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政治生活与思想变化
刚下兵团时我的同学柴锡春被打成“反革命”，现在我也成了“反革命谣言”的传播者。虽然组织上并没有处理我，但戴上了这个“帽子”，什么时候都可以翻出来给人摆布！过去我担心被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现在直接跟“反革命谣言”沾边了。最让我疑虑的是那个“总理遗言”的内容没有什么反文革、反党的言论，怎么会被说成了“反革命谣言”呢？判断“反革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从这个事情，我又暗暗推论，按照这样的逻辑，文革时期被打成“反革命”或其戴上其他各种罪名帽子的人，估计有一半以上都是冤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到底该怎么看呢？我不敢往下深思。但是，当时我对于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认为是正确的，只是在于文革的具体实施有问题。 彻查“反革命谣言”并没有在我们营连造成什么影响，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这件事。我这个“反革命谣言”的传播者也没有在营连公布，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许这也是我们农场领导的意思。轰轰烈烈地搞彻查，轻描淡写地搞处理。事后 我没有听说农场什么人因此而受处罚。事情过去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往常的秩序。但是这一时期政治学习的内容主要都是围绕着批邓进行的。 1976年6月下旬，分场领导准备搞一次党课教育，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花了几个晚上时间，写出了一份党课教育材料。7月1日，分场教导员朱永美就用我写的这个稿子给分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党课。7月4日分场部学习“七一”社论。好象社论还是强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7月7日我在报纸上看到朱德逝世的消息。心中很是感慨。但上面没有什么指示，比周总理逝世时还要平静。毕竟朱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不大。7月11日晚上我在柴锡春处听北京召开的朱德追悼会播音。默默地悼念这位曾经的“红军之父”。 7月12日下午，场部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三省在无锡召开的水稻现场会精神，传达陈永贵的指示，他主要强调了批邓同学大寨的关系。第二天我还到场部去抄陈永贵的讲话，抄回来供分场部学习。 8月1日上午分场部学习。请一连惠立人来作辅导。他刚刚从场部学习回来。8月4日上午又请惠立人来讲了一次。但是惠立人讲的具体内容没有记下来。应该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问题。 从8月19日开始到9月3日，我们就进入了防地震模式，要求所有的人晚上不能进屋睡觉，要睡在屋外搭建的临时草棚里面。这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活动基本为防震工作所替代。其实《人民日报》早在7月29日就报道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后来几天还报道了抗震救灾的消息。没想到远在千里之外我们也要防震。 防震结束没几天，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在营区的有线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人们闭声息气地肃立，听了中央向全国的通告。人们所不愿的事终于来到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而今世界上失去了一位伟人，他的英名会长存人们的心中。”“至此，我中央的领导人员已全部更替也。今年真是多事之年，今秋更是多事之秋！”（1976年9月9日日记） 说实在的，我刚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竟然有一种瞬间全身血液凝固的感觉。随后就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毛主席逝世后，我们怎么办？这在几十年后的人看来显得很可笑，但是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记得当时我们营区的人们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之时，人人都停顿了下来，个个表情肃穆，整个营区一下就安静下来。相互之间说话的声音都放低了。 9月10日场部召开电话会议，内容是关于悼念毛主席的事项安排。下午我到场部领黑袖章。回来后，即发黑袖章，每人都戴。“谓之国孝”。（9月10日日记） 9月11日上午分场学习。我在写大标语，悼念毛主席。晚上大家动手扎花圈，准备吊唁毛主席。9月12日下午，我着手布置分场吊唁毛主席的灵堂。晚上我写灵堂内的条幅，竟至凌晨二点。9月13日我早晨起来，再写条幅，中午便布置到吊唁灵堂里面。下午我又写挽联。晚上，分场部开始吊唁毛主席。参加先行吊唁的有：分场部领导及工作人员，连队干部，干部家属。 大家整衣肃立，列队而入。灵堂正面悬挂着毛主席遗像，四周围着黑框，上披黑纱。悬挂的条幅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极其悲痛地哀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我们一定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毛主席丰功伟绩永世长存”。这些条幅也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写就的。 9月14日上午，一连全体来吊唁毛主席。我到二连帮助整理灵堂，主要帮助他们写条幅。写完再布置灵堂。晚上分场党总支开会，内容是关于北京9月18号开追悼会，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破坏等等。 从9月13日开始到17日，分场部领导和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都来吊唁。 9月18日，我上午到二连布置会场。分场全体人员去二连集体听毛主席追悼会。下午三点钟，全国收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追悼大会，王洪文主持大会，华国锋致悼词。开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华国锋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但只是笼统地说，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等等。具体今后的方针政策都没有涉及。 悼念毛主席的活动结束了，分场设置的吊唁灵堂撤掉了。今后中国到底怎么办？我在关注着毛主席逝世后中央的安排。不过很快就有了明确的精神：继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 其实早从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以来，报纸上的批邓几乎就没有停过。大概从7月中旬以后，报纸上就开始批判《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工业二十条》）几个文件。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把上述三个文件称为是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社论说这是“集中反映了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是难得的反面教材，是‘走资派还在走’的铁证。”而“《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等等。但那时我们正好进入防震时期。这些文章我也就快速浏览了一下。分场也没有学习。然后是毛主席逝世，又没有时间看这些文章。直到悼念毛主席的活动结束后，上面又开始强调批邓。 1976年9月22日晚上，我按照上面要求，准备材料，要批判《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23日继续写，26日写完。是为分场教导员朱永美发言用。 9月26日下午我去场部，政工科要我去帮忙搞辅导材料。9月27日我到场部接受任务，农场要办一期理论学习班，批判《论总纲》。要我去上一次辅导课。于是我就在场部招待所住下，开始动手写讲稿。这是我第三次被（团）场部借用。 9月28日继续写稿。9月29日上午全场排以上干部大会，也是批邓大批判会。 9月30日晚上我在招待所写稿，直至凌晨基本写完讲稿。10月1日国庆节，我回分场，同众朋友一起热闹过节。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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