76年4月1日我们做完工作，陈东美给我看了一份“周总理遗嘱”的材料。我感觉这是很珍贵材料。那个行文语气确实象周总理的身份。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文革早期，这种流传出来的内部材料很多。文革小报传单经常刊印中央首长讲话之类的东西。就在二个多月前（76年2月29日）我还看了文革期间翻印的毛主席未发表的文章和讲话的集子。所以我一看这份材料就觉得值得保存。征得陈、李二人的同意，我就立刻把“周总理遗言”全文抄了下来。 对于这份材料，陈东梅等人只是给比较信任的朋友看看。但也没有刻意保密隐藏。因为看内容也没有什么反动的东西，有的只是周总理对党和国家的事业的无限忠贞！我们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上面会把这份材料定为“反革命政治谣言”！ 我抄了这份“周总理遗言”就把它带回了一分场。记得走过二分场时给二分场的书记员张成印看过，还让他抄了一份。回到一分场也给个别好朋友看过。所以场部开会要清查，我心里就有点紧张。心中一直在考虑手头这份“总理遗言”如何处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上面追查，所以这方面的内容我连日记上都不敢记。好象在清查之前陈东美给我打过电话，意思是这个事情都上面都已经知道，照实说清楚就可以了。那份资料他要我自己处理掉。我考虑再三，觉得这个材料就这样毁掉实在可惜。还是要设法保存下来。 于是在场部孙、徐二位干事面前，我就如实交待了当时看“总理遗言”、之后又抄了一份的情形，还有后来给二分场张成印抄了一份的情形。但对于回到一分场后的情况交待，我声称没有给谁看过，只是口头给二位朋友讲了一下。之后听说要清查就自己把这个材料毁掉了。幸好场部来清查的孙骏毅、徐俊明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楚，他们也没有过多地追问我毁掉这个材料的事。记录下我的交待就算完了。然后就要我填写了二份《追查反革命谣言<总理遗言>登记表》。一直到夜里12点，我还为一分场写好分场保证书，就是保证清查反革命谣言无死角、无遗漏等等。大约半夜三点多钟，我骑自行车上场部，向政工科汇报一分场清查的情况和交分场保证书。天亮后。我回到一分场。政治清查就算结束了。 后来，5月15日场部又要我填了一次这个《追查反革命谣言<总理遗言>登记表》。但之后这个事情就没人提起了。奇怪的是我们分场的领导对于此事竟然一直没有过问。原来我以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肯定要作个检讨之类的东西，甚至把我的分场书记员职务给撤了。但没有想到此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好象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我的一切都跟过去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我当时认为主要是这个“总理遗言”的内容确实没有什么反动的言论，而且它就是从场部流传出来的，传播这个“总理遗言”的都是平时工作学习都不错的那些场部干事、分场书记员，场领导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后来回想这一段有惊无险的彻查，这实际上也多少反映了文革末期，民众和基层干部对于文革态度的变化。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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