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作者在加拿大又一次跳起了孔雀舞

兴怀的忘乎所以弄得与我同行的儿子不明所以：这些早已为人父母的长辈儿都怎么了？昆明的知青朋友刘筱明 还用鼻音浓重的昆明话笑说我们是一群老孔雀，云南人用“老孔雀”来形容人老心不老或“老来俏”。

我们一起重走了36 年前走过的路。山依旧温，水依旧软。我们共同忆起曾经的事儿和人，提到宣传队旧人中有两位已经过世，不免有了物是人非的惋惜和悲凉。

试验站是我们曾生活过的地方。当年我们住过的排房已经变了样。门前的走廊都打了隔断，屋檐下挂着串成串儿的苞谷棒子，门前窗下堆放着破旧的耕具、手推车、旧铁皮水桶，还有一个破口裂纹的老泡菜坛子。我站在当年曾住过的屋前发呆，这时门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老职工。我们忙上前打招呼，她告诉我们，她是湖南老知青，上世纪60 年代初来到农场的，现在就住在我曾住过的那间屋子里。

她说：前几年她借了4万元( 或是10 万元，没有听清) 买下了这间屋。说到借的钱快还完了，她的脸上露出笑容。看着那黝黑的面孔，我想：她也曾像我们当年一样年轻过、也曾像我们一样远离父母到这里屯垦戍边、也曾像我们一样把青春给了这片红土地；过了不惑之年，又过了知天命年，当年的北京知青已经没有一个留在这里了，而她却还在。如今她已进入耳顺之年，我想她会继续生活在这里，因为她已经买下了我曾经住过的、但已经永远离开了的屋子。

她慢慢地说，我静静地听，没有“青春无悔”的豪言壮语，她淡淡的眼神中露出的是什么? 我们的来访不会扰乱她的平静吧？

面对这位前辈知青，使我感到命运给人的安排难称公平。同样是没有选择，但我比许多不幸的人都幸运。在当年如此闭塞的边陲，宣传队的生活给了我精神寄托，