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弟弟建平小我不到两岁，小学和中学都和我在同一个学校，这次我俩一同被分配去云南。我们的行装都由母亲打点，我一点儿也没操心。那时，因为父亲被关进“牛棚”，“黑帮子女”的标签已把我的自信和对前途的希望打击得荡然无存。此时来自遥远边疆的召唤似寒谷生春般地吹活了我心中对摆脱现状的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也是在一种兴奋和期待的心情中度过的，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哎罗，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哎罗，密密的寨子紧紧相连，那弯弯的江水呦碧波荡漾，一只孔雀飞到那龙树上……还练习用口琴吹这首歌儿，由于它有好多滑音很不好吹，我还好好地下了番功夫。

5 月15 日那天，北京火车站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告别了来车站送我们的母亲后就一头钻进了车厢，躲在角落里偷偷地抹眼泪，不敢再多看一眼在人群中翘首张望的母亲。伴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地启动，车厢喇叭里随即响起激昂的歌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擦干眼泪，深深地缓了口气。火车在渐渐加速，使人身不由己前后左右地摇摆。我没有回头再看一眼这座生活了17年的城市，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屯垦戍边”的征程。

火车进入大山区时，接连不断地过桥穿隧道。我们在车上轮流数山洞，轮到我时，天已经黑了。记得我只数到二百七十几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大亮。后来写信给家里人时就说“火车钻过了二百七十多个山洞”。当时以为二百多个山洞足够令人惊讶的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过的是成昆线，它有427 座隧洞和991 座桥梁，我们经过时它还在修建中，到了1970年7 月1 日才正式通车。

火车走了三天三夜，一路经过了哪些车站、几个昼夜交替是怎么过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直到火车停下来不再往前开了，我们就知道终于到了云南省。下车后我环顾四周，疑问陡然而来：怎么看不见密密的寨子和弯弯的江水？孔雀在哪儿呢？

接着我们被告知：还要坐5 天的汽车才能到农场。汽车是敞篷的大卡车，二三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男生们乐意抢占靠前的位置，我们女生便相互紧挨着倚着车帮站着，站累了就蹲下来或坐在满是灰土的车板上。我们的车夹在车队中部，在碎石铺就尘土飞扬的盘山公路上行驶，既看不见最前头的车，也望不到最后面的车。爬坡的时候车走得很慢也较稳，下坡时车速就很快了且摇晃和颠簸得厉害。我感到头晕恶心，内脏也开始翻江倒海了。我从小就有晕车的毛病，父亲教给我克服晕车的诀窍是“看远不看近”，此时这招儿已不灵。我慢慢地挪到车尾部扶着车帮开始呕吐，吐尽了胃里的食物又呕出酸苦的胃液和胆汁，然后紧闭双眼，蜷缩着蹲在车厢的角落里……

到陇川农场时已是下午。当晚农场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在灯光昏暗的礼堂里，总场宣传队为我们表演了节目。有一个舞蹈是傣族舞，女演员们身着圆领、紧袖、斜襟、及腰的月白色短上衣，下身裹着浅绿色的筒裙。她们和着柔美的乐曲轻盈起舞，风摆杨柳般地扭动腰肢……我看得失神：“这不是孔雀舞吗？”上小学时曾看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时刀美兰表演的就是孔雀舞。她身着色彩斑斓下摆宽大的裙子，好像华贵的仙女。眼前的“孔雀”又有不同，不假雕饰，天然动人。想到人们常说人杰地灵，我在那一刻便确信：陇川一定有孔雀！否则，她们如何能把孔雀表现得这样出神入化。

第二天，我们来自北京两所中学的二十几个知青被分到了弄巴分场十四队。十四队是水稻队，不到一百个职工担负着1200 亩水稻田的耕作任务。可能是生产条件差和工作艰苦，它是有名的“老大难队”。5 月份正是载秧季节，阳光泼洒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里，像镜子反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远近时时传来清脆的甩鞭声，灰铁皮颜色的水牛在吆喝之下不情愿地在泥田里挪动着笨重的身躯。田里，新栽的秧苗齐齐排列水面，嫩绿随着微风摆动，涌出一波一波的绿浪。在田里插秧的“婆娘们”直起腰，弯臂抹去脸上的汗水，斗笠下闪出好奇的目光，有的还冲着我们微笑并挥舞手中的秧苗。她们都是我“再教育”的老师。后来跟着她们我学会了拔秧、插秧、薅草、割稻、打谷子、挑草、挑粪、赶牛车和种菜等等。我在这仍靠原始耕种的广阔天地里努力地脱胎换骨，饱经了功苦食淡的历练。

