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2015-10-11 08:34| 发布者: 雷午寨主| 查看: 15196| 评论: 0|来自: 北京赴滇陇川知青

摘要: 1代序40 年前，1969 年 5 月 15 日中午 12:44 分，我们 305 名赴云南陇川农场的北京知青乘专列离开北京，5 天后抵达昆明附近的一平浪，再换上大卡车，于 1969 年 5月 26 日到达云南陇川农场。同年 12 月 9 日，又有 ...

我的人生总结

现在的这一个我，是“文革”和下乡这两场大运动锻造的。

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只有16 岁，懵懵懂懂中只知道爸爸妈妈成了人所不齿的大黑帮，天坍塌了，以后怎么活？我不知道。生我养我的是父母，但是在他们遭罪、无暇顾及我时，社会的重压让我茫然不知所措。

命运使然，1969 年我和万千知青一起被上山下乡了。我的人生轨迹和万千知青一起被改变了，城里的孩子来到了云南边陲——陇川农场。是陇川农场帮助我从个人的家庭苦难中走出来，走向广阔的土地和民众。在那里，我和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出身的老职工朝夕相处，他们的宽厚、淳朴和包容让我这个当时被打到社会最底层的大黑帮子女，心底的感激无法言说和永生铭记。

陇川农场的经历，让我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让我与劳动和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的情感，找到了一条可以自强自立活下去的路。有这段生活垫底，后来无论我自己有怎样的变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只会在我心里不断发酵，像陈年老窖，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醇厚。

“文革”让人变得疯狂，人不再是人，而是和畜生为伍，而农民大爷大妈叔叔婶子，农民出身的老职工们都还保持着人的本真和本性。我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人性不是由文化高低衡量的，人道来自最淳朴的自然。农民最接近自然，他们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从不会按照社会的意识形态去歧视一个人，他们的心地是最纯朴和最少污染的。

“文革”浩劫和云南农场之于我，不是青春岁月的理想和记忆的凝结，而是生命在烈火中行进的锻造。让我真正懂得了人民是什么？人性是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怎样做一个永远有良知的、永远不会昧良心的人。此后，我所有的情感、思想、选择和作为，全部基于这些经历。

62 岁的我，总结走过的人生，有三条体会：

第一，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没有“文革”，没有下乡，就没有今天的我。常常在你快要忍受不住时，恰恰是苦难将要过去的当口。人的忍耐力超过你自己的想象力，跨越苦难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面向往昔的眺望}

第二，健康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和人格是人生的财富。它一半来自于对于艰难困_{陇川农场广线分场十三队/ 马铭}苦的坚忍的承受力，另一半来自于对生活、对土地、对社会、对人们、对周围一切广阔而深沉的爱。我最喜欢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热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艰难时，转折时，委屈时，振奋时，默诵着荡涤我灵魂的这

这几年十八队的宁悦他们回了好几次农场，也接待了好几拨农场来京旅游的老

两句诗，眼眶不由地湿润，心底充满了力量。

第三，追求公平和正义，为实现“人”的价值而奋斗，就是在使用和积累人生的财富。每个人都是浩瀚宇宙中的沙粒，微不足道，但又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会跌倒、会哭泣，需要旁人的扶持和相依的温暖。我从为摆脱自家的冤屈、为个人的价值而奋斗，到现在为弱势群体尤其是整个农民群体的价值而奋斗，这条人生之路是从陇川农场出发的。是陇川农场，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基础，开始积累属于自己的人生财富。后来我有能力和条件做出独立选择时，这样的人生财富就成为我为所有“人”的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源泉。

陇川农场，哺育我生命的摇篮，我对你，永远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眷恋。

2011 年8月21 日至12月15 日草就职工，让人感觉北京和陇川的距离确实拉近了好多。不再是当年一个多礼拜才能叫

花子般回到陇川的惨状了——时代确实在变。

不变的是对往昔的回忆。

前几天李清来电话，说他们有一些关于下乡40 周年的纪念活动要搞，不少人已经开始动了。杨开明在征集老照片，宁悦派儿子把他们回陇川的一些录像资料送了过去，同时在编一本书等等，她让我写一点回忆的文字。

