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从人心思迁到参加高考
送走军队干部，接着又送去上学的幸运儿。9月18日晚上我把新收上来的、我们自己种的花生拿出几斤，到老连长家的灶上，煮了点盐水花生。为余丽霞副教导员践行。祝贺她去南京大学上学。我原先心里郁闷，但事已至此，既然争不过人，也就爽快服输，诚心为她庆贺。第二天中午，余丽霞离开一营，孙福祥去送行。听说团部组织科的束一鸣去上华东水利学院。我们曾经一同去做调查写报告。没想到这次居然中彩！我心中羡慕，唯有感叹自己时运不济。 兵团转制为农场，兵团战士成为农场职工。不过我们知青还是一样干活。甚至我在营部也还是老样子，只是军队干部换成了地方干部。一营的主要领导人现在是朱永美副教导员，二把手是苏厚副营长。转制产生的波动很快就平息了，因为谁都只能接受现实。 不过没有几个月，新的冲击再次来临。75年11月12日，朱副教团部开会回来告诉我：徐州地区已来要人，约二百多名。其他城市也有招工，但人很少。这次招工结束后，农场职工就要增加工资了，这些事情年底要弄完。朱副教要我整理一份分地区的知青的名单。 招工这个消息很快就传播出去，在知青中间引起很大震动。相比前二个月的招生，招工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招生读书，有不少人其实并不感趣。对他们来说，远不如招工来得实惠。11月13日我接团部电话，要我迅速统计各地区知青的人数。看来事情比较急。 徐州知青听闻招工消息，立即沸腾起来。大家纷纷行动，找门路、寻关系，全力以赴争招工。我很理解徐州知青的这种心情和做法，不过对于少数不择手段的做法还是看不惯。“此次观徐州人，取得不少经验教训。对人生之黑暗也认识更清！”（1975年11月18日日记） 我对于这次招工比较淡定，原因当然有无锡招工人很少，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机会，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希望上学：“余此次是希望不大也。但从余之愿望来讲，竟希望上几年学，再做工。但天下未有如此遂心之事。”（同上） 11月18日是晚上召开全营大会，作招工动员。第二天，营招工小组开会，领导叫我不要参加。我知道这是让当事人避开的意思。“然此种做法对余也有利，不必向他人啰嗦。君不见，乱哄哄，到处为招工奔忙！当战士的且不去说他，当干部的哪一个不是坐卧不安，恰似热锅之蚁，无头乱忙！”（1975年11月19日日记） 11月20日，我得悉这次招工一营共有46个名额，其中大多是徐州的，无锡只有4个名额。“招工浪潮席卷全场，人心浮动，四出拉票，余目睹人间之丑事也！”（11月20日日记）当天下午营招工小组开会，分配名额到各连。苏副营长找我谈话，要我不参加这次招工，说年龄不大，明年尚可等等。我当然答应了。“余应允也。然余心中是想读书也。别人不愿上学，独余愿意也。去念几年书再参加工作，更好。何日遂心愿也？”（11月20日日记） 因为我已经明确不报名招工了，所以营部招工会议立即让我参加，一些招工工作也让我去干。21日，各连开招工动员大会，然后再开招工评议会。“多少人心神不宁，睡不安寝。”（11月22日日记）惠立人也正在进行极大努力，但无锡招工名额太少，能否成功难以预料。24日，惠立人被删下，他情绪有点激动，但无法可施。其实对于营领导来说，最难办的是各连的知青连干都报名招工，怎么办呢？连队干部招工营里是作不了主的，要报上去，由场部批。我没有想到营领导竟然采取了矛盾上交的办法，把报名招工的众连干全部上报场部，让场部去决定。这样如果哪位连队干部没被招工也怪不了营领导。11月27日营部招工评议会结束时，天已将黑，但我仍然跑十八里路赶去场部报上连干招工名单。到场部时天已全黑。我把名单送到有关领导的家里，再摸黑回到一营。第二天，场部派通讯员到一营，传达场部的指示精神：连队干部不能都走。实际上把矛盾又推回到一营，让营领导来决定。 于是，营部再次开会，重新评议。营领导让七位连干部互相评议，但未有结果。11月29日早晨营领导商议后，让我去团部找王付团长汇报，但也无结果。我中午回营。下午营部继续开会。营领导商议后，要求七位连干部都写下保证书，大意是服从组织决定之类的内容。朱副政教亲自把保证书送到场部。但还未决定哪个连干部可以招工回去。 一直拖到1975年12月初，经过反复磋商，最后总算确定下来，一营连干部招工名单有：副营长虞和惕，一连副连长彭玉成。二个都是徐州知青。接下来就是各连开欢送会，为招工回去者饯行。我在日记上写道：“此次送人，何时送余耶？成事在人，不可怨天！”（75年12月6日日记） 12月15日中饭后，我送虞和惕等徐州招工人员到团部。