至于孔雀，安顿下来后才知道：陇川地势高，冬季气温低，有霜冻，而孔雀是脚最怕冷的一种鸟，因此陇川不适合孔雀生存，只有在西双版纳才能见到孔雀。当时的失落自是不言而喻。后来又得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首歌儿竟出自德宏州，这歌词对我简直是“误导”。

调入宣传队——生来第一次“搞文艺”

农忙过后，分场从各连队抽调人组建文艺宣传队，不知怎么就挑上了我和弟弟建平。日记本上记着：“……明天就要去分场了，正像葛运彦和王队长他们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明天到了分场要有个好的开端、新的精神面貌。”

两个多月的宣传队生活是我生来第一次“搞文艺”，而且是“全脱产”。我从没有经过唱歌和舞蹈训练，也不清楚到了宣传队我能做什么。起初，仅是一种几个月来习惯了的、对派给我的又一项任务的默默服从，后来，渐渐地生出一种向往，潜意识里那扇几乎被关闭了的门悄悄地打开，这是一直埋藏在我心底的对孔雀的梦恋。

抽调到分场宣传队的有好几个北京知青。十九队的王炳秀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有很好的舞蹈底子的人，她成了队里又编又跳的台柱子。除了北京知青外，其他几个本地的女孩儿都曾经是分场宣传队的骨干，看她们那举手投足的“范儿”就知道个个是行家里手。我脸皮儿薄，但骨子里要强。当时一咬牙一横心，心想反正大家都是初识，彼此不明底细，只要壮着胆子练就能闯过去。但这终究不是走过场，而是要上场，到开始排练就叫劲了：手臂僵硬，端肩含胸，腿打颤，膝发软，四肢不听使唤、脚踩不上点儿、越乱越慌、越慌越记不住动作，此时才深深地感到学跳舞比学插秧难多了。可是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心里很怕被退回队里去，因为那不仅要丢面子，还会在政治表现上留下不好的记录。只好硬着头皮，走一步算一步。才疏难有大志，自己半路出家，不敢奢望修成正果了。

这个宣传队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是争风吃醋的染缸。17个人虽然个性不同，但是都非常友善达理。学跳舞带给我的精神压力没过多久就消失了。我用学习插秧技术的劲头儿开始认真地、近于执着地投入排练。小褚（褚丽芬）是本地老职工的孩子，岁数跟我差不多，大家叫她“小褚”，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小褚”。小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圆圆脸上眯眯笑眼，透着聪明和淡定。排练时我总爱站在小褚的背后，步步紧跟，模仿她的动作。自由练习时，小褚常不厌其烦地帮我纠正动作，有时我动作不协调显得滑稽，把她逗得忍不住捂着嘴乐，这时我们会笑成一团儿。慢慢地我开始走入“正道儿”，从单纯模仿进步到对动作有所感悟，明白了舞蹈的美就在于把一个个的造型连接起来，连接得越是连贯自然、一气呵成，就越美。我曾着迷地学习过老职工那近于律动跳跃、从容不迫而保持协调的栽秧动作，觉得有美感。不过，学习插秧与学习舞蹈毕竟不同，虽然都是熟能生巧，但是谁也不会在腰酸背疼的栽秧中因为技巧提高了就非常享受那样的重复动作，而舞蹈在表演的过程中不仅能给别人带来美感，也能给自己带来巧而升华的感悟。虽然我还不知是否能感动观众，但自己已先小有了所得之乐。我学会了藏族舞——《金珠玛米，亚古都》， 还学了一个新疆舞和几个跑龙套似的穿场和陪衬性的集体舞。那次的全部节目中没有孔雀舞。不过，小褚私下里教过我几个孔雀舞的基本动作，仅是那个最基本的“绕腕儿”的动作就已让我望而却步了。此时我已经很有自知之明：别说跳孔雀舞，就是最基本的舞蹈技巧对我来说也是汲深绠短，太难掌握了。