一家伙，我脑子里开了锅似地热闹起来，无法抑制地涌出了一大堆难以忘怀的往事……300 多兄弟姐妹把人生最无价的一段生命留在了那个遥远的地方，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让人热泪盈眶，这当然不是几个字能尽述的。我把自己的思路梳理了一遍，最终选取了一些相对清晰的散碎记忆于后，不求完整，但求真实，亦不负那

段泪水与汗水交织的青春岁月。先从衣食住行说起——

衣食住行

首先说说吃。北方这些学生当年到了陇川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面吃。好在米在那时候也是好东西，没什么过渡就习惯了。但是时间一长还是想吃面。当时想吃面食必须要到弄巴、章凤、景坎或县城这些地方去找。我们基本去的是弄巴。

弄巴有一个饭馆，有馒头卖。但那馒头基本吃不出麦子的味儿，发粘，咬一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用手攥紧，就会变成一个死面疙瘩，完全没有馒头那种暄乎乎的感觉。至于面条什么的，似乎没见过。

再一个去处是百货商店，弄巴就那么唯一的一个。那里头碰好了能买到一种点心，其实也就是面饼子，梆硬，干而无油，砸脑袋上能砸一包。就这个还不是什么时候都买的着，得看运气。

没面吃自然要习惯于吃米，还好，不用习惯。

但是说实话，陇川虽然产米，却基本上都是粳米，而且做的时候都要沥出米汤，所以吃起来比较糙。但是那时候无小站米一类的好米吃，也就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了。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秋收不久，连队领导突然大发奇想，通知要用我们的米去换些遮放米来犒赏大家，于是引来一片欢腾。外五县有民谣曰：施甸的婆娘龙陵的雨，芒市的谷子遮放的米。说的就是其好。老职工说遮放的米是古时候献给朝廷的贡米，细长、透明、蒸出来一层油。这自然使我们这些生在皇城却也没见过御膳的北京仔们充满期望。时日不多，米真的换来了，蒸出来了，为了锦上添花，连队还特意杀了一头猪，焖了一大锅红烧肉——那顿饭吃得确实很精彩，至今难忘。当然，皇帝吃的究竟是不是这种东西已经没有谁关心了。

除了主食以外自然是菜。记忆中当年吃的菜主要有萝卜、空心菜、韭菜、芋头、洋丝瓜几种。共同特点是炒菜放油很少，无肉。一桶汤清亮见底，随便喝。菜里没有油水，饭就吃得多。农忙的时候男生的饭量基本上都要往一斤走，部分女生也能干掉半斤米饭。

主菜不行，就要说到小菜了。小菜基本来自于老职工，人家自己生产的，放在小厨房的坛坛罐罐里。其中主要有水豆豉、藠头、酸笋、酸腌菜等，佐餐非常好。知青往往在适当的时候去老职工家蹭上一些，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农场吃肉确实不多，无论水牛肉、黄牛肉，还是猪肉，都极其有限。半个月一个月打回牙祭而已。去年夏天，我和许荐华在外边吃饭，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你想过没有，当初农场杀猪，那些猪头肉、猪大肠什么的，都他妈到哪儿去了？你

吃过么？我这才发现还真的没吃到过。我们俩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那些下水一类的东西都被厨房给截留了，偷吃一部分，剩下的用来款待机耕队来的拖拉机手。那时候拖拉机手是个美差，到任何一个连队去耕地，都是好酒好肉外带花生米的伺候，就这样还时常耍大爷。

胡子鱼、黄鳝，这是老职工打野食的两大目标。把河沟和水塘的水淘干，竭泽而渔，属于断子绝孙的干法，当然不值得提倡。但在当年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老职工只有用这样的办法丰富丰富自己的餐桌。最多的一次，我看到有人把一个水塘子淘干净，水塘子残存的最后一些水里全都是胡子鱼，二十斤都打不住。十分恐怖，也十分令人振奋。

知青解决营养的办法比较原始，或是让家人邮寄，或是利用探亲假的机会往回带。据说有一个哥们买了一节烟筒，两头用铁片焊死，装了满满一烟筒猪大油带回农场。不知真假。

猪油拌饭在当时是极其奢侈的享受，如果再加上点儿酱油膏，那就无与伦比了。记得老职工头一次在知青那儿看见酱油膏的时候，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四川知青往农场带的大多是腊肉，而且往往大家分而食之——绝大多数川娃子都非常够意思。