同虞和惕、彭玉成等人告别。大家一起共同生活了5年，我在一连时彭玉成是副连长，是我的领导；我到营部后，虞和惕当了副营长，也是我的领导。现在他们都回去了，我心里有点羡慕徐州知青，徐州招那么多人！虞和惕在离开时，还给了我50斤粮票，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财富!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个情。 无锡、苏州的招工一直拖到1976年1月中旬才结束。送走这么多人，我在日记上写道：“余送走了许多人，何时送走自己呢？”（1976年1月18日）不过定睛一看，我的几位好友惠立人、邢美瑜、柴锡春、张小元、方胜源等等，都没有招工回去。只好相互安慰一番，继续安心干活，等待机会。 招工浪潮结束，农场恢复平静。1976年2月22日晚上，苏厚副营长在骨干会议上宣布：方强农场一营改为方强农场一分场。3月5日正式启用一分场公章。接着，一分场也进行了一些政改。2月23日，一分场根据目前的工作、人员等情况，决定把一连、四连合并，当天即宣布这个决定。从此一分场四连没有了。营区里面就只有分场部和一连。随后一连进行了人员调整。 1976年4月30日召开方强农场全场党员大会，宣布任命：王一峰为方强农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高玉龙为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孙伯荣为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芮仁月、还佩珍、房玉衡、陈扣宝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本来以为可以安定一阵了，不想又有招工事项。76年3月1日，得悉农垦局要来招工，苏州也还要招工。这些零星招工对于农场影响不大，我按常规办理这些事务。但接下来的二个人的调动对我震动很大。 76年3月16日，好友方胜源收得调令，好象是调动到淮南煤矿。4月9日我同孙福祥、惠立人、秦淑祥为方胜源饯行。第二天凌晨方胜源离开农场。此后就一直失联。我还会常想起同老方一起的日子，农场众友也还常提到当年的这位好友。 1976年7月底，我接到好友惠立人的回乡调函。但当时他还在参加总场办的评法批儒短训班。我考虑再三，暂时不向领导报告此事，等惠立人回来先听他意见。第二天惠立人学习回来，我赶紧找他把调函告诉他。他决定回乡，找分场领导谈了回乡要求。8月3日、5日，惠立人家连发二封电报，催其速回。8月7日我为惠立人写好鉴定，作《惜别》诗一首，写在日记本上送给惠立人。8月8日我同邢美瑜送惠立人离开农场。早晨搭车到场部，然后乘汽车到盐城。先到盐城轮船码头，打听得有快班船，便等到下午买票。中午三人简单吃了些东西，在照相馆三人合影留念。 漫步当时的盐城，人流挺大，但市容又脏又乱。我在日记上记下的是：“盐城市面一塌糊涂，叫花子成群”（76年8月8日日记）想到即将同好友分手，心中不舍。但想到惠立人可能归心似箭，不禁学那得道高人的样子，口拈一偈： “漫步大街上，从容入市中。都是客游人，心思各不同。” 下午我送他们上船，邢美瑜送惠立人一直到无锡。我在盐城轮船码头与他们告别，然后乘车回方强农场。 先后二位好友调离，我一方面为他们祝福，从此他们能够迎来新的人生，相信凭他们的人品能力肯定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另一方面更为自己担忧，今年已经是我下乡第八个年头了，不知何时我也能跟他们一样回去？沉下心来细想，任何抱怨都毫无用处，只有努力工作，提升自身知识能力，静待机会的来临。一旦有好的机会，那就必须：“时来者也，陈力以出，全力以赴！”（1975年11月19日日记） 不知是不是为了安抚没有被招工的农场职工，农场给我们都加薪了。从1976年11月起，我的工资从23元增到了28元。知青们可以买点好吃的了。但第二天我到场部办职工加薪的事务，竟听到一个消息：说是今后将不到国营农场招工了！这个消息顿时使我大失所望，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知青返回的主要途径就断了！虽然我早就打算先要去读书，但这条路堵死，那么回城的希望就更渺茫了！“由加资引起的兴趣一扫而光也。”（1976年11月12日日记）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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