我们宣传队的乐队一共只有5个人，4个本地人：小彭（彭伋生）吹笛子，老余 (余长留，已故) 和老段（段金朴）拉二胡，老钟（钟德寿）拉中胡，加上我弟弟建平敲锣打鼓。乐队和舞蹈队要先分别练习，待各自熟练了再凑到一起合练。由于没有指挥，乐队的伴奏常会违反预期地忽慢忽快。音乐一慢，我的动作就要跟着变慢；它突然快了，我的脚下就得紧捣几步跟上。逢到演奏失了节奏，我们几个人的动作就会变得七上八下。经过反复的耐心磨合，我们终于能够协调一致了。

亮相登场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到分场下属的6 个生产队巡回演出。去之前，先要隆重彩排，要像正式演出一样化妆和穿上演出服。不同的是，台下的观众是分场领导，节目要经过他们审查才能最后通过。化妆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从小到大往脸上抹过的东西就是雪花膏。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还改掉了每次洗脸洗手后抹油的习惯。记得家里的雪花膏也从“万紫千红”牌的改成了不那么香的“友谊”牌。到了云南后，也就不再用雪花膏。第一次化妆是“赵琴”帮我的，她是本地人，岁数比我大，她身材丰满，略微发胖，但是舞跳得很棒。其实她姓顾，叫兆芹，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建平才告诉我她姓顾不姓赵。画舞台妆的程序很多，包括抹底油、上底色、打腮红、描眉毛、画眼线、涂鼻影儿、扑粉定装、再描眉、再画眼线，最后涂口红，后来在团宣传队里又学会了涂口红后还要勾画唇线。底色是把分装在像牙膏筒里的红黄两色膏状油彩挤到一个小饭碗里，按比例调好后供全队人用。底色由兆芹统一调制，有时她少放了点儿红色，于是全体演员的脸就都发黄；下一次她多放了点儿红色，全体演员的脸就都泛红了，反正不管什么色儿，它总能保证全队的人脸色统一。画好了妆后一照镜子，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想不到化妆能把人变个样子。再看其他人，也都是个个浓眉大眼高鼻梁儿，猛一看都分不出谁是谁了。由于打腮红是每个人自己根据自己的脸型由自己作主，化妆水平的高低就显出来了。打腮红是把少量的红油彩用手掌的掌内侧面均匀地拍到上好了底色的脸上，要打得有层次且过渡均匀。技术高的能把高颧骨变平了、把扁脸变得有立体感了、把长脸变圆了、把宽脸变窄了……技术差的就会自己把自己弄得很滑稽，最让人忍俊不禁的就是有人明明脸儿涂得像个猴屁股，自己却毫不知情，仍很认真地摆出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造型。

彩排很成功，节目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赞扬，之后我们就出发巡回。完成了所有各队的演出后，宣传队就解散了，队员们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和弟弟建平又回到了十四队。

分场宣传队生活给我留下的多是美好的记忆。短短两个月里，我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第一次”，不仅有台上的，还有台下的。两个月中好像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刺激我不断地学习和探索。直到结束了这段生活回到生产队后，那种积极正面的情绪仍然处于“保鲜期”。这次我在队里只呆了两个多月，就被通知调到新组建的团宣传队去，我二话没说，高高兴兴地去了。