说到这儿想起一件事。那是刚到陇川那年的初秋。我随几个老职工到山上砍竹子，来去大约8 公里左右。出发时老职工到食堂领了一些大米和半小瓶菜油，随后就上山了。砍完竹子，几个老职工带着我往大山的深处走，在一个向阳的坡地上找到了一个景颇人家。看见一条狗，两三只鸡，还有一块多边形的小菜园子，生长着几个歪七扭八的萝卜。老职工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已经和景颇族老乡达成了协议，用那些米和油换一锅米饭和下饭的菜。景颇人很快就把三脚架下边的火点着了，铜锅也很快地冒出了饭香。利用煮饭的间隙，老乡给我们弄了一碗苦涩苦涩的凉拌菜，又找出几个鸡蛋状的东西放在炭火里烤。老职工说那东西叫酸茄。酸茄烤黑了皮，放在碗里捣烂，然后弄来一小块生肉在火上烧一下，刴碎，放到酸茄酱里，再撒上些干辣椒面和盐巴，搅拌成一碗糊状物。我战战兢兢地跟着老职工就着那东西吃饭，却发现那酸茄拌生肉的味道真的不错。酸得很正，很有意思。老职工告诉我，那叫刴生。

说来那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却不料去年王渝生（四川知青）让陇川的人特快专递寄来一包酸茄，拿给我一些——还是那很正很正的酸，却坐在北京的家里享用了。真是快递呀，让人想起唐朝杨贵妃600里飞骑，从岭南往长安传送新鲜荔枝的故事。

和吃的比较起来，穿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时候就是那几种颜色，那几种款式。知青穿的大多就是那些学生时代的东西，只是到农场以后越穿越脏，越穿越破而已。女生还好些，男生就不行了，绝大多数是丐帮的样子了。我至今想不起来那些年什么时候添过衣服，总是那几件换来换去的穿，破了学着补一补——这是好的，从来不补的大有人在。

那一年冬天奇冷，我在试验站警卫排混事儿，记得和乌继德住一屋。我们冷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把箱子里能穿的一件件拿出来往身上套。无奈衣裳大小都差不多，我们也都窜了一些个儿，衣裳越穿越紧，越穿越紧，最后再也穿不进去了，通身有一种五花大绑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躺下，把能盖的都盖上，勉强对付过那个晚上。第二天起来一翻身，整个袖子咔的一声就挣掉下来……

陇川的路不好，出行不易。雨季的路基本是泥浆，踩进去就拔不出来。旱季则是把雨季留下的车辙晒干，形成两条深深的沟。沟的两侧，有一条脚丫子走过踩出来的“平地”，一尺多宽。有自行车的主儿，就在这条平地上大展车技。有能耐的能骑上公路，技术不行的就干等着挨摔了。

我们没车，去总场赶街基本都是穿傣族寨子走小路，小路好走。赶街好歹是要把自己收拾一下的，再不济也要穿双胶鞋什么的。可也有邪的，在许多年以后，我们一帮人约着到成都玩儿。在成都碰上了为了爱情而在成都落脚的弄巴十八队的大春（刘德春），他说：你们十三队的陈小列真他妈厉害，从连队到场部居然光着大脚丫子，走去走回的。那什么路呀！

据我所知，那时候陈小列已经调到一个比十三队更远的连队了。光脚走路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已经变成老职工了。可是需要强调的是，那时候距离知青大返城已为时不远。人家小列最终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了西南的一所大学。非常精彩。

小列是我到陇川的第一个室友，这就说到了住。

我们十三队还行，属于房顶上有瓦的，既不是土墙草顶，更不是竹排子墙草顶。我们一到队里就有瓦房住。比在北京住的还宽敞。我先是和陈小列一屋，后来调整，变成了4 人一室，室友是潭湘平、陈隆明、陆平。我们正对面是梁德明、顾方博，他们旁边那间是施光远、强宝贤、吴江。

强宝贤走得很早，是最早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据说毕业以后分到了武汉的一家钢铁厂。

我们和梁德明他们中间是一排横着的房子，记忆中住着几户老职工，中间夹着一间知青宿舍，张世郡、李金元、李辉和菜豆住。

当时比较不习惯的是那竹片子拼成的床板，躺在上头吱嘎乱响。晚上在队里转悠转悠，光听声儿就知道谁家在干什么。屋子里一般很潮，竹片子下边长出一层绿毛。知青很少有叠被的，没有过日子的感觉。但也有爱干净的人，比如潭湘平。他老兄比我们会收拾自己，床上总是有模有样，被子经常拆洗，缝被子也很拿手。他告诉我们，被子让太阳好好晒晒，盖在身上很舒服。潭湘平写得一手好字，我至今留着

一个笔记本，上边有一首湘平录的诗，其中有两句：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那些人，那些事

一、农场的知青离开了首都，离开了家，身心基本上进入了一种自由状态。所以，在最初阶段大家的心情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们相近几个连队的知青，经过火车和卡车的运送后，被卸在离农场水库不远的地方，然后各队来牛车或者拖拉机把属于自己的那些人拉走。于是我们记住了那个水库。

天热以后便有人相约着去游泳。那一次我们去了一帮人。都有谁说不全了，但是必须强调，有陆平。到地方迅速下水，我们往水库深处游去，陆平可能是因为技术跟不上，在水里泡了泡就到岸上趴着去了。我们游到了水库中央，农场的人说这水库最深处大约有19 米，我们纷纷往下潜。感觉上越来越暗，水越来越凉，耳朵在水的压力下越来越疼，终于碰到了库底，我抓了把泥便浮了上来。结果那次只有我抓到了泥。回到岸边，陆平说他后脊梁上不对劲，大家一看，俱惊，小子的后背上居然冒出大大小小许多水泡。哥儿几个这才意识到陇川的太阳比北京的毒辣。凑合回到队里，陆平背上的水泡已经连成了片，最后惊心动魄地揭下一层“人皮”。

二、我和王永平是35中同年校友，他是九班的，我是十班的，下乡前互不认识。到了十三队便很快地成了哥们儿。他比我们有福，没干多少体力活就混到农场宣传队去了。从此各干各的。

后来我调到了农场试验站，宣传队也在试验站落脚。于是便显出了差别。他们一天到晚吹拉弹唱，我们则泥里水里地折腾高产作物，非常令人不忿儿。好在我们每人发一杆枪，找回一点儿平衡。

我和永平没有聚首很久，他当兵走了，就像两颗流星，交叉了一下各奔东西。1974 年年底，我考进了当年云南省文化局特批的文学创作班，到了昆明。不多日子便接到永平的信，说他复员回到了农场。我当时大惑，认为所谓复员应该回北京才是，怎么又回了农场呢，一直想不明白。

那时宣传队已经不在了，永平在农场搞保卫。1976 年，文化局搞了一本有工农兵参加的十年诗选，我陪着两位工人和一个女兵下去征求意见，才在农场再次与王永平相遇。后来那个女兵成了我的太太，至今永平见了面仍然称之为“老兵”。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下去我们往山里溜达了一次，因当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边疆气氛很紧张，永平后来告诉我，在我们行走中，已经有民族兄弟的步枪瞄准了一位工人大哥的后脑勺。颇惊险！

许多年后，这位工人大哥在昆明上吊自杀了，原因不明。人生无常由此可见。

1981 年我们双双回北京探亲，那时王永平已经和樊变珍结婚生子，我们看到了他们那个襁褓中的胖小子王硕——如今胖小子也该30 岁了。

三、农场没有武装，变成建设兵团后才有了一些拿枪的小建制。没有武装的农场枪却是有的，都是些老枪。到十三队那年的秋天，我得到一支傻大粗笨的汤姆枪，美国造。子弹一个个都跟武大郎似的，短粗，半个大拇哥一般。张世郡喜欢鼓捣东西，对那枪很有些感觉。可老职工说烂汤姆已经不行了，枪管里来复线都磨光了，子弹打出去只能掉在20 多米远的地方。可就是这种破枪，当年居然还用来备战，我们打谷子的时候都要背在身上。