我们表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

比起临时的分场宣传队，团宣传队就专业多了，队员是从各营连宣传队调来的尖子，很多人身怀绝技，水平过人。我没有绝技，也不是尖子，心里明白：人家要我，是看重了爹妈给我的外形条件，那时候宣传队的主要节目少不了“忆苦思甜”、“革命传统教育”，我比较瘦小，适合演什么小女儿、小孙女、小学生之类，我的角色能把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陪衬得更悲惨，把新社会的贫下中农和老工人衬托得更高大，还能把兵团领导烘托得更英明正确。那时的我演此类角色已经有些经验了，是在分场宣传队时练出来的：分场宣传队的节目中有一个小“对口剧”，我演“孙女”， 我们十四队的湖南“老”知青唐（唐柏生）大哥演我的“爷爷”。我原以为宣传队就是唱歌跳舞，不知道还有这类表演，更没有料到这么艰巨的革命任务会落到我头上。自此，每晚绰约多姿的舞蹈梦就变成了要喊一位与我毫无干系的人为“爷爷”的噩梦。我本来没有表演欲，只是由于不知深浅，让模模糊糊的孔雀舞之梦带入“歧途”。我的日记本里记录了不少当时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的纠结，也记录下了最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后来不知是谁把建平也推荐到团宣传队。他那时刚过了16岁生日，还未成年，在宣传队里肯定也是演“小字辈儿”了。就这样我俩远离了父母，却在这遥远的边疆不光有了“爹娘”还有了“爷爷奶奶”。其实，真正帮助我克服了心理障碍的，还是那第一次彩排。浓厚的彩妆掩去了我的“自我”，台词早已背熟，舞台灯光令人兴奋，再看同样化了浓妆、嘴上沾着白胡子的唐大哥，在错觉里他真的成了“爷爷”。上台前曾有人指点我说，就把台下的人当成一棵棵的“老烂巴菜”就不怯场了，但是真正表演时并没用上，我既没怯场也没晕场，而是戴着“面具”，几乎超常发挥地进入了角色。以后的六七场演出就越演越顺了。

新组建的团宣传队演员以北京知青为主，乐队以本地人为主。乐队非常气派，有扬琴、手风琴、小提琴、小号、长号、圆号、单簧管、长笛、笛子、二胡、京胡、月琴、大鼓、大镲、小鼓、小镲、大锣、小锣等等。乐队齐奏时声势壮阔，绕梁三日，相当扰民，于是宣传队就从团部搬到了试验站。团宣传队是连队编制，有专门负责政治思想的指导员，换过几任，都是现役军人。队长是北京知青毛跃进(已故)，比我们岁数都大，大家都叫他“老毛”。他身材魁梧、方头大脸、络腮胡子，他眼睛不大但特会拿眼光“照”人，每当他一吹哨或在门外喊一声“集合啦”，队员们就都像兔子出笼一样地从各自的屋里窜出来，麻利儿地排成两队，谁迟到了就会受到严厉批评。有一次我为了找鞋迟到了，站在队里怯怯地看着他用他那特有的眼光“照”过来，等着他骂，但他没有骂。

宣传队按部队作息时间安排生活，一切军事化，要求很严格，除了吃饭、睡觉、学习，就是练功、排练新节目和复习保留节目。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集体练功( 与分场宣传队不同)，而且都是按照专业的标准来踢腿、下腰、压腿、开胯、开肩……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马虎。我们个个都较着劲儿，谁也不甘落后，一个赛一个地猛踢腿、强下腰、硬压腿和楞开胯，最后，竟练得个个都能够劈叉下腰，一抬腿一人高，台上身轻如燕，台下神气活现。那时候，全国所有的文艺团体以能演八个样板戏为标准，使京剧得到空前的普及，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能扯着嗓子甩个腔儿，只要台上一开唱，台下就齐声附和。相比之下，陇川这里是西南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内地那么强的政治风气，所以我们的节目以小歌舞、小舞台剧为主，种类还不少。我在团宣传队学唱了云南花灯，四川清音，还学会了秧歌舞、红绸舞、腰鼓舞、藏族舞、朝鲜舞、景颇族舞、还有傣族孔雀舞。孔雀舞的手型非常独特，动时要绕腕灵活，定时腕关节和掌指关节要“反张”，“反张”的角度越大手型越好看。北京知青左方跳孔雀舞最标准，她那欲收又放、将动即止、举重若轻、妩媚清纯的劲儿很难拿。左方告诉我要练成好看的手型要向反方向掰手指头，把手指掰得越软、越翘越好看，所以我没事儿就掰我的手指头。

在昆明执行接待四川知青任务的7 个月里，为了上档次赶时髦，我们也学习和表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第一场。团里特批从北京给我们买了芭蕾舞鞋，以后的练功中又特意加上了基本功压脚面，如果不把脚面压得与小腿胫骨成一条直线的话，就不能踮着脚尖站起来。我得到跳“窗花儿舞”领舞的任务，最难的动作是“挥鞭转”， 要求左脚尖着地右腿摆动原地旋转二十多圈。我没有那么高的功夫和旋转力量，就减成了转十圈，每转一圈，右脚点一下地。为了练好这一段，我的大脚趾趾甲盖儿都磨掉了，只能用棉花纱布裹上再练，直练到脚趾麻木。看着血糊糊的、秃秃的大脚趾头，我想，没有趾甲了，今后也甭穿凉鞋了。几个月后，眼瞅着它又慢慢长出来了，这时候再穿那鞋头硬邦邦的芭蕾鞋，脚就一点儿也不痛了。回想起来，我们那时仅仅知道点儿舞蹈功夫的皮毛，就敢闯芭蕾舞这舞蹈艺术中最高的殿堂，胆子也算够大。到了十八九岁才开始这些挑战身体极限的舞蹈训练，而且还那么拼命，我没有落下什么残疾也很万幸。