还有一种卡宾枪，模样还不错，但也是老古董了，中看不中用。我调到试验站警卫排去以后，拿的是苏式冲锋枪，虽然也不“年轻”了，但打死人还是没问题的。班长级别才有冲锋枪用，战士用的都是汉阳造的那种土得掉渣的步枪。冲锋枪配给20颗子弹，却一直没有得到打枪的机会。有一天张世郡去我那玩儿，我把他带到外头，大着胆子拿出一颗子弹，让他放了一枪。为此我一直惴惴不安，生怕清点子弹的时候露馅。幸运的是，直到我离开试验站，也没有人清点子弹。

在试验站期间出了次差，要求带枪，颇神秘。4 个人，两两一组坐在两辆大卡车里离开了陇川。第一天开到一个至今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运了一车木头，又到另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卸车。这个过程不用我们干活，只消抱着枪抽烟就是。

第二天，开车到了一个有些像营区的院子里，车上的帆布篷子拉了起来，然后每个车上装了20 多个挺沉的木箱上车，悄然开走。

这时我们的脑子已经被无数的问号塞满了，车开上公路不久我们两个便迅速地达成了一致——然后饿虎扑食般开箱验货。说老实话，那木箱子还真不结实，几下子就让我们把上边的盖子弄开了。我们两个顿时傻在那里，满满一箱子都是子弹！锃亮锃亮，黄得耀眼。在我们的意识里，子弹至少应该有包装才是，可那些子弹确确实实是散装的。这就好办了，我们俩同时下手，一人抓了一大把揣进口袋里，心跳如鼓。

下午，车子过江（不知那是哪条江），人下车乘竹筏子过去。江面很宽，远远近近的有六七只竹筏子。我站在竹筏子上心中痒痒得要命，最后再也克制不住了，怀抱着冲锋枪，枪口朝上，不动声色地拉上枪栓，而后果断扣动扳机，镇静地朝天上打了一梭子……可能由于江面较宽拢不住音，那枪声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响，好像没有什么人听见。就连给我们划竹筏子的那个老乡也只是莫名其妙地朝我看了一眼。我仍然不动声色地抱着那支冲锋枪，没事一般。后来数了数，那一梭子我打出了6发子弹。我继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偷来的子弹拿出6发补上了——玩儿得很成功！

调到三营八连以后，已经改制成建设兵团的新连队装备上了档次，清一色的7.62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可点射，可连发。不过比较搞笑的是，机枪手用的还是那种老式转盘机枪，就像穿西装的人脚底下蹬了一双老头儿鞋。不伦不类。

而那时我已经对枪失去了兴趣，开始写诗。

四、头顶芭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抓把花生米。

去陇川前我母亲到学校听农场来的人作介绍，带回这么一句顺口溜。到农场一看，整个一个大忽悠。花生米有，另两样东西则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芭蕉在赶街的时候能买到，菠萝却基本没看见过。既便是花生米也不是想吃就吃，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那么一两次。因此，知青们的失落感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便听到了另一个民谣：要下陇川坝，先把老婆嫁。要往芒市走，先把棺材买到手——和前头的“头顶芭蕉”完全不是一码事了。

最初确实很想家，头一年的8 月15尤甚。天黑以后，张世郡等一帮人在晒场上唱歌，越唱越悲伤，有人把家信拿去烧了，有人开始哭。我是从那天开始学着在本子上写东西的，算是最初的创作吧。

日子一天天过着，大家也慢慢地习惯着农场的一切，到秋收的时候基本上有了主人公的模样。新谷子成熟了，心中确有一番喜悦之情。但是那段日子也是一年中最苦的。干活的时间延长了，打掼斗打得两个膀子都抬不起来，依然要拖着巨大而沉重的掼斗往前走，不敲钟不收工。好田还算幸福的，最怕抢收让水淹了的那种谷子，一天活干下来，人不人鬼不鬼的，浑身透湿，全是泥水。不过那收成里确实有了我们自己的汗水，心情也就和当学生不一样了。

收完秋不久，就开始把晒好扬净的谷子一麻包一麻包地入仓。那活儿也很叫劲，你必须把一百多斤重的谷子一包包扛着走过45 度角、一尺来宽的木板，上到仓房的顶部，上边有人给你解开麻包口，然后你要像日本人鞠躬那样弯下腰，让谷子从你的背上直接倾泻而下，进入谷仓。

谷子毛儿弄得浑身都是，极其难忍。为了凉快，通常是连夜干，经常有那样的情景：清晨，一帮累得要死的北京小爷们儿东倒西歪地坐在拖拉机上，扯着嗓子高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就像明媚的春光……

收割完的谷草要拉回连队喂牛，码成草垛，一个挨一个的很好看。记得那年听说要地震，便有一班人把草垛掏出一个洞进去睡觉。不幸谁的烟头把草垛点着了，眼看着熊熊大火燃烧而起，最后烧成一堆灰烬。陆平那次哭得异常伤心，因为那垛子稻草是他一车一车从田里拉回来码成的——大概从那时开始，大家已经不再把自己当外人了。

许多年后的2008 年，王永平的一个朋友开饭馆，他居然利用回农场的机会，带出了60 多个农场子弟到北京来端盘子。分明是把农场当娘家了。

五、听过一个故事。说几个哥们儿被农场找去修水库。哥几个不好好干活，漫山遍野地东游西逛。某一日意外地打到一只猴子，欣喜万分，准备回去炖一锅肉犒劳自己，结果把猴子洗干净刮掉猴毛，哥几个全都吓坏了——原来那猴子刮干净以后完全就像个婴儿。这个故事我直到现在也不太信，因为我好像没听说陇川有过猴子。

六、调到三营八连以后我被委任为副排长，有了些自主权。可就是这点儿自主权，让我干了一桩非常糟糕的事。

我们排有几架牛车，运草皮、运肥料都靠这个。但是几头老牛越来越不够用，这就想起了驯牛，也就是选拔“第二梯队”。我看过老职工驯牛，便找了一头不错的青壮年黄牛拿去训练。可那牛野性难驯，怎么也挂不上套。我叫了几个有胆子的四川知青，扑上去把牛死死弄住，硬是把车架到牛身上。可那牛也真有绝的，当场卧倒不动，任谁也搬不动它。我想起老职工的法子，在牛屁股处点稻草烧。果然见效，那牛被烧疼，蹿起来飞奔，拉着牛车横冲直撞。终于连车带牛掉进了防牛沟。

我们连拉带扯地把牛车弄出来，再次烧牛屁股。这回不灵了，牛趴在地上，任你把它烧成牛肉也不肯再走。我怕真把牛烧坏了，赶紧让弟兄们撒尿把火浇灭。由此可见我当时还是比较爱护耕牛的。

无计可施的时候我想起了老职工的第二手，套住牛脖子拴在车后，再用另一头牛拉车跑，让新手跟着跑，溜溜再说。于是找头老牛来照此办理，可是套住脖子那头牛邪了，卧在地上死也不走。我让人拼命打前边那头牛，结果悲剧发生了，后边这头牛生生被勒死也没走一步。后来才弄明白，老职工套牛脖子的时候会挽一个死疙瘩，以免绳子勒紧使牛窒息，而我却不知道这个。

牛死了，我头大了。当时要紧的是怎么办。结果我仗着自己有了职权，命令大家把死牛拉回连队，在水井边上非常认真地把牛剥了，贡献给连队一堆牛肉。知青们欢欣鼓舞，连吃了两天牛肉。而那两天我一直惶惶然，觉得什么事情可能要发生。

这天晚上，指导员把我叫到操场上，郑重而严肃地告诉我，私自杀害耕牛是要判刑的！

我知道这回恐怕真完了，等着上头来人。

还好，一直等到我离开农场，上头也没来人。

七、试验站南边有一块果园，十几亩的规模，种了若干种果树，都长得不怎么样，只有几十棵橘子树还凑合，每年长些样子不怎么好看、味道也差强人意的果实。因为陇川不出产这东西，好歹还算稀罕。

那时我还没调到三营八连，便十分警觉八连的那些“四川耗子”偷袭果园。由

前排左起：鄂严生、范海钧、薛健、黄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