提起宣传队的北京知青，不能不说左方。左方是团宣传队的元老，虽然她的年龄跟我一样大，可觉得她像是大姐。左方是宣传队里大家公认的怀才抱艺之人。她集跳舞、编舞、编剧、导演、写歌词、刻钢板、印歌片儿、设计布景、做服装道具等多项职任为一身。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她竟然从没有耽误过练功、排练和学习。她是怎么挤出时间来完成那么多工作的？我和她不住同一宿舍，但是可以想见：她一定睡得比别人都晚、而起得又比别人都早。从1970 年7 月到1971 年10 月是宣传队的黄金时期，我们高质量的节目曾代表师部在昆明和楚雄先后接待了25 批四川知青，有好多节目是现编现排现演。记得那时台前幕后最忙的就是左方。去年年底，我先生回北京探亲，给我带回了两本散发着霉气、遍布霉斑的红色塑料皮日记本，它们记录了我从1969 年到1973 年9 月在云南生活的心路历程。在我离开北京后，家里经过了6 次搬家，这些日记本居然保存下来了。前几天为了写有关云南的故事，我想起来翻看日记，从其中一个本儿的封皮夹袋里，发现一张已经发黄变脆的纸，上面写着：“《学习杨福英》——女声弹唱，十团宣传队创”。这不是当年的歌片儿吗？看着那熟悉的一行行娟秀的小字，脑海里闪现出画面：左方坐着小马扎，以床代桌，垫着钢板在纸上刻着剧本，嚓嚓嚓嚓，行行小字落在蜡纸上……左方就是这样“青灯黄卷”( 不是看而是写) 地熬夜，又曾经牺牲了多少午睡而赶着为下午的排练做准备……左方为宣传队倾注的心血和努力超过他人。

老曾（曾宪章）是宣传队的重要人物。虽然不占宣传队的编制( 是团部医院的医生)，但他是宣传队元老中的元老。都说他特会做人的思想工作，兼具治身和疗心的能力。逢到宣传队里出了什么事儿，领导就会把这块压山石搬来帮助解决。新组建的团宣传队要排《收租院》，他扮演一个受尽欺压、对地主有深仇大恨的老雇农，我扮演他的孙女。平常排练时他不来，到了快接近正式演出时他才出现。没见过他背台词，每一次演出时他说的台词都不一样，但意思差不离。而我背台词是一字都不敢错的。现在想起40 年前他可能也就三十多岁，可看似饱经风霜，也不知是因为长相老成才总演老头儿、还是因为总演老头儿把他“演”老了，反正他演老头儿不用化妆。宣传队里别人都说，“老曾那双眼睛特厉害，有了错儿，最怕跟他对眼睛（他拿眼睛瞪你）。”我觉得当他真要教训你的时候，他的眼光倒不是咄咄逼人的，但是能让你记住。记得有一次演出结束后，大家争先恐后地收拾道具，打扫舞台。我拿着把扫帚左一下右一下漫不经心地扫着，还沉浸在演出后的回味当中，肚子也开始叫了，想着扫完了去吃夜餐。“小艾!”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老曾，不知他什么时候、从哪儿冒出来的。“回头看看你扫过的地，自己满意吗？……”我看见红土台子上面横一道竖一道的扫帚印，印迹间还留着枯枝、树叶。“做事情都会留下印迹的，认真做会留下好的记录，不认真做就留下不好的记录……”他慢悠悠地说。我在舞台上跟他对戏时看惯了他的横眉怒目，而这时他的目光是沉沉的、静静的。我记住了这沉静的目光。它伴随着我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又伴随着我走进救死扶伤的行业。而今海天万里，但当我面对病人时，还会感到那种目光在注视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